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是写文史的，但同时也是搞创投的。包括企业股权研究和股权激励这块。所以从股权激励这块来看，我个人觉得，这晚明的悲剧，其实也和打工人心态+临时工心态有关。
1、股东心态
为什么南明的崩溃看起来是一瞬间的事情？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明朝后期，局势已经陷入了失控状态。只不过，南明让这一幕变得更加明显。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实现家天下）是从禹传子时代开始的。但是在大部分时代，卿大夫（士大夫）这个群体都具备一定程度的股东属性。（本文说的卿大夫/士大夫可以理解成代名词）。
比如先秦时代的世卿世禄，其实就是君主和卿大夫共同管理国家。君主属于大股东，而卿大夫则属于一般股东。宛如当代社会，企业股权可以继承一样，卿大夫的职务自然也能传承下去。
当然当代人诟病这个制度。但其实，这个制度从某个视角来看，倒也具备积极意义：对于士大夫群体来说，他们的休戚与共，其实是和政权绑定的。因为属于股东，所以他们对于政权的兴衰是高度重视的。
比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门阀就是高级股东。这个底层逻辑，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情况。
因为高级股东的影响力大，所以，相对来说，大股东（天子）的话语权较弱，这就导致皇权比较暗弱。
同时，这也导致了，很多世家对于皇帝的废黜并不关心，但却对自身的股东利益却十分的关心：比如南朝的时期，虽然政权更迭严重，但是只要新上台的南朝君主不考虑破坏世家门阀的利益，那么世界门阀也并不关心到底谁来做这个皇帝。
毕竟对于世家来说，换皇帝，其实就跟换一个企业董事长一样，算不得什么大事——毕竟自己的股权还在，自己该当股东还是当股东，地位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当然，世家门阀在五代十国以后消失了。但是士大夫群体依旧存在。
而宋以后，士大夫群体的头目——丞相所掌握的相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士大夫的利益。因此，宋的士大夫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相权来实现自身作为封建朝廷股东的诉求。
所以两宋士大夫面对自己的利益受损，也会十分上心。但这一切，在明朝以后发生了变化。
2、打工人心态
宛如企业家不希望外人掌握太多股权（按：事实上当下很多企业为了搞股权激励，会选择给高级打工人发放虚拟股权）。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其实也有这样的心态。
同时，朱元璋根据宋元时期存在权相挟持天子、废立天子的情况，也认为需要消灭掉丞相这个职务。所以朱元璋在位期间，废掉了丞相制度，皇帝掌握皇权的同时，也掌握相权。
但是，这也意味着，士大夫群体实现股东诉求的通道随之失去。并且，朱元璋也压根没希望大明朝存在股东这个生态位。
这导致了整个明朝上下的士大夫，普遍成了事实上的打工人，甚至内阁都是临时工。
我在别的文章里说过，民国的北洋时期最尴尬的地方就在于临时工当家，所以这一时期很混乱。
而废掉丞相导致明朝只有一个股东，那就是明朝皇帝——甚至明朝的宗室都不能算股东。
因为宗室也不都是明朝体制的受益者。比如明朝中期的时候，就有明朝远支宗室，因为生活困顿的缘故，选择要联合蒙古人推翻明朝来实现荣身之路——可以说即便是朱家人自己的利益都没能得到保障，更别说其他人了。
打工人的生态位，这导致了明朝的官吏处于一种混日子的心态。
当然，在明朝朝廷的纠错能力还强，君主的影响力还在的时候，明朝皇帝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弥补关于士大夫对政权消极态度的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随着到了王朝后期以后，问题就变得难以纠正了：当王朝明显没救了的时候，士大夫就会产生一种跳船心态——至于说拼死保卫，大概率不考虑。反正自己是打工人，给谁打工不是打工？
于是就导致了清兵入关以后，很多明朝士大夫选择和清兵勾兑。甚至早在崇祯皇帝自杀以后，明朝的士大夫就希望能够投靠李自成，在新朝廷里面混个荣华富贵。
3、结语
其实明朝/南明的很多啼笑皆非现象——比如水太冷那个，就是典型的打工人没必要陪着老东家跳江的典型。
其实这些情况，从经济角度来讲，这一切都不陌生，毕竟。股东需要爱惜自己的企业，但是对于打工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大不了换个老板就是了。
所以对于李自成也好，对于清朝也好，晚明多数官僚都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当然了，其实对于自耕农和更穷的百姓来说，那就更无所谓了。
所以说，晚明的问题很大程度也可以理解成股权激励存在问题。
一句话，股东和打工人心态能一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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