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擅长做题：一个小镇文科生的两张志愿表｜自我田野|做题|复读|张雪峰|志愿表|最低分数线|退档|高考

把自己当作田野

自我民族志在我看来是一种很冒险的写作：研究者不再去远方寻找田野，而是把自己的经历当作材料，把记忆当作档案，把情绪当作需要解释而不是宣泄的数据。卡罗琳·埃利斯等学者把这种方法概括为：通过系统地分析个人经验，去理解更大的文化处境。我借用它，来整理一件压在心里多年的事——两张高考志愿表，以及它们前后的那几年。

动笔的原因来自一个我始终无法认领的称呼。这几年，“小镇做题家”被广泛用来概括我这样的人：从小地方考出来，进入大学和大城市，然后在更大的参照系里感到失重。这个词流行得有道理——它一口气说出了地域、教育和阶层三件事，省下了所有解释的功夫。可正因为太省事，它也常常盖住那些真正构成一个人的细节。比如：一个被这个词概括的人，可能恰恰不会做题；她真正擅长的东西，从来没有被那张试卷考过。

被这样叫的时候，我的不适不在“小镇”，而在“做题家”。这三个字假定我擅长做题，假定我靠题海战术换来了今天的位置。可事实是，我做题做得很差：数学常年拖我的后腿，高三下半年，我甚至从教室里逃走了。如果一定要归类，我大概只能算一个不合格的做题家。标签的方便在于，它让别人不必再仔细看你；它的残忍也在这里。自我民族志还有一条纪律：不能只把自己写成结构的受害者。所以下面这些段落里，既有时代和县城，也有我自己的虚荣、软弱和侥幸——它们同样是材料。这篇文章想做的，就是把标签下面那些对不上号的细节，一条一条摆出来。它们属于我，但我猜，不只属于我。

三个人的教室

我在四川一座小县城长大。我们省的优质高考资源高度集中在成都和绵阳，每年都有成绩拔尖、家里也供得起的孩子早早离开县城，去那两座城市念高中；我哪儿也没去成。县里的高中每年鲜有人考上清北或是华五那些学校，文科更是艰难，最好的年景，也不过一两个人够到中流985院校的线。2018年秋天我读高三，学校把几个“有希望冲一冲”的学生单独编班：文科三个人，理科五个人，加起来一共八个人。我们文科班的三个学生，面对六位老师——语文和英语老师同时带理科班，其余科目几乎是一对一。

作者的高中：校门与教学楼（作者供图）。

现在回想，那间教室是县域教育最诚实的样子：资源有限，于是集中；集中之后，压强随之而来。能装下几十个人的教室只坐三个人，安静得能听见隔壁班翻卷子的声音。老师的好意是具体的——单独批改的作业、放学后多留的时间；我的羞愧也是具体的——我只擅长文科综合，数学永远跟不上另外两位同学。可笑的是，我真正喜欢的东西全藏在文综里——历史里的因果，地理里的人地关系，政治课本背后若隐若现的社会运转。后来我执意学所谓的人文社科，种子在那间教室里就埋下了，只是当时没有人（包括我自己）把它当回事。在一间为你准备好了一切的教室里掉队，比在大班里掉队难受得多：你找不到任何可以分摊责任的东西，连“老师顾不上我”这样的借口都没有。

高三的小班教室，摄于2018年9月（作者供图）。

高三下学期，我撑不住了，向学校申请回家自学。递交的申请书上，我写了一句到今天都记得的话：“自觉辜负了学校和老师们对我的资源投入和悉心培养。”七年后回忆，让我吃惊的不是当时卑微和心虚的态度，而是自己的措辞：资源、投入、培养——一个还没满十八岁的县城学生，已经熟练地用投资回报的语言给自己定罪。迈克尔·桑德尔后来在《精英的傲慢》里分析过类似的机制：优绩主义最深的影响，不是奖励赢家，而是教会暂时落后的人把一切归因于自己。那年我还没读过桑德尔，但那套语法已经先一步住进了我的检讨里。更值得玩味的是“辜负”这个词。它默认了一种债务关系：教室是借给我的，老师的时间是预支给我的，而我的分数是唯一合法的还款方式。一个人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失败就不再只是失败，而是违约。

第一张志愿表

2019年夏天出分，我的成绩只够一所双非院校。父母的方案很快成形：在本省读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家附近教历史。这不是敷衍，而是他们那个世界里被反复验证过的最优解——稳定，离家近，看得见尽头，还悉心地考虑到我从小到大作为历史课代表的个人所长。差不多同一时间，邻居家看着我长大的奶奶在街上遇到我，劝我别复读：女孩子年纪大了不好结婚，有个学上，将来能当老师、考公务员就很好了。我当场没说什么，回家把火全撒在我妈身上，质问家里人是不是觉得我复读很丢人。

现在我能更平静地看那一幕。邻居奶奶没有恶意，她只是在转述她的人生公式——那套公式在她的世界里运转良好，安顿了好几代人。真正让我愤怒的，也许不是公式本身，而是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向她描述另一种人生。因为那种人生我也没有见过，我只在屏幕上见过。

整个中学时代，我都在高强度地上网，知乎和微博是我的第二所学校。在那里，我看过无数名校学生在网络上表演出来的日常，读过一篇又一篇“普通家庭的孩子如何逆袭”的长帖，围观过关于出身与努力孰轻孰重的漫长争论。决定复读前，我把“复读值得吗”搜了个遍：一半回答说这是普通孩子翻盘的最后机会，另一半说这是沉没成本的陷阱。两边都言之凿凿，两边都与我无关——没有一个回答者认识我，可我把他们的笃定当成了自己的。那些帖子一层层垒成我的志气，也教会我两套互相打架的话语——一套说努力可以改变一切，一套说出身早已决定一切。我同时相信这两件事，于是变得拧巴：看不上眼前的安稳，又随时怀疑自己配不上远方；为一道做不出的数学题痛恨自己，又为这种痛恨找出一百条结构性的理由。我的志气是从屏幕上转印下来的，清晰，但和脚下的县城之间缺一道接缝。

复读的决定最终还是做成了。父母拗不过我，也担心我的身心健康，加上四川复读本就普遍，便松了口。在志愿表上依次点击没有可能攀上的清北华五之后，我开始思索复读去向——我没有回原来的学校，也没有去四川版本的毛坦厂中学，而是去了市里一所成绩稍好、管理却宽松的高中。我还想冲一次发达地区的985，但不想再把自己关进那间空教室。我妈在校门口租了间小屋，隔三岔五过来，给我做饭，看我的脸色。安妮特·拉鲁用“协作培养”形容中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密集投入；我妈不懂这个词，她只是用县城母亲的方式，把它翻译成一间出租屋和一锅一锅的汤。那间小屋不大，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里目标最单纯的几个月——单纯到只剩一个数字。

花草、那山和那狗

复读那年的冬天，我的状态还算好。12月和1月的几次调考，成绩稳稳地够到不错的211院校，好的时候能摸到985的线。然后是过年，接着是疫情。寒假被无限延长，我留在家里，对刷题做卷子感到疲惫，渐渐松了下来：每天锻炼身体，时不时去爬山，顺着梯田看油菜花，听竹林和小溪的声音；照料家里的花草，种下斯卡波罗集市里的西洋香草：芫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剩下的时间和家里的宠物狗消磨，家里可爱的吉娃娃那时正是少年期，活泼好动又粘人。那也是那几年里，我和我妈难得的停战期：她不催我，我不冲她嚷，我们在每天晚饭的餐桌上说蔬菜和肉要怎么做才好吃，一家人准时准点一起看中央二台的美食和消费栏目。

在家备考的日子，爬山成了每天的功课（作者供图）。

那几个月，我的身体在变好，成绩在变虚。我并非不知道，只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不围着试卷转的日子是这种质地。这段松弛后来被我反复回想：它当然耽误了我的分数，但它也像一次预演，提前告诉我，我想要的生活里必须有这些东西——山、植物、宠物，和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完成了什么的下午。高考延期的那个春天，意外成了我离“生活”最近的一个春天。

复读那年初夏，种下的向日葵开了。摄于2020年6月，距那年高考还有一个月（作者供图）。

2020年的高考挪到了7月。考前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很坏，我说不出原因，也许是一种焦虑，那些天，我总是冲我妈发火，她不还嘴。很多年后我才承认，我是把考场上带不走的恐惧，全部卸在了最安全的那个人身上。

被改掉的志愿

出分那天，我一眼定位到我的全省排名三千出头——够不到最初想的那批学校，但能上一些录取线中等的211。真正的战争在志愿表上爆发。这里需要先解释一下规则：四川当年实行平行志愿，一个批次可以依次填报九所学校，系统按位次检索，档案一旦投进其中一所，这一轮投档就结束了；如果分数够不到所填的专业、又没有勾选“服从专业调剂”，就会被退档——退档不是顺延到下一所志愿学校，而是直接跌出整个批次，只能去等征集志愿或下一批次的二本学校。一句话：你可以挑学校，但被学校挑完之后，不服从的人会摔得很重。

我不想服从调剂。我清楚自己要什么——新闻学或者社会学，于是在表上只填了几所211院校的这两类专业，调剂一栏空着。我妈吓坏了。临近截止的那几天，她多方打听，找来各种各样的人轮番劝我，所有人的说法最后都汇成同一句话：先进去，别退档。每一通电话都以“为你好”开头，以“听话”结尾；我越听越清楚，他们说的都对，对得让我无处可去。我执拗到最后一刻。最终改掉志愿、勾上服从的那只手是我自己的——压垮我的不是任何一条道理，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我经济不独立。那张表让我第一次看清自己的处境：我的“志愿”，需要别人的钱来兑现。所谓没有选择，很多时候不是没有选项，而是没有承担选项后果的本钱。提交之后，页面跳转，尘埃落定。我妈在客厅里明显松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我不忍心责怪的疲惫。

后来我读到布迪厄和帕斯隆的《再生产》，书里说，教育系统天然偏爱那些继承了解码能力的家庭。我总会想起志愿表前的我们家：没有一个人真正读懂那套规则，我妈只能用社会关系去借别人的懂，把一通通电话打出去；而我从网上学来的那点“志气”，在“退档”两个字面前，连一条退路都换不来。两套都不完整的知识在一张表上相撞，输的当然是更天真的那一套。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几天我妈打出去的每一个电话，都是在替我支付一种我们家并不持有的货币。

录取结果出来，我妈比我先查到：中部一所211，英语专业。我懵了一阵，回过神来的第一件事是搜“转专业”；她的第一件事，是张罗升学宴。宴席上亲戚轮番举杯，祝贺的是那张通知书；我坐在主位上默默地喝饮料，又站起来走向每桌亲朋一一道谢，心里谢的是另一个还不存在的自己。那天的菜很丰盛，我没有尝出什么味道。

兼职、绩点与迟到的决心

本科四年的前一半，我过得浑浑噩噩。转专业没有成功，对所学的专业提不起兴趣，绩点一度排到倒数。大一大二，我把校园里能找到的兼职几乎做了个遍，用忙碌消耗过剩的精力。现在看，那是一种合法的逃避：忙碌是绩点之外的另一种成绩单，专门颁发给不敢停下来的人。兼职给我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一种“今天没有白过”的错觉，足够麻醉到下一个失眠的夜里。

大二下学期，时间的紧迫感忽然追上了我。高中时想学新闻学和社会学的念头并没有死，我决定考研，把它捡回来。把目标告诉父母后，熟悉的剧情重演了一遍：我妈觉得太难，托我的发小来劝我把目标降一降，又劝我先考教师资格证留条后路。那两年，她刷到的短视频里，反复出现张雪峰的切片——这位最出圈的志愿规划名师语速飞快，金句密集，核心意思翻来覆去就是一条：普通家庭的孩子，要选“有用”的、好就业的专业，离那些听起来漂亮、落地却难的方向远一点。十几秒一条，大字号字幕，结尾常常是一句反问。那种确定感是会传染的。我妈听进去了，越发确信我要考的专业“没有前途”。有一阵子，我不再接家里的电话，也不回微信消息。

我那时很难分清，自己反感的究竟是这个眉飞色舞指导别人的人，还是他替无数个“我妈”说出来的那种恐惧。他不生产焦虑，他是焦虑的巴别塔——把县城父母心里说不出口的担忧，翻译成一条条可以转发的视频；视频转到我妈手里，就变成打给我的电话。我们其实是隔着两块屏幕长大的：我的屏幕日复一日教我向上走，她的屏幕日复一日教她替我兜底。两块屏幕都不算错，错位的是它们从不互相显示，真实生活和平台算法也让它们之间的沟壑逐渐变成汪洋。

大三大四，我断断续续地备考。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我不觉得辛苦。读论文、啃专著，反而是大学四年里最充实的时候。我慢慢明白过来：我不是不能用功，我只是终于在做自己的题。后来，我考上了上海一所985高校的相关专业。

复试前，作者在酒店把复习笔记投屏到电视上，屏幕上是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作者供图）。

悬浮，以及新的志愿

现在我在上海上学。人类学家项飙在访谈里用“悬浮”形容这一代人的状态：像蜂鸟，翅膀高频扇动，悬在半空，停不下来，也还不知道要落向哪里。第一次读到这个词，我觉得它准确得近乎刻薄。我如愿来到了大城市，可“融入”远比“考入”复杂；我依旧在摸索自己想要的生活和道路，依旧时常迷茫。唯一称得上进步的，是我开始笨拙地练习项飙说的另一个词——“附近”：结交和了解新的朋友，或者是记住了菜场里几张摊主的脸。悬浮的人需要锚，哪怕很小的也行。

今年3月，一条新闻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热搜上：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在苏州离世，终年四十一岁。据报道，他常年高强度连轴转，几年前就曾因过度劳累被医院收治。我盯着那条新闻看了很久。我以为自己会感到某种迟来的“平反”，但没有，只有一阵说不清的空。那个曾经隔在我和我想读的专业之间的声音，原来也只是一个在跑道上停不下来的人：他劝过无数孩子求稳避险，自己却没能从那条跑道上下来。优绩主义最残忍的地方大概在这里——它不放过输家，也未必放过赢家。我隔着我妈的手机，和他争了好几年“前途”；到头来，这场争论没有赢家。我后来想，让我们隔空争了那么多年的，其实不是某个专业的就业率，而是同一种东西：在不确定的年代里，对“走错一步”的恐惧。他靠回应这种恐惧获得了一切，最后也被它的节奏带走了。

但写完这篇东西，有些事比从前清楚了。“志愿”这个词在汉语里有两层意思：一张表格，和一种意志。十九岁那年，表格被改掉了，替我交了上去；意志迟到了几年，绕了一段路，但还是自己走到了。我也不再急于给那几年找一个责任人——我的师长甚至是张雪峰，他们和我一样，都只是拿着自己仅有的那张地图，在替一个他们关心的人指路。

自我民族志的最后一步，是把“我”放回结构里，再把结构还给“我”。我依旧悬浮在这座城市里，依旧迷茫于自己的发展，对自己的生存、境遇和前途感到惘然。我也比从前更清楚：在学历和专业之外，好好生活，乃至一点点实现自己的理想，需要付出的远比一张志愿表上能写下的多。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迷茫，是我自己填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