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梅丽娅到达重庆的那天，天空正下着连绵的阴雨。整座城市像是被浸泡在一层灰蒙蒙的雾气里，高低错落的楼宇在雨幕中显得有些压抑。她拖着沉重的行李箱，高跟鞋在坑洼的青石板路上踩出闷响，水花溅湿了她昂贵的风衣下摆。
她来这里是为了处理公司一桩棘手的跨国收购案的尾声。但比工作更让她疲惫的，是三天前在巴黎刚刚宣告结束的订婚关系。未婚夫的背叛像一场毫无预兆的雪崩，把她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砸得粉碎。
阿梅丽娅没有时间崩溃，她把所有的情绪打包，同几套职业套装一起塞进行李箱，飞越了大半个地球。
酒店在一条狭窄的巷子尽头。办完入住已经是晚上九点。阿梅丽娅在异国的房间里坐了很久，没有开灯，胃里一阵阵地泛着因为时差和饥饿带来的痉挛。她必须得吃点东西，否则连明天早上的会议都撑不下来。
她撑着伞走出酒店。巷子里大部分店铺都已经打烊，只有街角还有一家亮着昏黄灯光的小店。没有显眼的招牌，只在雨棚下挂着一块发黄的塑料板，上面用红漆写着几个中文字。阿梅丽娅不懂中文，但她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混合着油脂、辣椒和某种奇异香料的气味。
那是老陈的面馆。
店面极小，只摆得下四张掉漆的折叠桌，几个红色的塑料凳子摞在角落里。一口巨大的汤锅在门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白色的水雾模糊了老板的脸。
阿梅丽娅收起伞，有些局促地站在门口。老陈抬起头，看到这个金发碧眼、穿着考究却满身疲惫的外国女人，愣了一下。他习惯性地把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扯下来擦了擦手，操着一口浓重的重庆口音问：“妹儿，吃啥子面？”
阿梅丽娅茫然地看着他。她指了指旁边的空桌子，又用手比划了一个吃东西的动作。
老陈立刻明白了。他点了点头，指了指墙上的菜单，又指了指自己，竖起大拇指，意思是：“交给我。”
几分钟后，一碗面端到了阿梅丽娅面前。没有精致的摆盘，粗瓷大碗里，红艳艳的辣油漂浮在表面，上面撒着翠绿的葱花、金黄的炸黄豆和一些碎花生，面条在汤汁里若隐若现。
阿梅丽娅拿起筷子的动作很生疏。她小心翼翼地挑起一筷子面条送入口中。
轰的一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感在她的口腔里炸开。那是花椒的麻和辣椒的烈，直冲脑门。她猛地咳嗽起来，眼泪瞬间涌出了眼眶。太辣了，辣得她浑身冒汗，辣得她原本紧绷的神经像是突然断了一根弦。
老陈见状，赶紧从冰柜里拿出一瓶常温的豆奶，用起子撬开瓶盖，重重地放在她手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喝这个，解辣。”
阿梅丽娅听不懂，但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灌下半瓶带着淡淡花生味的甜味液体。口腔里的火烧感终于缓解了一些。
她低下头，看着碗里的红油，刚才那一阵猛烈的咳嗽仿佛打破了某种心理防线。在巴黎强忍了三天的委屈、愤怒和无助，突然在这个陌生城市的街角面馆里决堤了。
她一边大口地吃着那碗辣得要命的面，一边任由眼泪大颗大颗地砸进面汤里。她吃得毫无形象，鼻涕和眼泪混在一起。
老陈没有盯着她看，也没有上前询问。他只是默默地转过身，继续清理灶台，顺手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了一点，播放着不知名的本地戏曲，刚好掩盖了角落里女人压抑的啜泣声。
那是阿梅丽娅在中国吃的第一碗面。
第二天清晨，由于时差的关系，阿梅丽娅五点钟就醒了。她洗漱完毕，换上职业装，准备去公司。路过昨晚那个街角时，她惊讶地发现面馆已经开门了。
清晨的面馆和昨晚截然不同。那里挤满了人，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有穿着工作服的环卫工人，也有拎着公文包的上班族。大家坐在狭窄的桌子旁，甚至有人蹲在马路牙子上，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呼噜呼噜地吃着，大声地用方言交谈着。
阿梅丽娅在巴黎的早晨，通常是在安静的高级咖啡馆里喝一杯黑咖啡，吃一个冷冰冰的羊角面包。她从未见过人们在清晨如此热烈地对待一顿早餐。
鬼使神差地，她走了进去。老陈在翻滚的白雾中一眼就认出了她。他没有问她要吃什么，只是熟练地抓起一把面条扔进滚水里，然后在一排调料碗前飞快地舞动着勺子。
当面端上来的时候，阿梅丽娅发现今天的汤色没有昨晚那么红了。老陈看着她，用手在半空中比划了一个“一点点”的姿势，意思是：“少放了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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