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张怡微自2019年开始便在创意写作（MFA）专业的课程中持续关注并组织学生讨论疾病书写的问题。师生们一起研读中外文学经典中的疾病与隐喻，并通过回溯自己的病痛、家人的病痛，来完成情感书写的训练。近年来，他们以工作坊、读书会、讲座等形式陆续讨论了阿尔兹海默病、自闭症、疼痛管理、养老照护、月经及辅助生殖等话题，并搭建起了与华山医院叙事医学的跨学科交叉合作。在被AI汹涌冲击的时代浪潮中，他们试图回到“身体”，关注我们不同于机器的身体感受、个人感受，并不断在疾病书写与叙事治疗的领域开拓与深耕。
“身体与疾痛”栏目将持续关注并分享他们在这一公共议题上的思考与讨论以及相关的主题书单。本组稿件来自“进食障碍与文学叙事”工作坊，进食障碍圆桌讨论的第三部分是医生和疾病研究者从病理学、心理学、营养学等角度对进食障碍的专业解读。
陈曦 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生、进食障碍研究者
我第一次真正脱离概念和书本接触进食障碍，是在大学毕业后因为机缘巧合留在纽约工作，于伊坎西奈山医学院的进食障碍诊疗中心做科研和临床工作。我所在的中心是纽约最大的进食障碍门诊，也因为纽约是世界上族裔最丰富的城市，我因此在这个领域遇到了许许多多拥有不一样文化背景的进食障碍患者。今年我从美国回来，到港大读书，也慢慢接触到了更多中国的病人。在这些年的经历当中，我常常看到也感受到文化深刻地烙印在进食障碍患者个体体验、表达痛苦的方式上，也烙印在社会如何理解和回应这些故事上。因此，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一些基于临床观察和研究的思考，特别是关于进食障碍叙事中的文化印记。
首先，我还想再花一点点时间，再和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进食障碍，也澄清一些大众传播中的误区。在最新版的DSM-5（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第五版）中，进食和喂食障碍是一个大类，就像焦虑症是一个大类而不是一个疾病一样，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所有进食障碍包括一些核心的、在进食方面的特征——持续在进食或进食相关的行为存在障碍/失调，导致食物的摄入或吸收出现障碍，并严重损害身体健康或社会心理功能。其中，在分类上包括了异食症（PICA）、反刍障碍（RD），回避性/限制性进食障碍（ARFID），神经性厌食症（AN）、神经性贪食症（BN），暴食症（BED），还有其他一些例如夜食症（NES）等。其中，大众讨论最多的是神经性厌食症（AN）和神经性贪食症（BN），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者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共同特征，就是患者有强烈的身材与体重焦虑，且这二者在其自我评价体系中非常重要。虽然DSM-5或ICD-11这些诊断手册提供了很好的诊断区分和症状说明，但是我们也需要避免陷入《像我们一样疯狂》中描述的精神疾病定义与治疗的“被输出”。诊断标准是一个参考，而对患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真实的体验和感受。下面，我列举了一些关于进食障碍常见的大众误区，也可以帮助避免一些在叙事和文学创作当中出现的问题。
1.厌食症患者真的是“讨厌食物”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重要的误区。实际上，许多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内心对食物充满了矛盾和强烈的关注，甚至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研究食谱、为他人准备食物。他们的限制行为往往源于对体重增加的极端恐惧、对体型的扭曲认知以及对控制的强烈需求，而非“讨厌”食物本身。可以说“厌”这个词指向的并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在他们心里与食物联系在一起的种种后果。
2.抑郁症患者长期食欲不振、失去胃口是得了厌食症吗？这是区分症状与诊断的关键误区。我仍然记得上一周我实验室的本科生和我分享她对进食障碍感兴趣的理由是因为她有个朋友好像有厌食症。当我问她这位朋友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因为长期的抑郁而毫无食欲、吃不下饭。我当时就和她说，这不是厌食症，这大概是抑郁症带来的反应。食欲下降确实是抑郁症的常见症状之一，但这与神经性厌食症是不同的。厌食症的核心特征是对体重和体型的过度关注和恐惧，以及为此采取的特定行为（如严格限制摄入、过度运动等）。而抑郁症的食欲不振通常与情绪低落、快感缺失等核心症状相关，缺乏厌食症特有的对“胖”的恐惧和体像障碍。混淆两者可能导致误诊和不恰当的干预。
3.厌食症患者不会出现暴食的情况吗？这是一个关于厌食症亚型的常见误区。神经性厌食症存在两种亚型：限制型 (Restricting type)和暴食/清除型 (Binge-eating/purging type) 。后者在厌食症的背景下，确实会间歇性地出现暴食（客观或主观感觉失控地摄入食物）和/或清除行为（如催吐、滥用泻药、过度运动等）。因此，“厌食症患者绝不会暴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4.没有进食障碍就是没有进食问题吗？这是一个关于疾病谱系的重要误区。临床诊断上的“进食障碍”有其严格的标准，但没有达到诊断标准不代表没有进食相关的问题。很多人可能存在“紊乱进食”(Disordered Eating)或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体像困扰、情绪性进食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未达到进食障碍的临床标准，但同样可能影响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值得密切关注。
5.只有年轻女性才会得进食障碍。进食障碍并不是“少女病”。事实上，进食障碍可以影响任何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男性、中老年人同样会患病，但可能因为刻板印象而被忽视或延迟诊断。
6.进食障碍是富贵病。这种看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历史上，神经性厌食症的报告案例最开始在西方上层阶级的年轻女性中出现，并且在某些时期和社会阶层中更为集中，但这并不代表进食障碍只属于富裕人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进食障碍（特别是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与“食物不安全感”（Food Insecurity）之间的复杂关联。经历食物匮乏或不稳定供应的人群，反而可能因为心理补偿机制、对食物的矛盾情绪以及压力等因素，更容易出现失控性暴食的行为。进食障碍的发生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跨越了所有社会经济阶层。
工作坊现场
刚才我们厘清了进食障碍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常见的误解。但要真正理解进食障碍，仅仅停留在定义层面是远远不够的。个体如何体验、表达自己的痛苦，以及社会如何看待和回应这种痛苦，深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接下来，我想结合个人在美国和中国的临床观察，和大家分享一些这方面的思考。
2024年的时候，我在纽约参加国际进食障碍2024年大会，当时与会的90%以上都是白人，亚洲人只是零星几位。我到现在仍然记得一位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在马来西亚创立了进食障碍非盈利组织的临床心理学家Sok Ning Chua博士做了一个关于亚洲文化和进食障碍的报告。她说亚洲人和食物的联系，可能是全世界最强的。而我觉得，在亚洲，我们中国人和食物的联系，可能又是其中最强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一直觉得进食问题在中国的出现，可以称作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把吃这件事情和太多事情联系在一起。我们说“民以食为天”，我们过节的主要节目是品尝各式各样的食物，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说“吃顿火锅就好了”。同时，谈论身材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是一件被“敏感化”的事情，过年走亲戚的时候，会有人直截了当地评价“你又胖了”“太胖了”，并且身材这件事情，特别是在女性当中，还常常与婚恋和生育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一直在想，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如果得了进食障碍，或许会比在西方国家更加痛苦，因为社交是如此紧密地与“吃”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文化在方方面面塑造了进食障碍的叙事。首先是公众表达与疾病的污名化、美化、崇拜。因为在西方，进食障碍作为精神疾病被研究、治疗以及被公众了解得更早，所以相对而言，对患者尊重和去污名化的倡导也出现得更早更多。在青少年和儿童的临床观察中我发现，美国家长的意识和寻求治疗的意向很高，特别是对于一种较为新的进食障碍——回避性/限制性进食障碍（ARFID）。其主要特征是极度挑食，在亚洲文化中容易被当成“挑食”“性格难搞”对待，但是美国来寻求治疗的家庭并不少。但在另一方面，因为西方的个人化程度很高，很多病人好像更不敢向身边的人求助和倾诉。而在中国，因为对进食障碍的了解还在初级阶段，社媒上存在不少美化式的玩笑——比如评论说“我也希望有厌食症，这样就不会长胖”。这种评论如果在社媒传播，不仅是对患者痛苦经历的一种否认，更有可能把厌食症和正面的美、苗条联系在一起，引发追捧和模仿。另一方面，患者普遍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比如，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进食障碍、不知道去哪里求助、不知道该怎么办。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患者害怕失去因进食障碍带来的“红利”。我遇到过不少健身博主、吃播其实都有进食障碍的问题，但是因为他们借此获取流量和金钱，很难割舍。最让人担忧的是，我上面提到的崇拜和学习。社媒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分享如何极度限制饮食、如何催吐等，并获得很高的热度与跟风。在科研领域，近年来也有一些关于进食障碍公众表达的研究。比如在主流媒体方面，Sun et al. (2020) 对 1998–2019 年中国报纸的内容分析显示，报道对厌食/贪食的基本信息相对准确，但对病因与治疗呈现较浅，社会整体关注度仍不足。而在社交媒体方面，He et al. (2024) 基于知乎的大样本研究（AN/BN/BED 自述者）发现，>90% 的用户将成因归于个体层面，只有35–51%也指向社会文化因素，这种局限性的自我归因，可能带来患者更大的心理负担。
文化塑造的第二部分是身体意象与社会压力的分化。身体意象（body image）是进食障碍的核心问题之一，而社会的压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触发机制。近十年来，西方对于理想身材的追求，已经从“瘦”逐渐往“紧致/线条/肌肉感（fit/toned）”转变。而这种追求，并不代表不会出现身体意象的问题。比如Tiggemann & Zaccardo（2015）做过一个典型的实验。在研究人员让被试于短时间接触“fitspiration”图片后，他们的身体不满度就有所上升，而外貌自尊有所下降。更往前一步，Cunningham 等（2022）发现：对“紧致/肌肉感”的追求，和限制性摄食、强迫性运动等问题独立相关。换句话说，从“瘦”到“紧致”并不是自动变得更健康，只是把风险叙事换了件更时髦的外衣。这种现象同样在中国出现，Pike & Dunne（2015）称之为“文化反应型”上升，是一种现代化、媒体/社媒的理想内化，与家庭/同伴语境评价的层层交织。和西方类似，增肌导向的饮食失调在年轻群体越来越常见——尤其在健身、塑形社群中。
最后一部分，我想说一说文化传播和跨文化本身成为触发机制这个点。首先，文化传播在进食障碍方面可以是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入侵。20年前，斐济有一个经典的研究，Becker et al. (2002, 2004) 发现，在引入电视之后，当地女孩的饮食失调的指标显著上升。这是在提醒我们文化与媒介的组合可以迅速重塑身体意象与饮食行为。另一方面，在跨文化的场景里，文化适应压力带来的情绪问题（比如抑郁或焦虑）常常通过进食方式的改变或异化出现，比如非常多见的情绪性进食（暴食）问题。平台上其实已经有大量这样的自述，比如大量留学生暴食的案例，恰恰说明了跨文化本身是一种微妙的风险因素。这和短篇小说《沉默的母亲》中的沃克太太等文本形象非常相似——当饮食承载了身份、关系与情绪管理，它就很容易成为文化冲击下的自我调节手段，短期或许有效，但长期有害。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仅仅理解进食障碍的定义是远远不够的。个体如何讲述痛苦，社会如何回应痛苦，都受到文化深刻的影响。从美国到中国，从临床观察到社交媒体，我们看到了这些叙事的多元与复杂。认识到这些文化印记，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每一个具体的生命经历，减少误解和污名，并提供更有效的帮助。无论是心理干预，还是媒体传播，乃至文学创作，对文化敏感性的觉察都至关重要。
陈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营养科医生
“进食障碍”是一个疾病的统称，比较核心的聚焦在四个病种：神经性厌食、暴食症、神经性贪食，以及近期才被纳入核心进食障碍疾病的“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其中“暴食性进食障碍”在进食障碍疾病中的发病率是最高的，但是神经性厌食的致死率是最高的。
这四类疾病在营养层面有共同点，都存在能量与蛋白质供需失衡、电解质紊乱以及微量营养素缺乏，但各自又有一些微小差异。
像“神经性厌食”，多数来自于对体重与体型的焦虑和恐惧，患者们的饮食摄入长期压到了生理线以下。因为长期摄入不足，会导致体重明显下降、体态消瘦，蛋白质偏低，骨骼肌与心肌萎缩，维生素D、钙、铁、维生素B1、锌等营养素常常处于缺乏状态，电解质方面也呈现低磷、低钾、低镁。
这类疾病的“再喂养风险”是极其高的。所谓“再喂养风险”，是指当人饿了太久之后，一下子摄入大量食物，胰岛素会将血液里的磷、钾、镁迅速推入细胞，导致血液中电解质骤降，非常容易引发心律失常、心衰，乃至呼吸系统衰竭，严重时会导致死亡，这也是神经性厌食致死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神经性厌食，其实还有两种亚型，一个就是限制型，一个是暴食清除型，两者的区别就是在于它是否存在一个反复暴食或者清除的行为。神经性贪食的驱动力是反复失控的暴食，随后用催吐、泻药、利尿剂等方式进行清除，患者体重多在正常范围内。营养缺乏虽然存在，但没有神经性厌食那么显著。电解质方面，主要需要关注低钾水平。由于反复催吐和清除，患者会伴有腮腺肿大，以及因胃酸腐蚀造成的口腔与消化道损伤，食管黏膜也可能出现撕裂。
“暴食症”与“神经性贪食”的一个区别是它没有经常性的补偿行为，常伴有一些内疚、失控感，整体能量摄入是过剩的，超重和肥胖比较常见。其整体的饮食质量是较差的，因为患者经常会选择一些高热量、高糖的食物，所以缺乏维生素D、铁、叶酸等营养素，但电解质水平是正常的，并发症则多与超重肥胖相关，如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脂肪肝等。
最后一个是“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其驱动力不是来自于追求瘦，而是因为个体感官上对食物比较厌恶或者恐惧，以至于他选择性地去限制了一些食物。在热量和体重上面，由于整体的摄入量和食物种类是不足的，所以可能会呈现一个低体重的状态。对儿童而言，生长是会非常受限的，而营养素缺乏方面则要视具体回避于哪种食物而定。电解质的话，长期来看可能也会有一个低磷、低钾、低镁的症状。
整个进食障碍的诊疗是多学科协作的治疗，干预包括有社会工作人员、心理科医生以及内科。营养师的主要职责是制定个性化的营养康复计划，监测体重变化，预防再喂养综合征的发生，并指导患者安全进食、逐步恢复。具体来说，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告诉患者“你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而是要先通过收集临床史、饮食史、体格检查等指标，全面评估营养不良的程度和再喂养综合征的风险，再根据诊断结果确定最优先处理的营养问题，继而进行个体化干预，比如首先处理营养问题，之后通过持续的监测与随访来帮助患者维持健康体重与饮食习惯。
四类进食障碍的干预侧重点各有不同。对神经性厌食症患者，重点在于预防再喂养综合征，不会一下子要求摄入过多，而是让他们逐步增加能量摄入，直至达到目标水平。对神经性贪食症患者，核心挑战是打破反复暴食与清除的循环，干预重点在于帮助他们建立规律的饮食节律，逐步中断清除行为。对暴食症患者，则着重教会他们建立结构化的饮食计划，帮助他们识别和记录诱发暴食的因素，同时引导他们选择高纤维、低能量密度的食物。而对于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主要是从患者接受度较高的食物出发，逐步拓展其能够接纳的食物种类。
这里用到的一个常见方法叫“食物暴露阶梯法”：先让患者列出所有令他们感到恐惧的食物，按照恐惧程度分级，从等级较低的食物开始逐步挑战。整个练习也是循序渐进的，先从视觉层面开始，能否接受看到这种食物，再到嗅觉，最后才是味觉上的实际进食。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营养科介入的进食障碍病例在逐年减少，可能是因为这类患者更多直接前往精神卫生中心就诊，较少到综合医院。但其实我觉得我跟进食障碍患者还是有一定的渊源的，因为我在实习期间接触的第一个营养干预的病例患者就是进食障碍。我希望发挥自己的专业去提供帮助，也是带着这样的念头，我在2025年9月制作了一个关于情绪性进食的科普视频。情绪性进食在严格意义上并非疾病，而是一种异常进食行为，它的严重程度与持续时长尚未达到疾病的诊断标准，但在行为表现上与进食障碍颇为相似，同样会有反复节食、暴食等情况。我想做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情绪性进食离我们每个人都并不遥远，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到更多人。
李川 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务社工部主任
张老师邀请我来可能是觉得我当时写《听见抑郁的声音》时访谈了20名抑郁症亲历者的经验对这次活动有一定的价值。接下来，我想从两个理论出发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所谓的两个理论：一是福柯，他认为精神疾病可能是被建构的；二是结构学派家庭治疗。福柯说“自恋本身就是疯癫的第一个症状”，面对进食障碍患者，我们正常人难道不也是一种疯癫吗？在福柯看来，疯狂不是自然现象。18世纪之前，疯癫根本不被认为是疾病；18世纪之后，它变成了一种社会共谋的“虚构”。那么，厌食症是否是对“苗条规矩”的极端服从？暴食和催吐，是否是在服从与反抗之间的激烈拉锯？进食障碍是否也是按照同样的权力逻辑被建构出来的：主体通过定义他者为“病态”来确认自身的“正常”？
福柯自身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作为当时不被接纳的同性恋者，他多次自杀未果，这促使他从自身出发追问“什么是正常”。他不去研究柏拉图、笛卡尔，反而去研究疾病、精神病院、性这些社会“边角料”，却写出了影响至今的著作。他最后的结论是：人类必然会疯癫到“不疯癫也是一种疯癫”的地步。
看看疾病谱的演变就明白了：以前有精神分裂症，后来有了抑郁、焦虑，现在进食障碍和游戏成瘾都写进了ICD和DSM-5。只要诊断手册够厚，更多行为会被纳入，我们都成为“疯癫的人类”。历史上，麻风病消失后，疯癫代替了死亡；今天，抑郁症又在代替精神分裂症。我在精神专科医院工作，十年前几乎只服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现在更多的是抑郁症、焦虑症、厌学拒学的孩子。今天的进食障碍，未来也很可能爆发更大的人群。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抑郁症在中国的建构。华东理工大学肖易忻老师在《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中指出：1980年前“抑郁症”几乎不存在于中国，当时用的词是“神经衰弱”。短短三四十年，每14个人中就有1人一生中会罹患抑郁症——这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肖易忻提出了“产官学媒的医疗共谋”：学界、医药产业、医学界为了各自利益，共同把抑郁症“建构”了起来。进食障碍的逻辑与此高度相似：文化、传媒极端宣传女性好身材、男性应有肌肉，医学再把这种身材焦虑纳入障碍，反映的是整个时代的身材文化焦虑。
而结构学派家庭治疗强调，家庭夫妻关系如何影响孩子。萨尔瓦多·米纽庆的经典方法就是“让父母做父母，孩子做孩子”，给孩子空间，疾病往往就有很大改善。有一本书叫《消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失控的孩子》，精准描述了当前很多家庭的困境：爸爸消失后，妈妈把情绪无限转嫁给孩子，孩子的生活空间被压制到只剩“控制自己的身体”——进食障碍从某种程度上，正是一些孩子对家庭的报复性自我控制。
《飞越疯人院》电影海报
最后我想做三点总结：第一，精神障碍书写需要公共性建设。《飞越疯人院》里墨菲被前额叶切断手术变成行尸走肉，这个手术曾获诺贝尔奖，后被认为是诺奖史上最“脏”的奖项，让30万患者受害。缺乏社会监督，精神医学就会陷入危机。今天的论坛，正是让主体和倾听者参与公共性建设。第二，倾听者的声音应该被听见。在《听见抑郁的声音》中，患者对病因的界定往往比医学教科书更清晰。这种亲历者的声音，是理解疾病不可或缺的素材。第三，理解精神障碍必须回到家庭，回到中国文化语境。“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妈妈”，这句话虽然极端，但提醒我们：儿童青少年的抑郁、进食障碍，根往往扎在家庭里。疾病有建构的可能，但建构背后，文化和家庭的力量才是真正需要被看见的。
刘燕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副部长
当我们在医院里推进叙事医学，或者尝试与哲学、文学、社会学等领域展开跨学科对话时，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大家在讨论同一件事。但实际上，各个领域的目标、方法和诉求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不能承认并界定这些差异，所谓的跨学科合作就很难真正落地，更难形成实质性的共识。
比如说，“叙事医学”在我们医院里做的时候，可能是以某种意义上的健康作为目标，在这个前提下，医学人文是重要的，医学人文落地的时候，叙事医学作为一种实践方法也有重要的价值。当然，这个过程中，哲学和文学当然是有更为重要和更为基础的方法和路径去实践“叙事医学”或者“医学叙事”，人文学科想要真正去实现的目标和医学的诉求往往并不完全重叠，但可以相互借鉴。
那么，医学人文到底包含哪些核心议题？很核心的一点，是通过纳入人的情感、体验、尊严、文化背景、社会关系等，提供更完整的、有温度的医疗方法。英国杜伦大学曾向全球医学院和人文院校征集意见，最终整理出几个共识性框架：用艺术与人文的方法改善我们对健康和人类经验的认知；拓宽我们对医学证据的理解，将个体经验置于医学研究的中心；批判性地审视讲故事这一方式在我们理解健康与疾病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正常”究竟是如何被定义出来的等。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疾病叙事，尤其是患者的叙事，是否构成医学叙事本身的一部分？如果将这一问题放置在更宏观的语境中来看，答案实际上是肯定的。叙事之所以在当代医学中重新兴起，正是因为在医学高度技术化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关于疾病的个体经验与患者故事被系统性地遮蔽、忽略，甚至未被讲述。这种对个体经验的排除，构成了叙事医学兴起的重要问题意识，也使其天然地嵌入在一种批判性思考的框架之中。
但叙事医学本身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概念由内科医生丽塔·卡伦提出。她在接受系统的文学训练之后，重新审视医学，发现医学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于是着手重新定义它。在她的定义里，叙事医学是一种医学实践——具备叙事能力的医生，能够认识、吸收、解释并被故事所触动。这本质上仍是医学实践。
因此，如果将叙事医学理解为一种实践，它首先仍然属于医学范畴。但与此同时，当叙事进入哲学与文学领域，其方法、路径与目标便发生了分化：哲学可能将叙事作为一种认识论路径，文学则致力于呈现与生成个体经验的复杂性，从而扩展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医学语境中的叙事，更强调通过故事来补充与拓展既有的知识体系与证据结构。
这两年我和医院里很多优秀的医生持续交流，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我们或许可以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即医学需要故事，但对于“需要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如何生产这些故事”，不同领域之间仍缺乏充分的共识。无论是医学内部，还是进一步细分至伦理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这种“表层共识与深层分歧并存”的状况始终存在。
对此，我个人更倾向于借助让-吕克·南希关于“共同体”的思考来理解这一困境。他提醒我们，任何真正的“共同”都不建立在同质之上，而必须以承认个体差异与独特性为前提。如果缺乏对个体经验不可替代性的承认，那么无论是在医患关系中，还是在跨学科对话中，我们都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我们医院是在2018、2019年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叙事医学。那个时候医学人文缺乏一种落地的方法，“叙事医学”恰好作为一种方法被引入进来。但说实话，当时并没有太多信心。我们在医院里讲海德格尔，大家听完觉得有道理，但本质上很难产生深的认同和行动。一方面是整体对人文价值的认同问题，另一方面是大家各自有各自最重要的事情要做，真正的信心很难建立起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20年。那段时间，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讲述”这件事本身的道德性，它不只是一种方法，它存在某种伦理价值。我们看到大量医生和患者，在忙碌、碎片或者是无法自洽的状态下，能够清晰地表述出自己的经历，从而表达某种深层次的思考。这个过程本身就具有某种方向性，叙事能够将支离破碎的经验重新赋予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情感，又可能带来某种伦理上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力量。从那以后，我们才真正相信，故事本身是有力量的。
带着这个认识，我们回头梳理了过去二十年医学四大顶刊中所有关于叙事的文章，认真读了大概三百篇。我们发现，虽然这些文章都归在“narrative”这个大框架下，但呈现形式其实差异很大。有的是一篇简短的讲述，有的则有真正饱满的情节和故事性，触动你的方式也截然不。而那些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文本，常常是故事性的。
我们今天讨论进食障碍，这么长时间以来，进食障碍也许一直存在，但它在今天被更多地看见，或许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某种更大的变化。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社会层面，这五年、十年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剧烈的。很多经验来不及被总结，来不及被结构化，来不及被体系性地呈现，但它们又是真实的、真诚的、触动人的。这个时候，故事就变得特别重要。它能够在一种非常碎片化的生活里，帮我们找到那个共通的、情感性的部分。
但为什么一定要是“故事”？散文不可以吗？我的直觉是，故事和散文最大的区别在于，故事是有困境的。一个好的故事，它内部一定有某种情节性，让你不断追问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充满不确定性。而那些最能产生情感的故事，往往正是那些没有办法被系统性表达、不能被医学规训所容纳的经验。
医学本质上不只是医学。它直接关乎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关乎生死，甚至超越生死。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那些没有被表达出来的、不能被医学语言规训出来的经验，去真正触动我们的情感。
（文稿整理：方益、余旭鑫、朱盈秋、张琮昊、于润欣；现场拍摄：于润欣、方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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