年轮
考古发掘的专家们在对柯冲古窑遗址地层分组的基础上，划分出遗迹所属期别。并根据各期器物的特征，推断其烧造年代。亦如勾画岁月年轮，理清来龙去脉。
柯冲古窑遗址资料是通过正式考古发掘所获得，地层叠压关系十分清楚，遗物出土层位关系也很明确。因此，分期便以地层关系为基础，以出土遗物的类型为依据，进行分析。
首先从地层分组来看，柯冲古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分为龙窑窑炉区和作坊区两个部分，二者相距约为25米。由于二者之间的连接部分没有被发掘，所以这两个发掘区地层不能够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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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窑窑炉之上的堆积和作坊区的堆积，都是在遗址废弃之后形成，其中窑炉基址上的堆积是在窑炉塌陷后，由于水流冲击作用，窑炉两侧隆起的废品堆积向中间凹陷部分汇积而成。作坊区所在的山麓平地属于剥蚀地形，没有因为水流作用或其他原因形成晚期堆积，发掘前该区为农业用地，其地表堆积已受到人为扰动，在晚期作坊使用时期，还曾大量搬运早期堆积铺垫道路、活动面和工作面，致使在这两个区域文化层堆积的包含物之中，既有瓷窑早期遗物，也有晚期遗物。为保留晚期遗迹，这次考古发掘只揭露了晚期遗迹上面的堆积，因此已揭露的文化层薄而单纯，也不能作为分期依据。
在龙窑窑炉的北侧，是隆起的废品和残碎窑具堆积，包含物非常丰富，且文化层没有受到什么扰动，代表了柯冲古窑从创烧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对文化层的分组和分期便以此为依据，将整个发掘区的遗迹和遗物进行一番梳理和分类归纳。
龙窑发掘区共布下探方20个，探沟4道，其中在窑炉上面布方16个，龙窑北侧废品堆积上布方4个，探沟4条。各探方均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为标准，分为若干层。窑头部位因位于山脚处，堆积较厚，而其余探方堆积都较薄，一般为3—4层，窑尾位于山顶，由于长年水流剥蚀作用，其堆积已非常薄，窑尾局部甚至已裸露于地表，窑旁废品堆积较厚，但由于废品堆积结构非常疏松，在清理过程中经常发生塌方现象，很难发掘到底，发掘到底的南半部仅深达3.4米，故只能分为11层。
通过对出土资料的整理表明，不同探方中有些地层出土的遗物相同，因此地层的分组便从遗物入手。凡出土遗物的类型相同或绝大多数相同，合为一组，反之则另分一组。按照这个原则，窑炉上面探方、作坊区的探方及探沟不参加分组，废品堆积区4个探方的地层分为三组。由所划分的三组地层，从各探方的叠压顺序可以得知，第一组为最早，以下两组依序次之。各地层组出土的主要器物之间产生，有着共存与演变的关系。三组器物在器物组合及类别、型式的增减，器型的演变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发展变化，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发展序列，代表着柯冲古窑的三个发展阶段，亦即三个期别。
按照遗迹与地层叠压关系及各单位出土遗物的分期结果，将发掘中已清理的遗迹归入相应的期别。根据柯冲古窑遗址发掘所获地层关系及分期结果，分析归纳各期器物特征，结合地层中出土的铜钱等物，与其他本身有着明确纪年或从纪年墓葬中出土的青白瓷器及相关材料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推断各期所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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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五代时期
这一期文化层出土遗物较少，瓷器均为青白釉，以碗、盏为主，另有少量执壶、平底碟、花口碟及水盂等。碗、盏类器物器内满釉，器外施半釉，下腹及圈足露胎。青白釉釉面光亮，釉色也较纯正，少数稍偏黄。
总体来说，瓷釉的釉色比较偏白，甚至有一部分器物的釉色与白瓷没有任何差别，且胎体较薄，胎色较白，烧结致密。瓷器以匣钵装烧，一钵一器，用垫具垫在器物底部，使器物与匣钵间隔开来，垫具以垫饼为主，也有少量垫圈出土。
这一期出土的盏，与江苏南京南唐二陵出土的盏，器型完全相一致；出土的碗、盒，与江苏连云港市五代墓中出土的大瓷碗、盒等十分相似；出土的瓷盘也与安徽青阳县南唐砖室墓出土的瓷盘相同。
联系到1996年发掘出土的骆冲窑器物具有大平底、花口、翻沿或折沿、腹部出筋等特征，并使用支钉或泥条垫圈支烧，这些都是典型的五代特征，柯冲古窑一期器物的盏、花口盘与骆冲窑同类器物相似，由此推断本期年代应为五代时期。
第二期：北宋早期
这一期的文化层出土器型比第一期稍多，出土器物有碗、盏、圈足碟、水盂等。出土的瓷器均为青白瓷，有部分瓷釉色偏黄或偏白，与第一期相比，部分瓷釉出现微偏青现象。瓷胎变化不大，胎色出现微泛青现象，碗类叠唇减薄，内平底增大，底径大于圈足直径，底腹相交处折棱变得较为平缓。圈足内壁有较直者，也有外斜者，盏叠唇横剖面多呈半圆形，最厚处在叠唇中间的位置，内圜底，矮圈足。执壶瘦鼓腹，盘口，矮圈足，足内外壁皆外斜，喇叭口，颈部细长，矮圈足外壁变直。温碗腹壁陡直，内底大而平，圈足高深，施釉近圈足。水盂的领稍高，溜肩近折。
这一期的瓷器仍用匣钵装烧，一器一钵，但器物与匣钵之间的间隔具已不见垫圈，全部使用垫饼。
这一期出土的水盂，与江西九江市出土的北宋咸平五年水盂器型相一致，其余碗、盏等也都是北宋早期常见的器型。由此可见，这一期文化层的年代应属于北宋早期。
第三期：北宋中期及其以后
这一期文化层的分布面积最广，出土的器物最多，器类也最为丰富。器物仍以碗类为主，叠唇盏渐减少，尖唇盏渐增多。出土器物包括敞口碗、侈口碗、执壶及各类碟、盘、水盂等。同时这一期的器物有明显变化，碗类中的敞口碗，叠唇渐薄而近于消失，到了最末期这种碗已消失不见。新出现的碗腹壁较直，内圜底大，底周有一道弦纹，圈足较高。这种大圜底碗自出现后逐渐增多，同时唇沿也渐变薄，腹壁变直，足内壁多外斜，少量较直。唇盏多圆唇，少量平唇呈倒三角状，最大厚度近上缘。尖唇盏斜腹，内小平底，矮圈足；尖唇折沿盏唇沿外折，斜弧腹，圈足较高。碟类均为尖唇斜壁，浅腹平底。水盂领较高，肩变斜折。
这一期出土的碟、盏，分别与近处的繁昌县老坝冲北宋中晚期墓、繁昌县凤形村北宋中期晚段墓出土的同类器物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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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出土的北宋仁宗时期“嘉祐元宝”铜钱一枚，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本期为北宋中期堆积。
这一期的器物青白釉釉色变化比较大，绝大多数器物釉色偏青。到了这一期的后段，部分器物釉色甚至接近青瓷釉。除釉色外，器物胎质与胎色也有较大变化，胎质变得较为粗糙，原料加工也明显不如前两期精细。在器物露胎处有很多较粗颗粒，随着修坯刀的旋转向上翻起，胎色比第二期更为偏青，有些瓷胎已完全不显白色。制作上也不如先前规整，圈足中心不再修整平坦，往往形成一凸起，足脊修整也较为随意，很多器物圈足壁有许多豁口。
这一期的后段，烧制工艺出现较大变化，已经开始用垫砂代替垫饼作为间隔具，很多器物底部粘有烧结砂粒。
“瓷复瓷兮”，本是宋代诗人陶羽《古歌赠岩主喜公》诗中一段佳美的诗句，意思是说瓷器非常地多，覆盖了一层又一层，多的都数不清，寄寓诗人对未来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同样如此，当我们面对着一层又一层精美的青白瓷器具，厚重的文化积淀，该是感到多么骄傲与自豪，乃至崇敬、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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