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独秀传》（唐宝林著）、《毛泽东年谱》、《张闻天年谱》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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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3日下午，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发出沉重的碰撞声，向外打开了。
走出来的这个人，须发斑白，颧骨突出，比1932年10月被押进来时，老了不止十岁的样子。
但脚步没有半分迟疑，腰板也没有弯。
三儿子陈松年和患难夫人潘兰珍站在门口等候，旁边还有几位老友，包惠僧等人远远地看着。
铁门在他身后轰然合上。
他没有回头。
这个人叫陈独秀，字仲甫。
1879年生，安徽怀宁人。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连续当选一大至五大中央总书记，五四运动公认的精神领袖，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旗手。
出狱那年，他五十八岁。
从1932年10月15日被捕，到1937年8月23日出狱，陈独秀在老虎桥监狱里整整度过了1771天。
出狱那天，摆在他面前的路，明明有好几条。
蒋介石方面开出了劳动部部长的位子，还许诺10万元经费支持他另立新党；
老友胡适劝他去美国，安心写自传，远离这滩浑水；
托派那边也来了人，说陈先生您回来吧，组织在等您；
上海那边有家美国图书公司，专程派人来谈写回忆录的合同。
他把这些全部推开了，一个都没接。
他只打算做一件事——去延安。
一个被开除党籍将近八年的人，一个背着"托派头子"名声的人，一个已经和自己亲手参与创建的那个组织正式决裂的人，要重新走回去——这件事在外人眼里，本身就够令人意外的。
更令人意外的是，中央那边收到消息之后，伟人同意了。
1937年9月10日，延安发出一封电报，收件人是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
电报里，伟人和张闻天拟定了三条要求，通过林伯渠转交给陈独秀的学生罗汉，再由罗汉带回给陈独秀本人。
而当陈独秀在武汉的住处，展开这封带着三条要求的回信，逐字读完最后那一行时，他沉默了很久，很久......
【一】五次入狱，从未认过一次错
陈独秀这辈子，进了5次监狱。
第一次，是1913年。
彼时陈独秀三十四岁，袁世凯正在一步步走向称帝的道路。
陈独秀在安徽一带积极组织反袁活动，四处演讲，拉人入伙，动静闹得不小，结果很快被地方当局以"扰乱治安"的名义抓了进去。
关了一个多月，出来继续写文章。
第二次，是1919年。
五四运动的高峰期，陈独秀亲自跑到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北洋政府的警察抓走。
这一次锒铛入狱，反而让他的名声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散。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专门写诗《欢迎独秀出狱》，鲁迅、胡适等人联名呼吁释放，各地学生团体纷纷致电抗议。
关了将近三个月，出来。
还是写文章，还是办刊物，换了个地方继续干。
第三次和第四次，分别在1921年和1922年。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陈独秀在上海一边主持党务，一边搞工人运动，动静太大，被上海租界巡捕房先后两次盯上，关进去，交罚款，出来。
每次出来，他都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接着组织活动，接着发表文章。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1932年10月15日，叛徒出卖，上海法租界警察破门而入，陈独秀被捕。
蒋介石闻讯大喜，亲自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把人押往南京。
随后，以"危害民国"罪起诉，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庭审期间，陈独秀和他的辩护人章士钊几乎把整个国民党的法庭变成了一个公开的批评现场。
章士钊义务出庭，慷慨陈词五十三分钟，法庭内外一片喝彩。
陈独秀本人则写了一份《辩诉状》，从国家利益、民族生存的角度一条条阐明自己为何要组建共产党、如何看待自己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言辞凛然，毫无认罪之意。
这份《辩诉状》后来被天津《益世报》全文刊载，又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一个被关押在法庭上的被告，辩护词成了教材，大概只有陈独秀能做到。
进了老虎桥监狱之后，他的状态也没什么变化。
国民政府给他的待遇算不上苛刻——一人住一间牢房，两个书架，摆满了经史子集，每样有一点。
他成天钻研《说文》，练字，写诗，给狱友写对联，偶尔还搞点小文艺创作。
1934年在狱中写了《金粉泪》五十六首，挨个嘲弄国民党要人，蒋介石集团的丑闻逐一点名，辛辣至极。
全是些旁人不敢说的事，他写得头头是道。
在监狱里，他给刘海粟写过一副字："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算是他在老虎桥监狱五年间心境的一个注脚。
五年时间，他打发出去了，但骨气，一分都没被磨掉。
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大规模轰炸南京，炸弹甚至落到了老虎桥监狱的院子里。
陈独秀躲在床下，躲过了这一劫。
当时曾为北大学生、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中凡正好来探监，见到这个情形，出狱后立即联络胡适和张伯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几人一起斡旋，设法把陈独秀保出去。
1937年8月21日，司法院下发减刑公文，措辞是"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
原判八年有期徒刑，此次裁定减刑为执行三年，陈独秀实际已服刑满五年，因此即刻释放。
陈独秀看完这段话，立刻提笔给《申报》写信，说："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出狱第一件事：对着国民党的喉舌媒体反将一军。
这就是陈独秀。
【二】八年风波，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要理解1937年的那次"差点归队"，得先把陈独秀怎么走到这一步这件事交代清楚。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机。
"德先生""赛先生"这两面旗帜，在那个年代点燃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
1917年，蔡元培邀请他去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他把编辑部也一并搬过去，北大从此成了新思想最密集的阵地。
鲁迅、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这一批人都汇聚在这里，《新青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覆盖越来越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是那场运动里最核心的精神来源之一，他自己也上街，被抓，被关，出来继续。
1920年，他和李大钊达成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密议，随后在上海着手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发展组织，联络各地。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先后召开，陈独秀没有亲自参加，但被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为中央局总书记。
此后从一大到五大，陈独秀连续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长达六年。
党在这六年里从十几个人发展成几万人，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革命的形势一度大好。
1927年，急转直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崩溃，无数共产党员倒在了屠刀之下。
这笔历史账，最终被大量压在了陈独秀头上。
共产国际随即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实际上，根据此后解密的联共档案，指导那一段历史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绝大多数都来自共产国际的直接指示，甚至连蒋介石何时去上海、找谁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莫斯科都有明确指令。
但这些档案，在当时严密封存，无人得见。
陈独秀于1927年7月13日被迫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开始了一段在党内影响力迅速消退的岁月。
大革命的惨败，让陈独秀开始接触托洛茨基的理论。
1929年5月，他陆续读到了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几篇文章，认为这些文章对大革命失败根源的分析，比党中央的解释更加切中要害。
他随即开始写信给中央，一封接一封，对党的六大路线提出系统批评。
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当局强行接管了苏方在中东铁路的权益，中苏之间剑拔弩张。
共产国际随即要求各国共产党发动"武装保卫苏联"运动，中共中央迅速响应，高喊口号。
陈独秀在给中央的信里对这个口号提出批评，认为这个口号脱离中国民众实际，无法有效动员群众，是"太说教了"的空话。
这个批评，被中央以"反苏"定性。
此后双方互不相让，矛盾层层升级。
1929年9月，陈独秀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自行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出版刊物《无产者》，公开打出了党内反对派的旗帜。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正式开除陈独秀党籍。1930年3月，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决定。
至此，陈独秀与党的关系，走到了正式决裂的终点。
被开除后，他并没有就此消沉。
1931年5月，他被推选为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统一后的中央书记，在上海继续活动。
1932年10月15日，被叛徒出卖，落入国民政府之手。
这是这段来路的全貌。
【三】他主动要回去，选择落在各方势力的眼皮底下
陈独秀一出狱，各方势力的目光就集中过来了。
国民政府那边，朱家骅登门，带来的是一份相当丰厚的条件单：10万元活动经费，5个国民参政会名额，允许另组一个与延安竞争的"新共产党"。
蒋介石这边想的，无非是拿陈独秀当一面旗帜，在政治上给延安制造麻烦。
陈独秀断然拒绝，甚至连见面都懒得正式安排。
理由很直接，不需要解释太多——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都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被杀害的。
陈延年1927年7月在上海被捕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陈乔年1928年6月同样在上海就义，年仅二十六岁。
这两条命，陈独秀没有忘，也不可能忘。
后来蒋介石又追加了一个邀请——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
还是被拒绝，陈独秀的原话据说是：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
托派那边来了人，说陈先生您重新领导我们吧。
陈独秀公开发表声明，说："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
这句话不是说给托派听的，是说给所有人听的。
他出狱之后已经与托派组织公开划清界限，不再认这个旗号。
胡适的建议是最温和的一条：去美国，写自传，好好活着。
被陈独秀同样挥手谢绝。
推完这些之后，他找到了真正想做的事。
出狱不到十天，陈独秀就托自己的学生罗汉，去联系当时正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和博古。
他先后去了两次，每次都直接说明来意：我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想回来。
不是试探，不是含糊其辞，态度非常明确。
叶剑英随即将这个情况上报中央。
罗汉在叶剑英和李克农手里领了路费，带着八路军办事处开具的介绍信，于1937年9月2日抵达西安七贤庄，见到了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
林伯渠和陈独秀是老相识，两人将近十年未见。
见面之后，林伯渠向延安发电，如实转达了陈独秀的意愿。
林伯渠在电报里说，仲甫等已出狱，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为集中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电报送达延安，送到了伟人和张闻天手里。
【四】一封延安来电，写了什么
陈独秀这个名字，放在1937年的延安，分量极重，但方向极难把握。
他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一大到五大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已经被开除党籍将近八年、被扣上"托派头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
他有建党的历史功绩，有编《新青年》的历史地位，在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里的影响力至今没有消散；
另一方面，他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公开瓜葛、他与中央一次又一次的正面冲突，也是明摆着的历史。
接纳他，意味着要重新面对一段极为复杂的党内历史，意味着要对他当年离开的缘由给出某种公开的解释；
拒绝他，一个建党元老在民族危亡时刻流落在外，对外观感也有问题。
加上这个时间点的特殊性——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刚刚启动，党内上下讲的是团结，讲的是统一战线，拒绝陈独秀这件事的说法，不好找。
1937年9月10日，接到林伯渠转来的电报后，伟人和张闻天商量，当天给林伯渠发了回电。
电报的开头是一段总领性表态：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接下来，是具体的三条要求：
第一条：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第二条：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第三条：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电报末尾还有一句补充：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林伯渠收到回电，将内容转告给罗汉。
罗汉打道回宁，带着这三条要求去见陈独秀。
彼时陈独秀已经离开南京，因为日军步步逼近，他于1937年9月12日和潘兰珍一起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了开往汉口的轮船，一路辗转，到了武汉。
罗汉在武汉把这三条要求带到了陈独秀的面前。
陈独秀展开那张纸，把三条逐字读完。
第二条和第三条，他没有太大异议——抗日统一战线本来就是他一贯的主张，出狱前后他已经公开表态过多次，这不是问题。
但第一条里有一句话：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就是这半句话，把一扇本来已经打开了一道缝的门，重新卡住了。
罗汉把陈独秀的态度带回来，反馈给延安——愿意回党，但承认错误这件事，做不到。
中央随即于1937年11月20日，在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文章，措辞还算平和，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算是再次表达了欢迎的姿态，给他留了台阶。
这扇门，虽然卡着，但还没完全关死。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1937年11月29日，一件事突然发生了——
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带着一份东西回到延安，当这份东西被摆上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桌时，所有人都清楚，陈独秀重返延安这件事，已经彻底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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