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后一个纸箱推进出租屋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城中村的楼道里弥漫着一股常年散不去的油烟味和霉味，感应灯坏了，我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把钥匙插进那扇有些生锈的铁门。伴随着干涩的金属摩擦声，门开了，迎接我的是一室冷清。

这是我二十二岁生命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一个人住。

在这个狭小的单间里，我靠着纸箱滑坐在地上，疲惫感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手机屏幕亮了，是我妈发来的一长串语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转换文字，但在转换出来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句子里，有三个字像刺一样扎进了我的眼睛。

“不自爱。”

这句话她今天在电话里已经对我说过一次了。下午我打电话告诉她，我和沈阳分手了，我又搬家了。她在电话那头的沉默只持续了三秒，随后就是铺天盖地的指责。

她说我今年才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换男朋友比换衣服还勤。她说从十八岁到现在，我谈了五个男朋友，跟五个男人住在一起过，弄得满城风雨，以后谁还敢要我。

“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拉着个行李箱，从这个男人的出租屋搬到那个男人的出租屋，你觉得你很独立是不是？你这叫不自爱！你把自己的身价全跌没了！”

我妈的声音尖锐、愤怒，夹杂着恨铁不成钢的哭腔。我当时握着手机站在马路边，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车辆，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我没有反驳她，因为我知道，在她那个年代的人眼里，我的行为简直离经叛道到了极点。但我当时只是觉得累，累到连解释的力气都没有。

我真的不自爱吗？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间，问自己。

我出生在一个父母常年争吵的家庭。记忆里的家，永远伴随着摔碎的碗碟、我妈歇斯底里的哭喊和我爸重重的摔门声。高中的时候他们离婚了，我被判给我妈，但我妈为了生计常年在外面做生意，家里经常只有我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就极其渴望逃离，渴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有温度的家。

十八岁那年我考上大学，去了另一座城市。大一的下半学期，我谈了第一个男朋友，他叫陈宇，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在图书馆认识，他会在下雨天把唯一的伞倾斜给我，会在我痛经的时候跑遍半个校园给我买红糖水。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被人毫无保留地关心。

谈了不到三个月，他就提出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理由是宿舍太吵，不方便考证。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同居，只是觉得能和喜欢的人有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小空间，每天一起买菜、做饭、看电影，就像是在玩过家家一样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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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家家的滤镜很快就被现实击碎了。狭小的出租屋里放不下两个人的脾气，我们会因为谁去洗碗、谁倒垃圾这种琐事爆发激烈的争吵。陈宇脾气暴躁，吵急了会摔东西，那一地狼藉让我瞬间想起了我爸妈。同居不到半年，我们分手了。我拉着行李箱搬回了宿舍，在那张单人床上哭了整整一个星期。

那时候我觉得，只是运气不好，遇到了错的人。

十九岁，我遇到了林浩。他比我大四岁，已经工作了，成熟稳重。他带我去吃好吃的日料，给我买我舍不得买的口红。最打动我的，是他做了一手好菜。有一次我发烧，他把我接到他的公寓，熬了几个小时的鸡汤端到我床前。那一刻，我看着他系着围裙的背影，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家。

病好之后，他让我干脆搬过去，说这样方便照顾我。我又一次拉着行李箱住了进去。林浩确实很照顾我，但他有着极强的控制欲。他要求我每天汇报行程，不让我参加同学聚会，甚至会偷偷翻看我的手机。

我的世界被他一点点挤压，最后只剩下那套公寓。当我发现他试图干涉我选择实习单位时，我终于感到了窒息。

搬出林浩家的时候，他冷笑着对我说：“你连照顾自己都不会，离开我你能在外面活几天？”我咬着牙把自己的衣服胡乱塞进箱子里，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所谓的“家”。

接着是周明，一个在酒吧驻唱的乐队键盘手。二十岁那年，我迷恋上了他身上的那种破碎感和艺术气息。他没钱，常常交不起房租，我用我实习的微薄工资帮他垫付。

我们挤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听他弹吉他，听他描绘未来的蓝图。我以为我是那个能陪伴他从微时走向成功的女人，我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像个老妈子一样照顾他的起居。

直到有一天，我提前下班回家，看到他正和一个女孩在我们的床上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