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的冬天总是阴冷多雨，天空像是吸饱了水的灰抹布，沉甸甸地压在屋顶上。我站在雇主家宽敞明亮的厨房里，看着案板上几乎没怎么动过的晚餐，心里比窗外的天气还要潮湿。
我叫林梅，今年五十岁。半年前，丈夫在工地上出了意外，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还有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为了尽快还清看病欠下的债务，我咬牙报了涉外保姆的培训班，辗转来到了德国。
我的雇主是一位七十八岁的德国老头，叫穆勒。他的女儿安娜在柏林工作，因为实在不放心独居的父亲，便通过中介雇佣了我。安娜在交接时特意嘱咐过我，她父亲脾气有些古怪，尤其是母亲去世后，他变得极度挑食，抗拒一切食物，私人医生甚至警告说，如果他继续这样暴瘦下去，身体器官很快就会衰竭。
这半个月来，我算是彻底领教了安娜口中的“挑食”。
我变着花样给他做饭。起初，我按照培训班学来的西餐做法，煎牛排、烤香肠、做土豆泥和奶油蘑菇汤。穆勒先生总是准时坐在餐桌旁，穿着干净的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他只是拿起叉子，在盘子里拨弄两下，切下一小块肉放进嘴里，嚼了几下便咽下去，随后放下刀叉，摇摇头，步履蹒跚地走回自己的卧室。
西餐不行，我便尝试做中餐。我想着，或许清淡软糯的中国菜能唤醒他的胃口。我熬了皮蛋瘦肉粥，包了鲜肉馄饨，甚至炖了软烂的红烧肉，结果依然一样。他看着那些散发着异国香气的食物，眼神里没有厌恶，但也没有任何食欲，就像是在看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摆设。每次最多吃上三两口，便推开了碗筷。
中介公司打来电话，语气里透着公事公办的冷漠。他们告诉我，安娜对父亲的体重继续下降感到非常焦虑，如果我不能在一周内让穆勒先生正常进食，她只能考虑换人。
挂了电话，我坐在异国他乡的狭小保姆房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我不怕干活，不怕倒时差，甚至不怕语言不通的孤独，我只怕失去这份能支撑全家的薪水。
第二天清晨，雨下得更大了。我起得很早，在厨房里愣神。冰箱里塞满了高级食材，有上好的鳕鱼、新鲜的芦笋、精选的牛肉，可我对这些昂贵的东西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它们精致、营养，却怎么也敲不开一个孤独老人的胃。
我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旧行李箱，想找件厚衣服披上。在箱子最底层，我摸到了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大半袋黄澄澄的玉米面。
那是临出国前，我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硬塞进去的。我们山东老家管这叫“棒子面”。母亲当时说：“去了外国，吃不惯洋人的东西，自己熬点棒子面粥，喝了胃里暖和，就不想家了。”
看着那袋粗糙的玉米面，我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乡愁。既然不知道给穆勒先生做什么，不如给自己做一顿家乡的饭菜吧。至少，让我在这冰冷的异国厨房里，找回一点熟悉的温度。
我洗净手，舀出两大海碗玉米面，又掺了一点黄豆面进去。黄豆面能增加黏性，也能让口感更醇香。我倒了一碗温水，一点点地加进面盆里，双手用力揉搓。玉米面的质地很粗糙，不像白面那样柔滑，它带着一种泥土和阳光的干涩感。
我把揉好的面团揪成一个个小剂子，放在手心。左手托着面团，右手的大拇指在面团底部顶出一个深窝，其余四根手指在外面配合着旋转、捏拢。不一会儿，一个个像小宝塔一样的窝窝头就在案板上排开了阵势。它们底部中空，颜色金黄，透着一种笨拙却踏实的气息。
德国的厨房里没有中国那种大蒸锅，我只能找出一口最深的汤锅，架上一个不锈钢蒸架，垫上烘焙用的油纸，把窝窝头一个个摆进去。
火苗舔舐着锅底，水渐渐烧开了。十几分钟后，一股极其特殊的气味开始在厨房里弥漫。那不是黄油的甜腻，不是罗勒叶的清香，也不是炖肉的浓郁，而是一种纯粹的、属于粗粮的原始香气。它带着谷物被高温催化后的甘甜，混杂着水蒸气，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
我正准备关火，听到了厨房门口传来的拖鞋声。
我转过头，看到穆勒先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那里。他穿着那件灰色的旧晨衣，花白的眉毛微微颤动着，鼻子在空气中嗅了嗅，眼神里透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那是一种迷茫、惊讶，又带着一丝急切的神情。
他指了指炉子上正冒着热气的锅，用德语问了一句什么。
我听不懂，只能连比划带猜，掀开了锅盖。白色的蒸汽瞬间升腾起来，金黄色的窝窝头在雾气中显得格外诱人。那股浓郁的玉米面香味毫无保留地扑面而来。
穆勒先生慢慢走近，盯着锅里的窝窝头看了很久。他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似乎想要去拿。
我赶紧拿出一个干净的白瓷盘，用夹子夹出一个刚出锅的窝窝头，放在盘子里递给他，用简单的英语说：“Hot, carefully.”（烫，小心。）
他没有回餐厅，而是直接在厨房的中岛台旁坐了下来。他没有用刀叉，而是直接用手拿起了那个还有些烫手的窝窝头。他先是放在鼻子底下深深地闻了闻，然后闭上眼睛，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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