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一部书，连接两次巨变；一片土地，映照中国乡村近七十年的现代化进程。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举行《再造乡土：历史坐标地的新山乡巨变》新书发布会。这不是一本书的简单亮相，也不只是一项学术工作的阶段性完成，而是一次回到中国乡村现场、回到中国乡村变革深处，重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乡村道路的思想交流。
首先，向长期关心、支持本书写作、出版和发布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出版界朋友、新闻媒体朋友，表示诚挚感谢！向为本书调研提供大量帮助的益阳市、赫山区各级干部群众，特别是扎根一线的乡村干部和农民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题为《再造乡土：历史坐标地的新山乡巨变》。这个题目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与周立波先生的《山乡巨变》形成历史呼应，更在于“山乡巨变”早已超越一部文学作品本身，成为中国人理解乡村变革、想象乡村未来、寄托乡村现代化愿景的重要符号。
近七十年前，周立波先生以益阳市赫山区（原益阳县）清溪村为原型，写下《山乡巨变》，记录农业合作化浪潮下乡土中国的深刻转型。七十年后，同一片土地再次站在时代聚光灯下。从合作化历史坐标到乡村振兴实践现场，从文学中的山乡巨变到现实中的新山乡巨变，赫山让我们看见：中国乡村从未停留在过去，始终在历史前进中重塑自身。“新山乡巨变”不是旧故事的重复，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乡村价值、乡村主体和乡村治理的重新发现。
一、为什么从赫山观察中国乡村现代化
这本书的写作，源于一个朴素而重要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乡村，究竟发生了什么？应当从哪里进入才能真正理解乡村振兴的底层逻辑？
过去的乡村研究，大体有两种常见路径。一种是深入单村个案，细节鲜活，泥土气息浓厚，但容易停留于经验碎片。另一种是从国家战略、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出发，视野宏大，却有时难以解释政策如何在乡村转化、调适和落地。两者都重要，但还不够。因为乡村振兴进入系统推进阶段后，真正连接国家战略与村庄生活的关键层级，正是县域。
县域上接国家战略，下连乡镇与村社；既是政策执行单元，也是资源整合单元；既有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人口结构、公共服务和治理网络，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枢纽。换句话说，县域不是宏观政策的末端，而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前沿现场。
选择赫山，正是因为具有难得的双重意义。从历史看，赫山是《山乡巨变》的原型地，承载了中国农村合作化的集体记忆。从现实看，赫山又是新时代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县，呈现出县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文学记忆与田野现场在这里重叠，国家命题与地方实践在这里相互印证，使这里成为理解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标本。
因此，本书不是为了简单展示一个地方经验，也不是只写一个村庄的变化，而是希望通过赫山这一县域样本，把国家战略、地方治理、乡村社会和农民生活贯通起来，观察乡村振兴如何从政策文本变成现实过程，如何从发展目标转化为治理能力，如何从外在推动转化为内生动力。
二、“新山乡巨变”时代故事的全景呈现
乡村振兴不是抽象口号，不是单项工程，也不是城市化模式在乡村的简单复制。真正的乡村振兴，必须发生在土地上、产业中、文化里、生态间、治理现场和农民日常生活之中。既要看道路、房屋、产业和环境，更要看农民的获得感、归属感和尊严感；既要有制度供给和资源投入，更要有主体参与和社会基础。
第一，是土地之变。土地始终是理解中国乡村的关键。对农民而言，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保障、身份根基和情感寄托。赫山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数字化改革，回应了土地细碎化、经营低效化、农民兼业化等现实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把分散土地组织起来、提高农业效率，更在于通过数字化确权、规范化流转、组织化经营和利益联结机制，把农民权益嵌入改革过程。农业现代化不能以削弱农民为代价，真正有效的制度创新，必须在提高效率的同时维护农民利益。
第二，是产业之变。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产业振兴不是简单引进项目，也不是把城市产业搬到农村，而是把地方资源、乡土技艺、市场机制和组织方式结合起来。赫山推进“一主五特”产业布局，以水稻为主，以生猪、水产、蔬菜、竹筷、艾叶为特色，形成了具有地方辨识度的产业体系。兰溪稻米进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泥江口竹筷连接农户、企业和市场。这说明，“土特产”的关键不只在“土”和“特”，更在于能否把地方性资源转化为现代价值，把传统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把分散农户纳入更加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第三，是文化之变。乡村振兴不能只有物质增长，还必须有文化生长。一个乡村如果失去文化记忆和精神纽带，即使房子新了、道路宽了，也未必拥有持久活力。赫山的“双桡龙舟”和“文学清溪”说明，乡土文化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可以成为凝聚共同体、塑造地方品牌、推动文旅融合的重要资源。清溪村依托周立波故里和《山乡巨变》的文学资源，使文学从书本走向村庄，从历史记忆转化为现实动力。这里的关键，不是把文化作为装饰，而是通过文化认同激发乡村主体性。
第四，是民生之变。乡村振兴最终要落实到人的生活。赫山在防止返贫、医疗服务、教育均衡、养老体系和就业支持等方面的探索，说明新时代乡村民生建设已经从单纯兜底保障，逐步转向发展权的整体提升。医共体建设回应农村“看病难”，教育均衡回应城乡教育差距，多元养老回应农村家庭结构变化，就业服务回应农民增收渠道问题。这些工作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乡村振兴不仅要看产业和环境，更要看农民是否拥有更加充分的发展能力和更加体面的生活条件。
第五，是人居环境之变。赫山推进“美丽庭院、美丽屋场、美丽乡村”的“三美联建”，表面看是环境整治，实质则是乡村空间秩序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庭院是农户生活的基本空间，屋场是熟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单元，村庄是公共生活和共同体认同的载体。从美丽庭院到美丽屋场，再到美丽乡村，呈现的是由点到面、由私域到公共、由环境改善到共同体再造的过程。当村民主动整理庭院、参与屋场建设、维护公共空间，乡村环境就不再只是政府工程，而成为群众共同参与的生活实践。
第六，是生态之变。从“烂泥湖”到“来仪湖”，是本书中极具象征意义的部分。这不仅是湖泊治理的故事，更是发展理念转型的故事。曾经的水患记忆、生态压力和生存困境，经过系统治理、生态修复和价值重塑，转化为今天的湿地景观、候鸟栖息地和生态名片。赫山实践说明，生态治理不是简单的环境修补，而是发展方式的重构。乡村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边缘地带，而是生态文明最直接、最具体、最生动的实践场域。
第七，是治理之变。乡村振兴越向纵深推进，越需要治理能力支撑。赫山的治理之变，集中体现为传统乡土治理资源与现代制度、技术的融合。网格化管理、屋场会、村民代表联系服务群众、道德积分、数字平台等实践，共同构成了一个既有效率又有温度的乡村治理体系。现代治理需要制度、规则、平台和技术，但乡村治理不能只有技术逻辑。如果技术脱离熟人社会、乡土伦理和群众参与，即使能提升流程效率，却会削弱社会信任。赫山的启示在于，没有把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屋场会保留面对面协商，通过网格化提高问题响应，通过道德积分转化乡规民约，通过数字平台提升治理精度，由此形成一种具有中国乡村特色的多元治理形态。
三、透过乡土实践发现了什么
透过赫山实践，本书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中国乡村现代化走的是什么路？这条路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现代性的盲目追随，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战略牵引、地方实践创造和农民主体参与中逐步形成的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
首先，要重新理解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在赫山，看到的不是国家政策对乡村社会的单向覆盖，也不是乡村社会对国家战略的被动接受，而是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之间的互动生成。乡村振兴战略进入村庄后，需要通过地方文化、乡村组织、乡土关系和群众生活进行转译。国家在场，但不是简单强制；地方有为，也不是脱离国家战略。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宏观政策才真正转化为乡村生活中的道路、产业、环境、服务和秩序。
其次，要重新理解农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最深厚的力量在农民。无论是土地流转、产业发展，还是屋场建设、生态治理，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参与，就难以形成可持续机制。农民不是治理客体，而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赫山许多变化之所以能够落地，关键就在于把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行动组织起来，让农民在参与中看到变化，在变化中增强信心，在发展中获得主体性。
再次，要重新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传统退场。在中国乡村，熟人社会、乡规民约、地方文化、乡贤力量、面子伦理等因素，如果处理不好，可能成为治理难题；如果转化得当，可以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资源。赫山实践说明，现代化不是传统的彻底替代，而是传统资源在现代制度中的重新组织。真正有效的乡村治理，既要有制度理性，也要有伦理温度；既要有技术赋能，也要有社会信任；既要有政府推动，也要有群众共治。
四、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的价值，不在于为赫山作简单记录，也不在于把一个地方经验包装成固定模式，而在于通过一个历史坐标地、一个县域样本，观察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现实展开和内在逻辑。
第一，本书试图提供一个理解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县域视角。县域既不是宏观战略的简单承接者，也不是村庄实践的外部管理者，而是国家战略落地、资源要素整合、城乡关系重构和乡村治理创新的关键平台。以赫山为样本，有助于理解乡村振兴如何在县域层面形成系统推进机制。
第二，本书试图提供一种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的方法启示。土地经营权流转数字化改革、“一主五特”产业布局、“三美联建”人居环境建设、“文学清溪”与“双桡龙舟”的文化激活，以及网格化与屋场会结合的乡村治理，都不是孤立经验，而是赫山在资源禀赋、历史传统、现实条件和制度安排之间寻求有效结合的实践结果。
第三，本书试图回应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问题。中国乡村现代化不是让乡村失去乡村，也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的附属物，而是让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乡村有自身的资源禀赋、文化肌理、社会结构和发展逻辑。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七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话依然深刻。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离不开乡村现代化。赫山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不是城市的附庸，乡村有乡村的逻辑，乡村有乡村的价值。当土地经营权在数字平台上流转，当龙舟文化通过新的传播方式被更多人看见，当“烂泥湖”变为“来仪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县域的变化，更是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自我、重塑自我的生动实践。
结 语
这本书能够完成，离不开许多人的支持。要特别感谢益阳市、赫山区各级党委、政府和乡村干部，是你们把乡村振兴的宏大命题落实到一项项具体工作之中，也把许多鲜活的一手材料提供给我们。要感谢各调研点的乡村干部群众，是你们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写在文件里的，而是长在田埂上、庭院里、屋场中、湖水边和群众的笑脸上。
要感谢出版方和编辑团队，是你们以专业、严谨和耐心，推动这本书不断修改、不断打磨，使田野材料能够转化为相对完整的学术文本。要感谢参与本书调研的赫山区和写作团队成员，是大家一次次走进现场、查阅资料、核对数据、讨论框架，使这本书能够在历史叙事、现实观察和理论分析之间建立起基本平衡。
当然，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穷尽一个地方的全部实践，更不可能完全回答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所有问题。《再造乡土：历史坐标地的新山乡巨变》只是我们走进赫山、理解赫山，并进而理解中国乡村现代化的一次努力。既是一份田野记录，也是一份理论思考；既是对赫山实践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对新时代乡村振兴规律的继续追问。
如果说周立波先生的《山乡巨变》以文学方式记录了中国乡村一次深刻的制度变革，那么今天这本书，则希望以田野观察和学术研究的方式，记录新时代乡村振兴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迁。两者相隔近七十年，却共同指向一个根本命题，乡村始终是理解中国的重要入口，农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不可忽视的主体力量，乡村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最艰巨也最深厚的基础工程。
今天发布这本书，不是给一个地方实践画句号，而是希望以此开启更多讨论。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关心乡村振兴的干部、学者和实践者提供一个观察样本，为理解县域治理、乡村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一份田野文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重新看见乡村、理解乡村、走近乡村。
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不是抽象写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赫山的故事，正是这一宏大故事中的一个鲜活章节，期待更多的“新山乡巨变”在广袤乡村不断发生，也期待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留住乡愁，守住根脉，走向更加富裕、文明、和美的未来。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对本书的关心和支持。诚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该文系作者2026年6月24日在益阳赫山区清溪村举办的《再造乡土：历史坐标地的新山乡巨变》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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