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喊到“肖祥”的名字时，我正要站起来解释。
组织部长郑盛突然抬手，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那头传来肖祥的声音：“郑部长，纪委的谈话还没结束，走不开……”郑盛挂了电话，看向我：“那就你来吧。”我手心全是汗，根本不知道这是中央党校名额推荐会。
三天后，肖祥砸碎了家里的茶杯。
因为这个名额，他收了人家三十万。
01
我叫陈长明，在镇上当了十八年农业办副主任。
十八年，同一个办公室，同一张桌子，连桌角被烟头烫出的疤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同事走了一茬又一茬，最年轻的都调去了县里，唯独我像颗钉子钉在这儿。
不是不想走，是没那个本事。
我这个人嘴笨，不会来事。
别人开会能讲半小时，我三分钟就词穷。
领导来视察，别人抢着往前凑，我就往后缩。
肖祥副镇长说得对，我就是个“踏实干活的人”。
这话听着像夸人，但杨心悦不这么想。
她是镇小学的语文老师，长得不算漂亮，但利索能干。当年嫁给我的时候，她娘家人都不同意，说她一个老师嫁个乡镇干部，图啥？她说图我老实。
可再老实的人，也架不住十八年不挪窝。
那天早上，我正蹲在院子里刷牙，杨心悦在厨房里剁馅，刀落得特别重。
“财政所的老张，比你晚来五年，都调去县财政局当副局长了。”她的声音从厨房里飘出来，不咸不淡的。
我漱了口，擦了嘴，没接话。
“你那个同学郑盛，现在都是县委组织部长了，你还在镇里转悠。”她端着盆出来倒水，“人家当年还不如你呢。”
我说：“各人有各人的命。”
杨心悦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说不上来什么滋味，好像失望，又好像早就习惯了。
“吃饭吧。”她把包子端上桌，再没说话。
八点差一刻，我推着自行车出了门。
镇政府的院子不大，一栋三层的旧楼，墙皮掉了几块也没人管。
我锁好车，上楼，路过肖副镇长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
“哎哟，老兄，这事儿我真没办法，纪委那边盯着呢。”他看见我进来，冲我招招手。
我站在门口等他挂电话。
肖祥比我大不了几岁，去年提的副镇长。他这个人灵活，上面有人，在镇里混得开。平时对我还算客气，但这种客气是上级对下级的客气。
“长明，来，坐。”他挂了电话，递了根烟过来。
我接了烟，没点。
“今天有个会，你帮我去一下。”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递给我，“在县委党校，就是个例行学习会，走个过场就行。”
我接过通知单看了看，上面写着“全县基层干部理论学习会”，地点县委党校。
“我不太会讲话，万一……”我说。
“不用你讲话，”肖祥摆摆手，“你就坐那儿，听完了，散会，回来就行。我这边纪委约了谈话，走不开。”
我问：“几点？”
“上午十点。”
我看了一眼手表，八点半，骑车过去来得及。
“行。”我说。
肖祥拍了拍我的肩膀：“辛苦了啊长明。”
“没事。”
我转身准备走，他叫住我，又补了一句：“坐后面，别往前凑。”
我点了点头，出了门。
下楼推自行车的时候，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肖祥刚才打电话说“纪委盯着”，这个我信。但一个例行的学习会，他非要找人顶班吗？
算了，懒得想。
骑了二十分钟到县委党校，我找到二楼那个会议室。
门开着，里面稀稀拉拉坐了几十个人。
我看了一圈，最后排角落有个位置，正好符合肖祥的要求。
我坐过去，掏出笔记本，放在桌上。
这时候进来几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戴眼镜，穿着深色夹克。
我认出来了，郑盛，当年一起在镇里干过，后来调去县委组织部。
十几年没见，他瘦了不少，鬓角白了。
他走到台上，身后的人递给他一份名单。
“今天把大家叫来，不是例行的学习会。”郑盛看了一眼台下，“是为了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的事。”
我拿着笔的手停住了。
“省里给了我们县两个名额。”郑盛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很清楚，“组织部把推荐权下放到今天这个会，各位都可以自荐。”
屋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开始有人小声议论。
我手心开始冒汗。
02
推荐会进行得很正式。
郑盛先讲了中央党校这个班的意义，说这是县里难得的培养机会。
然后他让组织部的人宣读了推荐条件：副科级以上，从事实务工作五年以上，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
我都符合。
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来顶班的。
郑盛开始点名，让各个单位推荐的人选上台发言。
前面上去了七八个人，每个人都准备得很充分。
有的人手里拿着稿子，一字一句地念；有的人讲得慷慨激昂，说自己在基层如何如何辛苦。
我坐在后排角落，低着头假装记笔记。
郑盛又喊了下一个名字，台下很安静，没人应。他又喊了一遍：“肖祥，镇政府的肖祥同志到了没有？”
我懵了。
不是说不点名吗？不是说坐那听完就行吗？
全场的目光往我这个方向扫过来，因为通知单上写的座次就在这一片。我慢慢站起来，也不知道该不该应。
郑盛看着我，微微皱了皱眉。
“你不是肖祥。”他说。
“那个……”我的声音有点干，“肖镇长今天有事，让我来顶班。”
郑盛没说话。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然后当众拨了个号码。会议室很安静，我甚至能听见听筒里传来的嘟嘟声。
“喂？”
是肖祥的声音。
“郑部长？”他的语气明显慌了。
“肖镇长，今天的推荐会你没来？”郑盛的声音平平淡淡的。
“那个，我这边纪委的谈话还没结束，实在走不开，就让陈长明过去顶一下，他……”
郑盛打断了他：“那这个名额你怎么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肖祥的声音小了很多：“郑部长，我这边情况特殊，您看……”
“我知道了。”
郑盛挂了电话，把手机放进兜里，看着我说：“既然来了，那就坐吧。等会儿发言环节，你们农业办讲讲情况。”
我手脚发凉地坐回椅子上。
接下来的流程我没怎么听进去。前面的人还在发言，侃侃而谈，什么“基层治理现代化”，什么“乡村振兴抓手”，说得一套一套的。
等十几个推荐名额都走完了，郑盛说：“还有没有自荐的？在座的谁想发言都可以。”
没人动。
郑盛扫了一圈台下，目光落在我这边。
“农业办那位同志，你说说。”
我脑子嗡嗡响，站起来的时候膝盖磕了一下桌板。我整理了一下衣领，走到台前。
站在台上往下看，黑压压的一片脑袋。
我没拿稿子。
“我……我叫陈长明，在镇政府农业办干了十八年。”我说，“我不会讲什么大道理，我就说说我这些年做的事。”
我顿了顿，也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
“我管农业，说白了就是帮农民种地。前些年搞扶贫，我们镇上有几个村种反季节大棚，但技术跟不上，有的村民连滴灌都不会用。”
台下有人咳嗽了一声。
我咽了口唾沫，继续说：“我就去县农技站学，学会了回来教他们。第一个冬天，我们试种了四棚黄瓜。那个姓杨的老汉叫杨老憨，他儿子在外面打工，儿媳妇跑了，他一个人带着孙子。他说要是这茬黄瓜种不出来，他这年就不过了。”
我停住了，鼻子有点儿酸。
“那年冬天，我们四棚黄瓜挣了六万多块钱。杨老憨蹲在大棚边上哭。我问他哭啥，他说，陈主任，我儿子不用出去打工了。”
会议室很安静。
我低下头：“我讲完了。”
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我转身走回座位的时候，余光瞥见郑盛在笔记本上写了什么。
散会的时候，我夹着笔记本往外走，后背全是汗。
“陈长明。”
郑盛站在门口，叫住了我。
我停住脚，转过身。
“回头把你的工作履历补一份，送到组织部来。”他说得很随意，“来都来了，就试试吧。”
03
回到镇上已经快一点了。
我没回办公室，先去街边小面馆要了一碗面。面条端上来，我用筷子挑了两下就吃不下去了。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今天的事，想郑盛说的话。
“来都来了，就试试吧。”
什么意思？让我报名参加推荐？
我摇摇头，觉得自己想多了。全县几十个乡镇，几百个干部，怎么可能轮到我？
吃完面回到办公室，我给自己倒了杯茶，坐在桌前发呆。窗外有人在喊“老陈”，我没应。
快两点的时候，电话响了。
“陈长明同志吗？我是县委组织部干部科的小王。您今天下午方便的话，来组织部填个推荐表。”
我握着听筒没说话。
“喂？陈同志？”
“在，在的。”我说，“下午几点？”
“三点前都可以。”
挂了电话，我在办公室踱了好几圈。然后决定去一趟。
下午两点四十，我到了县委组织部。小王递给我一张表，让我填个人基本情况、工作经历、主要业绩。
我趴在桌子上一笔一画地写，字写得很慢。
正写着，门开了，郑盛走进来。
“填表呢？”他看了一眼。
“嗯。”我说。
“上午讲得不错。”郑盛在对面坐下来，“你们农业办工作实不实，我听你讲那几件事就听出来了。”
我说：“我就是干了些本分事。”
“就是本分事，现在没人愿意干了。”郑盛看着我，“你在镇里干了十八年，一直副科？”
“对。”
“有想过往上走吗？”
我心里一紧，没说话。
郑盛没再问，站起来说：“表填完直接交给小王。能不能上，看考评组的结果。”
我点了点头。
从组织部出来，天已经暗了。我骑着自行车往回走，心里空落落的。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离那个位置这么近，但又觉得握不住。
回到家，杨心悦正在厨房炒菜。我把公文包放在鞋柜上，她头也没回。
“今天开什么会了？”她问。
“县里一个推荐会。”我说。
“哦。”
“中央党校的名额。”
杨心悦手里的铲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炒：“跟你有关系吗？”
“郑盛让我填了推荐表。”
杨心悦转过身，看着我：“你说什么？”
“郑盛说让我试试。”
她的表情很奇怪，半信半疑的，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复杂。她放下铲子，擦了擦手：“那个名额，全县才几个？”
“两个。”
“那你想过没有，”她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
我说：“因为肖祥没去。”
杨心悦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我熟悉，是那种“你看吧”的表情：“你顶了他一次班，反而得了他的名额。”
我没接话。
三天后，推荐会的结果下来了。
组织部公示了推荐名单，两个名额，其中一个是我。
消息传到镇上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写材料。电话响了好几次，我都没接。后来隔壁的小刘推门进来，说：“陈主任，你出名了。”
“什么出名了？”
“你去参加那个推荐会的事，全镇都知道了。肖副镇长那会儿不在，是他老婆来闹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闹什么？”
“她说你抢了她老公的名额，要他给你说法。”
肖祥那时候还不知道推荐结果。他还在纪委那边接受谈话，只是每次谈完都能听见一些风声。
那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杨心悦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你怕什么？”她问。
“我怕这事儿办了，以后在镇上待不下去了。”
“那你就不办？”
我说：“我不知道。”
“你明天去见见肖祥。”杨心悦说，“把话说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肖祥办公室。他正坐在桌子后面，面前的烟灰缸满了。
“肖镇长。”我站在门口。
他没抬头：“来了？”
“那个推荐的事，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他笑了一下，把烟头摁灭，“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功夫才拿到那个名额？”
我摇头。
“算了，说这些没用。”他摆摆手，“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我转身要走，他叫住我。
“陈长明，”他说，“这事我不怪你，怪我自己让你去顶班。但你也别得意，那个位置不是那么好坐的。”
04
推荐后的第二周，县里组织了第一次考察。
考察组下来的时候，肖祥主动配合。但镇里的人都知道，他心里不痛快。那天下午我去食堂打饭，听见隔壁桌有人在议论。
“你说陈长明这人平时都没啥存在感，怎么突然就能去中央党校了？”
“运气好呗，肖副镇长让顶班，他顶出来了。”
“肖副镇长多亏，名额被抢了还不敢声张。”
我端着饭盒回办公室吃了两口，吃不下去。
晚上回家，我坐在院子里抽烟。杨心悦端了杯水出来，在我旁边坐下。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说，“这个名额是不是不该要。”
“为什么？”
“因为我都四十了，去了能学啥？学完了回来又能干啥？”
“你不是想调去县里吗？”
“就算调去了，又能怎样？我这人不会来事，到了上面也是干活的命。”
杨心悦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起身进屋，丢下一句：“随你吧，反正是你的名额。”
我叹了口气。
第二天一早，组织部通知我去谈话。到了郑盛的办公室，他正批文件，让我先坐。
他批完文件，抬起头：“你知道为什么选你吗？”
“因为你说的话是真的。”郑盛看着我，“现在基层干部，会说漂亮话的人太多，会干事的人太少。你讲的那几件事，我让人去核实过了，全是真的。”
我说：“我不说谎话。”
“这就是你的优势。”郑盛递给我一份文件，“中央党校的学习时间是三个月。回来之后，组织上会根据你的表现和考察结果，统筹安排工作。”他说得很正式，“陈长明同志，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的信任。”
我双手接过文件：“谢谢郑部长。”
“不过，我也要提醒你。”郑盛说，“你这次上来，有人心里不舒服。尤其是你们镇上的肖祥，这个人，你以后要多个心眼。”
我说：“他就是心里有气，过段时间就好了。”
“他不止是有气。”郑盛没再说什么，挥挥手让我走了。
从郑盛的办公室出来，我直接骑车回家。
杨心悦还没下班。我坐在客厅里，把那份文件看了好几遍。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那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杨心悦回来，看见摆在茶几上的文件，愣了一下。
她拿起来翻了翻，抬头看我：“真成了？”
我点头。
她放下文件，忽然哭了起来。我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你哭啥？”
“我哭你终于开窍了。”她抹了一把眼泪，“陈长明，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
我心里酸酸的：“我知道。”
她走过来，抱住我，声音很小：“别让人抢走了，也别自己放弃。”
离开镇上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全。
我没让杨心悦送，自己背着包走到车站。路过镇政府门口，听见拐角有人在说话。
“陈长明走了？”
“走了，去北京。”
“啧，肖祥要气死了。”
我没停脚，径直走进了车站。
05
北京的三月，还冷得要命。
中央党校的培训班在城西郊，从住宿到食堂到教室，一切都是规规矩矩的。我来报到的时候，前台递给我一张房卡和一份课程表。
培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大都是县处级干部或者后备干部。我这基层干部在里面，是最不起眼的。
开班的第一天，班主任让每个人自我介绍。轮到我，我站起来，只说了一句：“我叫陈长明，从县上来的，在基层干了十八年农业。”
屋里响了几声稀稀拉拉的掌声。
坐我旁边的是个东北人，姓孙，叫孙光远，在东北一个县当副县长。他为人豪爽，吃饭的时候端着碗坐我旁边。
“你是乡镇副职？”他问。
我点头：“就一副主任。”
“那咋来的？”
我说：“运气好。”
他也没多问，吃饭的时候跟我聊东聊西。聊完东北的冷，又聊北京的干，然后话锋一转：“兄弟，你听我一句，这个培训班不是白来的。”
我问：“什么意思？”
“往后每节课、每次讨论，都得好好表现。”他压低声音，“下面的人会看。”
我说：“我知道。”
“知道就好。”
培训班像一堵墙，把过去的一切暂时隔绝了。
每天早晨六点起床，跑步，吃饭，上课，讨论，写心得。
我没有手机依赖症，也没有应酬的烦恼，反而能静下心来。
我认真地听每一节课，记每一本笔记。有一次课上讲现代农业产业化，我听得特别认真，下课后追着教授问了半个小时。
孙光远在走廊里笑话我：“你这股劲留点回去跑官用。”
我说：“我不是那块料。”
他摇摇头：“你还挺有意思。”
那三个月，我活得像个学生。我不想别的，就想着把这三个月过完。但我不知道的是，离我一千多公里外，有个人时刻盯着我的消息。
肖祥在这三个月里，也没闲着。
他先是找了他那个在县城建局当局长的远房亲戚，想通过关系把推荐名额的事情搅黄。但推荐名单已经报到省里，县里也没法改，只得作罢。
他又找镇党委书记吕长兴，说陈长明去北京，镇里农业办的工作没人接。
吕长兴说：“我不是从小刘那里抽人顶上去了？”
肖祥脸色铁青。
他老婆王玉容问：“你这是何必呢？名额已经给了，你还要怎样？”
肖祥咬着牙，说：“我收了人家三十万。”
王玉容愣了。
“城建局老周他侄子，”肖祥说，“我跟他说好了，给他搞这个名额。老周的钱我都收了，现在名额没了，钱得退，人还得罪了。”
王玉容的脸白了：“三十万？”
“嗯。”
她气得浑身发抖：“你疯了？买卖名额是犯法的！”
“我知道！”肖祥吼道，“所以我退给他了！”
“那你还有啥好恨的？”
“那不是钱的问题。”肖祥沉下脸，“是面子。整个县城都知道我把名额搞丢给了自己下属，以后我在官场还有脸见人吗？”
王玉容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肖祥一个人喝了半瓶白酒。
06
培训结束回到县里，已经是六月了。
我刚到镇政府，就感觉气氛不对。以前跟我打招呼的同事，现在有意无意地避开我。连小刘也不像从前那样，有事没事来我办公室坐。
后来我才知道，肖祥在我走之后，在镇上放话：谁跟陈长明走得近，小心他以后的日子不好过。这话传出去以后，没人敢跟我走得太近了。
我也不在意。反正培训完了，我十有八九要调走。
但肖祥不这么想。他在我回来第二天，就找了一个年轻干部，让他去县纪委举报我。
举报内容很具体，说我前几年搞扶贫项目时，虚报了大棚数量和种植面积，从中套取了一笔扶贫资金。
县纪委收到举报，找我谈话。
我坐在纪委的谈话室里，对面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干部。
老的那个姓王，说话很客气：“陈长明同志，我们收到了关于你的一些反映，请你配合调查。”
我说：“好。”
他们的问题很详细。从大棚的数量到面积，从资金的来源到去向。
我说：“我从来没有虚报过大棚的亩数。你们可以去村里问。”
老王的脸色沉了沉：“我们在调查。”
我回办公室的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的。我知道自己没干过那些事，但万一有人故意做假证呢？
回到办公室，我打电话给杨心悦。
“纪委找我谈话了。”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为啥？”
“说我虚报扶贫项目，套钱。”
“你干过吗？”
“没有。”
“那就不用怕。”她说，“咱们不干那种事。”
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还是不安。肖祥既然出了这一招，肯定还有其他后手。
果然，三天后，纪委的一名副主任带着队伍去村里调查了。他们在村里待了两天，问了好几家种大棚的农户。
带路的是村主任老黄。
老黄这人实诚，直接跟纪委的人说：“陈主任没多报过一个大棚。他在的时候，每一笔钱的来去都有账可查。你要是查出问题，我老黄把脑袋给你当凳子坐。”
纪委的人查了一周，没查出任何问题。
但是但是，举报材料虽然假，但时间耽误了。原本定在七月份的提拔考察，因为这次调查，推迟了。
郑盛在电话里对我说：“陈长明，你得注意一下你们镇上的那个肖祥。他在背后查你。”
“你想怎么办？”
“我没什么办法，”我说，“我不跟他斗。”
郑盛沉默了一会儿：“你不需要跟他斗。你只要把工作干好，把结果做出来，他就拿你没办法。”
果然，两个月后，县政府对一批干部进行了岗位调整。
我被提为县农业局副局长。
命令下来的那天，我站在镇政府楼下的布告栏前，看着自己的名字贴在上面。心里百感交集。
杨心悦知道消息以后，在电话里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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