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红军长征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遵义会议文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资料、四渡赤水纪念馆战史资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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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贵州山区，一月底的寒夜。
赤水河在峡谷里奔涌咆哮，逼仄的河道把水声挤得又急又猛，拍打在礁石上的浪花在黑暗里发出白光。
河两岸的山头上，烽火忽明忽暗，那是几十万国民党大军收拢包围圈发出的信号。
那年，中央红军的处境已经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
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苏区开始，这支队伍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原本八万六千余人的队伍，经过湘江之战，短短几天减员过半，只剩三万余人。
弹药奇缺，粮食靠沿途征集，伤员在担架上被抬着走，连队番号打散了又重组，重组了又减员。
整支队伍的状态，像一根被反复拉扯快要断掉的绳子。
蒋介石调集了约四十万兵力——薛岳统率的中央军嫡系精锐、王家烈的黔军、潘文华的川军、孙渡的滇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收拢，电报一封接一封传进各路指挥部，措辞一律是"务必全歼"。
三万对四十万，这个比例，换算过来是一比十三。
更大的麻烦是，遵义会议刚刚结束不久，红军内部的领导层刚刚完成一次重大调整，新的指挥体系还没有完全磨合。
如何打、往哪走，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而红军接下来走出的那一步，让整个世界都看愣了。
三个多月，大小战役数十场，四次渡过赤水河，横跨川黔滇三省，红军在敌人的重兵夹缝里来回穿插，把四十万大军耍得晕头转向，最终从这张铁网里硬生生撕开一道口子，跳出重围，继续北上。
这段历史，后来被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进了《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
他用了一句评价——"长征史上最神奇光辉的篇章"。
美国西点军校、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德国柏林军事学院先后将四渡赤水列入教学研究案例。
1960年5月27日晚，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上海与伟人会面，称赞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堪比世界任何伟大战役，得到的回答却是："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一】命悬一线：遵义会议前后，队伍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
要真正搞清楚四渡赤水的含金量，得先知道出发时这支队伍的底细。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
主导这次失败的，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
博古是当时的中央总负责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的德国军事顾问，在他们主导下，红军被迫放弃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改行阵地防御，用血肉之躯去正面硬扛国民党军的堡垒推进战。
结果显而易见——打一仗少一批人，守一个地方丢一大片阵地，越打越被动。
中央苏区撑不住了，1934年10月，八万六千余人的队伍踏上战略大转移之路。
打算往哪走？当时计划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但蒋介石早就看穿了这条路线，提前在湘西方向布下重兵，专门等着。
结果，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湘江之战打响。
渡江几天，红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无数战士倒在湘江两岸，那几天湘江水是红的。
这场惨败，在红军内部激起了积压已久的怒火——上上下下，对原来那套指挥方式的不满，彻底爆发出来。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伟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
会议着重解决了军事问题：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伟人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参与决策。
会后，随着形势发展，由伟人、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军事小组逐步形成，实际承担军事领导工作。
这是一个过程，而非一次会议一步到位。
遵义会议是一次重要转折，但转折和脱险是两回事。
会议刚开完，蒋介石就收到了情报，立刻重新调兵布阵。
他调集了约148个团、共约四十万兵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压向遵义，计划把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地区。
此时，红军只有三万七千余人，而且包括大量伤员，弹药匮乏，补给断绝。
不走就是死。
党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驻在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的新根据地。
1935年1月19日，红一、三、五、九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进发——四渡赤水的大幕，由此拉开。
【二】一渡赤水：败仗里开出的第一步
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击溃黔军阻击，攻占土城。
北渡长江，是当时摆在眼前最明确的方向。
但1月26日，局势出现了变化：红一军团在黄陂洞、复兴场与尾追而来的川军章安平旅、达凤岗旅遭遇，红九军团在箭滩也与川军徐国瑄特遣支队接触，占领赤水县的计划受挫。
尾随红军的，是川军郭勋祺部。
1月27日，中央军委纵队抵达土城。
军委二局在行军途中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报，判断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约2个团——加起来不过六个团，数量不多，地形又有利于伏击。
中央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设伏，集中兵力围歼这部分追兵，然后再向北突破。
这个判断，出了错。
1月28日拂晓，红三、五军团从土城镇外水狮坝出发，对枫村坝、青杠坡川军阵地发起攻击。
打响之后才发现，郭勋祺部根本不是4个团，而是整整6个团一万余人，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
红五军团的部分阵地被突破，敌军一度推进到土城镇以东的白马山一带，逼近军委指挥所。
危急时刻，朱德总司令亲赴红三军团前线指挥作战，刘伯承参谋长亲临红五军团坐镇。
陈赓率干部团临危受命，协同红二师并肩出击，多次激战打退敌军进攻，夺回制高点营棚顶，把郭勋祺部逼退到枫村坝一带。
战斗打了一整天，歼敌约3000人，红军自身伤亡也高达4000余人。双方对峙，战局陷入僵持。
更糟糕的是，川军后续多个旅正在迅速赶来增援。一旦被合围，结果不堪设想。
1月28日晚，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
把最新的战场情报、各路敌军动向全部摆上桌，结论很清楚：继续打下去不行，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也不行——刘湘早已在长江沿线构筑了两道防线，川军部署了8个旅沿江把守，还动用了空军侦察和舰队游弋，根本冲不过去。
当机立断：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1月29日凌晨，红军主力分三路从元厚镇（猿猴场）、土城镇一带向西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县境内。
渡河完毕后，后卫部队烧毁了浮桥，郭勋祺部追到河边，只能远远看着。
这就是一渡赤水。
这一渡，从战术上说是被动的——情报失误，打了败仗，不得不走。
但从大局上说，渡河之后成功甩开了尾追之敌，争取到了重新部署的空间。
而且，土城之战虽然没有全歼郭勋祺部，却把川军的锐气打掉了相当一部分，郭勋祺部随即后撤十五华里，再不敢紧咬不放，让红军得以有序渡河转移。
进入川南之后，红军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继续在川南一带寻机北渡长江。
但情况依然不乐观。川军以8个旅沿长江布防，长江沿岸要道全部有重兵把守。
加上此时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拒不执行中央命令，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配合，川军得以把全部兵力用于堵截，北渡长江已无可能。
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式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境地区寻机展开新局面。
2月5日至9日，中央红军向云南扎西（今威信县）集结，并在威信县境内水田寨花房子、石坎大河滩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先后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
会议对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轻装上阵，减少了辎重负担，为接下来的高强度机动作战作了准备。
就在这段时间，一个战机悄然出现。
各路国民党军判断红军必然要在川南寻机北渡长江，纷纷从各方向川南集结：孙渡的滇军从南面逼近，潘文华的川军从北面堵截，薛岳的中央军从贵州方向跟进。
大家都往川南扑，贵州黔北的遵义一带，兵力骤然空虚。
黔军王家烈部在上次被红军打了之后，元气大伤，防守力量极为薄弱。
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窗口，而且不会开多久。
【三】二渡赤水：五天连下三城，打出长征以来最大胜仗
2月10日，中革军委作出决策：迅速东渡赤水，回师黔北，趁敌兵力空虚，进攻遵义地区。
红五军团的一个团被单独调往温水方向，佯作向南运动，制造红军主力仍在川南的假象，引开敌军视线。
2月11日，中央红军主力三个纵队从扎西出发，秘密向东疾进。
2月18日，红一军团前卫第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先抵达贵州太平渡渡口。
黔军对红军突然回兵毫无防备，两岸阵地被迅速控制。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红十二团（团长姚喆、政委钟赤兵）、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抵达二郎滩渡口，同样迅速渡河控制两岸。
至2月20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从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黔北。
这就是二渡赤水。
蒋介石接到消息，在日记里写下"匪向东窜乎"——他真的没搞明白红军要干什么。
川军三个旅慌忙从扎西向东追击，速度远远跟不上。
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第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攻占桐梓县城，桐梓守军溃退娄山关方向。
2月25日，娄山关战斗打响。
娄山关是黔北第一险关，两山对峙，关口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黔军第一旅旅长杜肇华率全旅及第15团死守关口，等候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援兵赶到。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下展开攻关。
红十三团在彭雪枫、李干辉率领下，与黔军在主峰点余山一带展开反复拉锯；红十二团正面强攻；红十一团远程奔袭板桥，切断黔军退路，让守军后路彻底断绝。
黔军防线动摇，在红三军团的猛攻下崩溃。
当晚，娄山关被攻克。
但这场战斗付出了代价——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2月27日于遵义城外实地侦察时被流弹击中牺牲。
邓萍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追随彭德怀多年，若能活到解放，至少也是大将军衔。
他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2月27日，红军在遵义城北的董公寺、飞来石一带击溃黔军三个团的阻击。
2月28日晨，红军再度攻占遵义城，控制城南老鸦山、红花岗一线制高点。
就在这时，蒋介石急调吴奇伟纵队第59师、第93师驰援遵义。
两个师越过乌江北上，轻装冒进，阵型拉散。
红军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兵力从左翼突击忠庄铺，直插吴奇伟纵队指挥部，打得敌军猝不及防，争相向南溃逃。
大批士兵涌到乌江边，混乱中浮桥被砍断，还没来得及过江的1800余名国军士兵和大批武器装备，全部落入红军手中。
从二渡赤水到二占遵义，前后五天。
红一团进桐梓、红三军团攻娄山关、两个军团会攻遵义城、追击吴奇伟纵队——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俘敌五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和弹药。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仗。
【四】峰回路转，风云再起——那道所有人都没有预见到的死门
遵义大捷之后，气氛变了一些。
士兵们有了一口气，粮食吃得饱了一些，缴获的弹药补充了枪膛。
但局势并没有因此宽松——蒋介石盯着战报，长时间沉默，然后在日记里写下了"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
他随即重新布阵。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亲自从汉口飞往重庆，向各路驻军发出电令："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
这道令，堵住了各路军阀阳奉阴违保存实力的后路，把所有人都捆在了他的指挥棒上。
他的部署是这样的：川军三个旅南下压向遵义；新调来的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推进；周浑元纵队主力三个师驻守仁怀、鲁班场一线；吴奇伟纵队残部从乌江以南重新北上；各路南北夹击，妄图把红军困死在遵义、鸭溪方向的狭小地带。
表面上看，包围圈又合拢了。
就在这时，四渡赤水的历史里藏着一段很少被详细讲述的内部风波。
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正式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伟人为前敌政治委员。
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被排除军事指挥之外以来，伟人第一次以正式名义公开直接掌握红军的指挥权。
名义上的权力落实了，但紧接着就来了一场硬仗，打出了一个让人难堪的结局。
3月15日下午，红军对鲁班场展开总攻，试图全歼周浑元纵队。
周浑元吸取了遵义被打惨的教训，把部队缩进碉堡，坚决不出来接战，依托工事死守。
红军进攻了一整天，久攻不克，当晚吴奇伟纵队抵达枫香坝驰援，川军郭勋祺部也进至两河口形成夹击之势。
中革军委下令撤出战斗，向茅台方向转移。
红军伤亡约1500余人，以失败收场。
两战，一胜一败。
那份外部的压力还没散，内部的质疑声又起来了。
林彪在这段时间的行军途中，也对伟人的战略意图表达了不理解，提出部队来回折腾、疲于奔命，认为应当换人指挥——这件事后来在会理会议上被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明确批评，但在当时，却是真实存在的压力。
鲁班场打了败仗，在茅台渡口，伟人重新盯着地图。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这句话透露的信息量，在当时没有几个人听懂。
3月16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及附近地区，由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担任全军渡河司令员及政委，搭建浮桥，三渡赤水，再度进入四川古蔺县境内。
这一次渡河，特意安排了白天进行，旗帜展开，动静闹得很大，摆出一副要在川南大展拳脚、继续北渡长江的架势。
国民党各路人马上当了，大批主力朝川南方向压过去。
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红军这一次终于要在川南安定下来的时候，伟人准备抛出的那一手，把整个战局扭转到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方向上去了。
后来世界各国军事学者把这段历史反复复盘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件让人无法用常规思维解释的事：
四渡赤水整个布局里最关键的那一步，恰恰是从一连串的败仗和危机里生长出来的——而那个胸有成竹的决策，是在外部包围最密、内部质疑最重的时刻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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