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
本文从文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视角，结合发展伦理学理论，深入分析了五部美国后末日科幻小说中“重建纽约”的叙事范式。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系统化梳理解读，揭示了后末日背景下都市空间、金融资本、宏观经济与个体命运的复杂交织。文章不仅展现了科幻文学对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批判，还深刻反思了资本主义历史循环的困境，为理解当代都市经济运行和发展伦理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视角。
廖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
Abstract
摘要：作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大都市和经济中心之一，美国纽约激发了文学史上无数作家的灵感，也成为科幻小说后末日世界建构中常见的都市想象原型。从文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视角，借助发展伦理学的理论概念，通过梳理《飞城》《气泡》《终端世界》《第一区》和《纽约2140》这五部美国后末日小说中围绕“重建纽约”所展现的空间书写与经济叙事特征，可发掘其深层次发展要素集聚、转移和重构的过程。当都市空间、宏观经济、金融资本、居民个体等复杂因素被置于后末日的背景之中，各主体在危机后的发展预期与伦理困境也折射出美国科幻小说对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无情批判，以及对无法逃避的资本主义历史循环的辛辣讽刺。
关键词：纽约；后末日叙事；发展伦理；科幻小说；文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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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圣经的《启示录》与末日审判故事是英美科幻小说末日想象的重要源头之一。因此，科幻小说的末日叙事往往着眼于描绘末日浩劫来临时的情景，并融合了善恶得报的审判与重获新生的乐观主义。后末日叙事也被称为后启示录叙事（post-apocalyptic narrative），呈现出与末日叙事（apocalyptic narrative）截然不同的叙事特征。末日并非终结，灾难之后的幸存者必须面对漫长的适应生存与重建家园的挑战。后末日叙事关注末日灾难之后的世界建构，以及人们在灾难之后的思想与行动，包括身体形态、心理状况和群体秩序、城市空间重建等等。后末日叙事弱化了善恶审判的宗教色彩，也颠覆了“拯救—重生”的叙事范式，将叙事重点从英雄主义的救世者转向灾后恐惧迷茫的普通幸存者。［1］
与文学中的其他大都市相比，科幻小说中的纽约城常常与灾难交织在一起，成为末日/后末日叙事中重要的空间意象之一。其源头可追溯至1929年纽约股票交易行情暴跌，触发了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这次破坏性极强的长期经济危机，反而促成了以《惊奇故事》为代表的科幻杂志迎来了黄金时期，使科幻小说的创作涂上了一层反乌托邦的底色。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金融次贷危机、2020年的新冠病毒等，共同影响了科幻小说作家对未来纽约的想象。纵观两百年的科幻小说史，纽约成为作者笔下被毁灭次数最多的大都市，涵盖了数十种末日想象，包括地震、火灾、洪水、陨石、冰川、幽灵、核武器、恐怖主义、外星人入侵、环境恶化、生物攻击等。
纽约作为世界级的繁华都市，却成为科幻小说中末日想象的热门空间背景，这一创作倾向是否说明大都市的现有发展模式存在隐患？20世纪后半叶，片面追求财富增长与科技进步的弊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方式显现，迫使西方学界将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为了对发展进行价值观领域的引导与约束，发展伦理学（development ethics）逐渐成形。1987年，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IDEA）的成立标志着发展伦理学正式成为发展研究与伦理哲学的一个跨学科领域：“发展的主要标准并不是生产或物质福利的增加，而是人们生活质量的充实。经济增长和货品数量的增加无疑是需要的，但并非任何种类的增加或增长都应不惜代价地去取得的。”［2］6发展伦理学理论探索“如何构建更加人道的经济模式”，［3］提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造成了许多虚幻的繁荣和“反发展”现象，导致发展不均衡和社会撕裂，其原因在于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对外殖民扩张掠夺、对内剥削压迫的资本逻辑基础之上的。
与以往任何国家都不同，美国走上了一条新型帝国之路。它不直接掠夺海外领土，而是以强大的生产和贸易能力控制世界。一言以蔽之，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有边界的，作为帝国则是无边界的，这种帝国发展的逻辑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国家逻辑，而是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4］
纽约，作为美国霸权的“经济首都”和资本逻辑的重要节点，至今牢牢占据着世界经济地图的中心位置。而站在城市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看，经济、社会、政治等发展要素的集聚推动了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而要素的转移和重构又将城市推向衰落、消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往往受制于历史背景和人物寿命，无法完整全面地展示出大都市从兴起到衰亡的全过程，而科幻小说则可以脱离物理定律的束缚，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人类疯狂的贪欲和陷入病态循环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灾难，而后末日叙事更能补齐常被忽略的城市重建的“后半篇”。
后末日背景下人类的挣扎求生和黯淡迷茫的未来预期，是对传统科幻想象中未来社会高科技主导的政治经济话语的反叛和解构。［5］因此，研究以纽约为背景的科幻小说时，分析文本中的经济书写尤为重要。经济运行与城市发展的规律是塑造纽约的空间形象的根本逻辑，也是文本中人物、情节、环境等发展的隐性驱动力。从笼罩城市的穹顶到吞没都市的潮水，甚至僵尸围城、街垒对战，科幻小说通过城市空间意象、情节和人物的设定等将这种残酷的发展循环具象化了。本文从文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视角，借助发展伦理学的理论概念，从要素的集聚、转移与重构三个阶段，梳理了五部代表性科幻小说《飞城》（Cities in Flight，1970）、《气泡》（The Blister，1974）、《终端世界》（Terminal World，2010）、《第一区》（Zone One，2011）和《纽约2140》（New York 2140，2017）中针对后末日时期的纽约的想象建构，并挖掘后末日想象深层的发展伦理及其对都市空间意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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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与高楼——发展要素的集聚
巨大静默物（BDO，Big Dumb Object）①是后末日科幻小说中最为经典的空间想象之一，这种特殊空间景观凸显了人类的渺小，营造出令人恐惧和敬畏的叙事氛围。［6］纽约是由一个河流入海口浅滩与岛屿共同组成的大都市，在关于纽约的后末日科幻小说中，作者一般会利用纽约独特的地理特征塑造其空间形象。不同于普通陆地城市与郊区之间边界模糊，河口岛屿和周边的水域有着清晰的区隔。纽约作为被海水环绕的世界级大都市，在科幻小说中为未来都市形象的建构提供了特殊的空间类型，也在后末日的设定下经常呈现出一个巨大静默物的整体特征。
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erik Pohl）的小说《气泡》描绘了在未来环境危机爆发后，人们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穹顶，将整个纽约笼罩住：如同骆驼的两个驼峰，高的拱形穹顶建筑坐落在曼哈顿下城区一带，较低的穹顶桥将从坚尼街到第二十街的区域连接起来，延展的大穹顶覆盖着市中心区和中央公园。［7］
这个巨大的穹顶可以为居民创造宜人的内部气候，提供必要的生态资源，并处理垃圾污物，形成一个完整的新陈代谢系统。它还是一个防御性的大罩，可以阻挡太阳风暴甚至核弹爆炸。未来纽约成为一个气泡中的都市，都市的生存与发展完全依赖于气泡的存在。有学者认为，作者可能受到了当时的建筑大师、文化学者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曼哈顿穹顶计划”的启发。富勒经常思考未来在环境、资源和经济危机背景下人类的后末日生存问题，给出的策略之一便是球形穹顶技术。波尔也许受到了其“戴马克松”（Dymaxion）思想的影响，②在自己的科幻小说创作中构建出了巨型穹顶这种后末日都市空间图景。
在《气泡》中，巨型穹顶除了在视觉上形成极具压迫感的空间特征，它的建设还包含更深层次的发展伦理隐喻。不同于普通建筑通过立柱组成的框架独立支撑自重，巨型穹顶的稳定性高度依赖于结构的完整性，因此它在建设过程中是极度脆弱的，任意一个钢架和面板的损坏都可能造成整个穹顶的坍塌。除此之外，划时代的巨型建筑往往吸纳了全社会的发展要素资源，短期内形成了回光返照一般的繁荣假象，常常成为“后末日的信号弹”。因为从长期来看，巨型工程本质上是通过债务，将后续几代人的红利一次性吃尽，这种明显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势必引发严重的代际矛盾，大大加速经济和社会的彻底崩溃。
《气泡》是波尔中篇小说系列《城市的岁月》（The Years of the City）的第三部，与宏伟的穹顶工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的主人公——一名参与安装穹顶的普通建筑工人。他系着劣质绳索悬荡在半空中，与工人同伴们一起面对生命危险与经济困境。建造穹顶时，人类刚刚进入后末日时期，幻想着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防御性措施保证经济增长，对冲社会衰退风险。讽刺的是，主人公冒着生命危险努力构建的并不是能够惠及自身的庇护所，而是一场注定的庞氏骗局，是后末日时代最后一轮经济要素集聚形成的泡沫幻影。无论是在小说还是现实世界里，大都市里的普通劳动者承担着巨大的健康与经济风险，而精巧的投资结构和顶级的律师团队则严密保护着资本家。即使经济崩溃，资本家也可以通过破产流程减少财产损失甚至全身而退。这种阶级不公正是波尔在《气泡》中所关心和探讨的社会问题。
城市的诞生是为了优化发展要素的交换，而溢出的价值留存形成了空间上的要素集聚效应。这一过程不断正向循环，便推动了城市的繁荣。而在科幻小说中，后末日时代的叙事背景下，经济要素呈现出进一步集聚的趋势。在纽约面积极为有限的土地上，要素进一步收缩、集聚，甚至向天空发展，形成了超级摩天楼。一座摩天楼往往被解构为无数相同房间的堆叠，其中的居民常被描述成蜂群一般高度同质化的群体。这也说明，在后末日科幻小说中，摩天楼并不是表面上的扩张型空间意象，恰恰相反，摩天楼与巨型穹顶类似，其本质上也是收缩性的空间意象，标志着后末日时代的“第一乐章”。
因为脱离了现实中物理规则的制约，科幻小说能够建构出更接近于后末日经济社会特征的建筑空间形态。例如，阿拉斯泰尔·雷诺兹（Alastair Reynolds）在《终端世界》中描绘了一个千年之后的后末日世界，以纽约为原型的未来都市被重建成一整座高耸入云的摩天楼——矛头城（Spearpoint），这座大楼占据了一整座岛屿，可容纳三千万人。［8］《终端世界》表面上只是将平面分布的大都市改成了垂直分布的，但空间结构的变化隐喻着森严的等级秩序。
纽约世贸中心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楼，站在楼顶，人们可以清晰地俯视整个都市。德·赛尔托却很抗拒这种视角，因为“登上世贸中心的顶点等于脱离对城市的认知”。［9］在《终端世界》里，矛头城的顶部住着“天使”，一种脱离了所有的劳动与风险的精致生物。他们可以飞行，可以使用最新科技，普通人的生活与他们永无交集。顶层往下，是20世纪风格的电气化城市，再往下便逐步退化为使用蒸汽动力乃至原始畜力的落后城市。在矛头城里，人们住所的位置、大小代替了他们的姓名、职业和性格，成为他们全新的社会身份，巨大的阶层分化被空间隔离具象化了。
以纽约为原型的矛头城，是一个巨大的圆锥体，看似稳定而坚不可摧，却在不久后毁于一场突发的巨大空间位移。由于低层区域遭受了不可逆的破坏，看似能免受任何危险的最高层也在一夕之间坠落。《终端世界》的主人公奎伦博士（Dr. Quillon）本是一个住在最高层的“天使”，他安逸的生活随着摩天楼的毁灭而被彻底打破，只能努力学习低层区域的生存技能，并试图挽救矛头城。《终端世界》中对于摩天楼毁灭的书写，表面上呼应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而深层则是通过描写后末日时代紧缩性的要素集聚，警告严重的非平衡性发展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就将这个问题概括为“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指大量发展要素受利益驱使，快速向高端的“进步产业”汇集，使其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挤出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低端的“停滞产业”由于劳动生产率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会吸纳大量就业人口，却也消耗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有限红利，随着“停滞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最终会拖垮整个经济体系。［10］
无论是巨型气泡还是巨型摩天楼，后末日科幻小说中纽约的“巨大静默物”形象恰恰反映了作家对发展要素高度聚集的担忧和反思。现实中，人类总是会动用一切资源在危机爆发后开展防御性发展，殊不知这种做法如同饮鸩止渴，只会进一步加速系统的崩溃。明显不可持续和违背规律的超常规举措，反映出人类面对巨大危机的侥幸心理，而后末日时代初期要素集聚形成的繁荣假象，也会被真正长期性的“灰犀牛”危机③无情击碎。
①巨大静默物在科幻小说中一般指形体特别巨大的、未知来源和功能的神秘物体，初次收录于《科幻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1978）。
②这个词来源于三个单词：dynamic，maximum，还有ion，表示以最少结构提供最大强度、最大限度利用能源的一种技术策略。
③“灰犀牛”指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其风险经常被提示却常被人们忽视。该术语源于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The Gray Rhino: How to Recognize and Act on the Obvious Dangers We Ignor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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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与潮水——发展要素的转移
对于沿海岛屿而言，最典型的末日想象之一便是被海水淹没。纽约的形成有赖于海洋带来的天然屏障，一旦这种保护性因素变为破坏性的，便有利于科幻作家渲染末日惊悚的叙事氛围。2017年，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就以海水危机为背景创作了小说《纽约2140》，描绘了因海平面急剧上升造成的后末日世界。由于全球气温升高，极地冰原融化，带来了两波巨大的潮水，淹没了众多沿海城市和低洼地区。“曼哈顿下城区伫立在洪水之中，犹如巨型的威尼斯城，雄伟壮丽。”［11］10人们不得不搬到未被淹没的摩天楼高层以求自保。
这部小说不再如传统科幻小说一样，警告读者未来的环境危机，而是直接将末日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通过后末日叙事，作者试图勾勒困境中人类的生存发展图景，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对阶层固化带来的城市贫富差距的讽刺，以及对其背后经济行为的忧虑。海平面的上升看似一视同仁地给人类带来了困境，最显著的就是居住空间的急剧缩小，实际上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是高度差异化的。末日前的财富精英仍然占据着高地上的摩天楼，而普通人大都只能搬到涨潮期间会被淹没的“潮间带”公寓里群居，最底层的贫民甚至只能蜗居在摇摇欲坠的老式房屋里。奇怪的是，后末日时代的房地产市场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迎来了巨大的繁荣。
曼哈顿下城区的房租正持续暴涨。人们都非常喜欢这座超级威尼斯城，于是引得房价不断上涨。他们说这叫“潮间带”曝气（aeration）。正如小说中的人物夏洛特所言：“这不就是通货膨胀或者投机炒楼吗？还以为第一次潮水就把这些东西冲走了呢。”［11］68
在经济学中，有个很形象的货币政策术语叫“放水”，指政府加大货币供应的行为。温和的“放水”可以有效刺激经济发展，无节制的“放水”则是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纽约2140》中，潮水和海平面的上升恰恰与主人公面临的恶意“放水”和通货膨胀相互呼应。在后末日的大都市，高净值人群依靠雄厚资本和信息网络，往往能够在灾难发生前提早自保，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贪婪的银行家和对冲基金经理资助科学家发明了一种“钻石薄膜”，喷涂在摩天楼的淹没区，以保护核心资产不受海水的侵蚀。他们甚至基于气象变化与房地产价格走势的关系设计出了一个指数模型，通过全球气象卫星和经济情报网络无节制地炒高“潮间带”住房价格。盈利和亏损只是金融机构屏幕上的一串数字，却实实在在导致了大量普通市民流离失所，贫富分化更加严重。
“潮间带”开始出现新的基础设施和河道文化，占据并掌控这座超级威尼斯城的，是一群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干劲十足的人，他们渴望更多的东西。换句话说，从总体来看，这里是一个具有很高投资回报率的地方！［11］18
资本持有者希望能在灾后依旧享受最丰厚的财富增值，于是把攫取利益的触角伸向了后末日时期的生存刚需——住房。海潮毁灭了建筑和生命，却毁灭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哪里有公地，哪里就有圈地围墙。”［11］12很难想象，后末日时代百业凋零，房地产却依旧一枝独秀，甚至还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普通人为了一套“潮间带”的住所，需要出卖身体与时间，甚至需要背负沉重的债务。但这种末日前通行的“债务—信贷”发展模式，无疑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幻象。在后末日时期，许多行业已经化为乌有，普通人连稳定工作都很难找到，如何能有清偿终身债务的能力？
作者一直关注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局限性问题，《纽约2140》中“潮间带”地产价格指数暗指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的导火索——信用违约互换（CDS）。债务本质上是发展要素在时间轴上的转移，未来的发展要素在被强制抽离并高度聚集的同时，也将金融业的敞口风险转嫁给了全体民众。在小说中，人们都已经觉察到了除海水危机之外的经济危机即将降临：“形势正在发展，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当迫在眉睫的时刻到来时——谁知道什么时候呢？一切都有可能发生。”［11］13罗宾逊通过后末日叙事证明了发展要素向房地产转移和聚集的可怕之处。他认为，在后末日的纽约，资本家通过控制房产供给推高收益，使金融业严重背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转而建立在大都市房地产业的泡沫之上。没有人再去从事生产制造，本就遭受破坏的发展要素与资源集聚在并不能提升生产力水平的金融地产行业，疯狂“空转”。最先进的科技不是被用于改善民众生活，而是被用于生产所谓的“钻石薄膜”，以保证房产价格在后末日也能坚挺。
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学者詹姆逊曾提出，在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政治都与房地产有关”。［12］当债务发展模式崩溃，金融精英和剥削者可以通过空间转移，让弱势群体或欠发达地区为自己的贪婪买单。罗宾逊的《纽约2140》也验证了这一看法，巨大的金融利益影响了后末日的纽约经济政策要素的流向。为了获取金融资本的支持，灾后的纽约市政府不仅放松监管，而且主动作为最终担保人，以公共财政资金为金融地产大鳄兜底纾困。当银行家变相拥有了无风险赌博的许可证，有限的发展要素资源不仅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反而成为金融赌徒们无风险套利的筹码，使得经济发展被禁锢在虚幻的繁荣里。
在小说之外，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危险迹象始于“二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全球的资本流动。这一发展要素转移的过程很快引发了科幻小说家的警惕，最为典型的作品就是詹姆斯·布利什（James Blish）以未来纽约为背景的小说《飞城》。在这部作品里，纽约的空间形象是后末日世界里一座永远飞在空中的都市：“曼哈顿在不断移动……穿越整个银河系。”［13］10
在《飞城》中，末日的起因是席卷全星际的一场金融危机。在金融泡沫崩溃之后，失去一切的纽约市民变成了星际难民，不得不像“大萧条时期的流浪汉一样”，在银河系中“四处冒险，寻找工作”，用科学与工业技术交换石油、锗以及食品。这一变化也符合发展伦理的基本原则：货币只是价值交换的媒介，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发展是为了创造出更优质的供给，以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2］86在健康的经济中，发展要素的集聚是大都市引以为傲的资本，但在金融泡沫破灭之后，这些要素仿佛一下子没有了价值，取而代之的是可用性强的原始实物资产。
在这场大范围金融危机里，不仅纽约，所有的大城市都未能幸免，“三百个城市无法提供就业机会……一个又一个，地球上每个城市都将基岩、建筑物和大气层收拢成一个力场‘气泡’，腾空而起”。［13］13作为最核心的发展要素之一，城市的地理位置一般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在历史上，城市经历破坏与重建，但其选址大都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飞城》中出现了飞艇一样飘在空中的移动都市，不仅代表着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长距离转移，还说明纽约可以看成是海洋文明中最重要的空间意象的延伸——大型远洋船或贩奴船的太空版本。与贩奴船相比，科幻小说中的漂浮都市虽然披着高科技的外衣，但本质上也是本土资源危机背景下向外掠夺。巨大的飞行都市所容纳的殖民者更多，这些飞行都市抢夺的财富也从金银、奴隶变成了矿产、稀有金属、高科技等未来的发展要素。
有学者认为，曼哈顿的名字来源于殖民者对印第安土著的一次勒索。［14］数百年后，即使殖民时代的隔离墙已被拆除，对外欺诈的传统也从未在纽约中断。华尔街建立起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掠夺体系，即所谓的“美元环流”。在《飞城》作者生活的时代，离岸金融和大量的衍生品交易已经使纽约在金融世界中俨然成为一座“飞城”：创新的金融科技使得银行家可以坐在摩天楼的顶层办公室中，从容收割全球的财富，完成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尤其是在美国经济进入所谓的“大缓和”时代（the Great Moderation）之后，经济周期由过去的剧烈波动模式，向着起伏平缓、峰谷落差缩小的波动轨迹转变，这不仅掩盖了系统性风险积累，而且制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假象。低通胀、高增长、持续攀升的资产价格，种种迹象使得人们的风险偏好能力增强，对风险补偿的要求降低，并追求更高的杠杆。［15］
但此时，以《飞城》为代表的科幻小说成为“吹哨者”，警告读者无论是过热的经济，还是金融的庞氏骗局，都会让纽约的繁荣不可能永远持续。经济要素在时间上的转移，必然造成金融风险的累积。就像小时候玩的肥皂泡游戏，膨胀越大，就变得越薄，终究会突破临界点，肥皂泡会在一瞬间破灭，归于长久的消亡。当主流学者们正为“大缓和”时代的种种美好景象提供各种理论阐释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如科幻小说的预测一样彻底粉碎了这些乐观派的预期，给纽约及全球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布利什在小说的结尾告知读者，纽约飞城正被大麦哲伦星云长期束缚，这似乎暗示着一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入了难以摆脱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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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与僵尸——发展要素的重构
纽约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2011年出版的僵尸末日小说《第一区》也以纽约为背景，影射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经济恢复期。因此，小说带有特殊的反乌托邦叙事色彩，并将叙事重点从僵尸灾难本身转移到了后末日的第三个阶段——文明重建期，而纽约的重建正象征着文明的重建。小说主人公马克·斯皮茨（Mark Spitz）曾是一位销售员，如今成为平民武装队的一名清扫者（sweeper），负责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协助军队将纽约街头残存的僵尸清扫干净，以便重建纽约。
怀特黑德笔下的僵尸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僵尸骷髅族，它们成群结队地在街头游荡，会攻击人类和传播病毒。另一种则是独行僵尸彷徨者（the stragglers），它们停留在某个地方或者重复着某个行动，并不伤人。这些出了故障一般的彷徨者形成了各种令人费解的场景，在全区内外如幽灵一般存在。……例如，一个彷徨者曾是一位心理医生，它坐在生前必备的躺椅上，双脚放在沙发椅上，面无表情，全神贯注地等待着迟到的病人。病人则永远迟到了，他解释迟到的原因将占用大量的治疗时间，但这永远不会发生。［16］60
根据怀特黑德的设定，彷徨者所停留的状态象征着这个地方或者行为对生前的它们来说非常重要。许多研究者将《第一区》中的僵尸分类解读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现象的讽刺。［17］僵尸们即便不再是人类，也仍旧为工作和消费所困，要么站在复印机前或办公室的小隔间里，要么在生前最喜欢的商店里围绕残留的商品转圈，忘记了自己的本性。而在后末日的叙事中，僵尸也象征着社会重启和都市发展的最大阻碍。
在末日之后，斯皮茨参加了政府重建纽约的计划，却发现重建计划对健康人和感染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策。已经成为僵尸的人类被军队无情地消灭，政府的医疗救助也不会帮助被感染的病人，即使他们并未完全丧失理智。感染者一律被视为需要被清除的祸端而被杀死，怀特黑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权力关系背后的经济因素。
僵尸在经济学中经常用来比喻一类特殊的企业，它们由于经营不善，已经不产生效益，却依然占有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严重妨碍了新技术、新产业的成长。［18］“僵尸企业”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生存和经营，如同僵尸一般消耗各种资源。此外，“僵尸企业”如僵尸病毒一样，也具有可怕的传染性。健康的企业如果试图兼并重组“僵尸企业”，很有可能被其无尽的消耗拖垮，一同沦为“僵尸企业”；银行如果持续不断地给“僵尸企业”输血，最终也会变成“僵尸银行”；政府如果不断地给“僵尸企业”补贴，当地经济早晚也会变成“僵尸经济”。无论是小说中还是现实里，生产要素资源被不良主体所占有，本质上是一种发展伦理问题。因此，经济要重启，要素必须重新开始流动，“僵尸企业”必须从市场环境中彻底清除。《第一区》将经济学家们创造的不良资产、债务重组、去杠杆这类抽象的经济概念具象化为僵尸、清理、武装队等设定：要重建都市，僵尸和被僵尸病毒感染的人类只能被全部消灭，从而给健康的人类腾出生存的资源。
因此，《第一区》中政府不仅借助各种武装组织屠杀感染者和僵尸，还借助公共卫生知识科普向民众渲染僵尸的恐怖，加深幸存者对感染者的抵触和恐惧。绝大部分幸存者都深切地憎恶任何与僵尸病毒有关的群体，无论是已转化的僵尸，还是并未变异的病死者，甚至包括在清扫过程中感染的士兵。这种情绪被怀特黑德称为“后末日应激障碍”（post-apocalyptic stress disorder），这种后末日的创伤反应导致了幸存者要求对所有与病毒相关者斩尽杀绝，并把这种屠杀看作重建纽约公共秩序的必要步骤。后末日的都市重建计划本质上就是发展要素的大规模重构，核心就是需要将低效的不良资产出清，从而重启经济发展周期。这个过程被作者形象而残酷地描述为军队与清扫者手持武器，将所有僵尸和感染者无情杀戮，再“合力将一具具尸体搬上窗台，推出窗外”。［16］53
斯皮茨少年时曾梦想成为一名在纽约摩天楼中工作的律师：“数百万人迷恋着那些高耸的摩天楼，那是他们呕心沥血地赖以维生的地方。”［16］2但末日之后他作为清扫者进入废弃的律师事务所时，却需要面对“处处遗留着旧日景象的灾后城市”，［16］12随时警惕着可能突然发起袭击的僵尸。强烈的对比使他对摩天楼所代表的现代科技都市产生了质疑：“摩天楼射灯的蓝光投向夜空，令人异常不安。这不再是他梦想中的建筑了。”［16］190人们开始渴望回到传统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以此欺骗自己人类文明从未被灾难摧毁过。小说标题“第一区”代表了纽约市政府的幸存者居住区重建项目，而居住区的命名和设计在刻意向末日前的郊区社区靠拢。
定居区自身也开始被粉饰一新，14号营地被重新命名为 “新视界”（New Vista），罗阿诺克则变成了“泡泡布鲁克斯”（Bubbling Brooks）。斯皮茨居住的第一个市民营地叫“快乐田庄”（Happy Acres）。斯皮茨认为，商品销售也有很大帮助，比如帽衫和遮阳帽等等。徽标的冷色调和尖利线条符合末日前几个月非常流行的设计趋势，就像文化重新开始延续一般。［16］99
在“第一区”里，人们被鼓励忘记过去的灾难，投身于新一轮的工作和消费。“现在，这些人不再是单纯的幸存者、半疯的难民，或可悲的、满身屎尿、饱受创伤的人，而是‘美国凤凰’。定居点里，‘小凤凰’的昵称广受欢迎。”［16］99幸存者恰似涅槃的凤凰，忘记了教训和围墙外的危险，单纯地重复着盲目的重建。在怀特黑德笔下，纽约的重建并非人类文明的复兴，而是让幸存者建起高墙闭目塞听，形成“城中之城”，罔顾外面的人类病患的痛苦与僵尸围城的危机。人类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圈起的却只是孕育着新一轮毁灭的土地。正如每次金融危机之后，侥幸渡过危机的人们又开始投入新一轮的泡沫制造，并没有人真正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即使爆发系统性的风险，资本家也可以通过聘请最优秀的律师和会计对不良资产进行“出表”式的切割，以保护自己。资本主义通过财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成功操纵了人性的贪婪，使得无人愿意拆穿这个盛大的“庞氏骗局”，而是自欺欺人地坚信自己能够在末日来临前全身而退。
在意识到人类的盲目自大和绝望的命运循环后，主人公认为“上帝不再眷顾任何人”，［16］98最终放弃了重建纽约的人类清扫者身份，他“打开门，像游泳一般汇入了僵尸流中”。［16］189作者并未指明主人公是否成为僵尸，但随着人类幸存者与非人类的僵尸开始融合，二者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1967年，桑塔格在《灾难的想象》一文中提到，末日叙事中总会出现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映射着宗教故事原型中的救世主与审判日。［19］但在《第一区》中，后末日叙事已经颠覆了这种范式，城市的发展伦理也受到了挑战。主人公是否会与异种同流合污，城市是否会恢复秩序，人类文明是否会复兴，永远被悬置在未知的状态中。表面上看，人类在清除僵尸，实际上僵尸也在围剿人类，把人类圈禁在资本主义的无限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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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回顾历史，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曾经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普通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和物质条件进步。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私有化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科幻小说通过时间轴上的自由调度，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剧变，通过后末日叙事呈现到读者面前。这既是警告人类不能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制定急功近利、不顾后果的决策，同时也试图激发人们对重塑发展伦理关系所需的生产关系进行创造性反思，呼吁社会正义和公共福祉。在《经济科幻小说》（Economic Science Fiction，2018）中，科幻小说被看作“推动未来政策发展的引擎，甚至是可以设计未来的机器”，因为其展现的未来都市想象会“促使人们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可以容纳并促进这些发展。换言之，科幻小说可以促使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诞生，从而成为对抗资本主义实用主义的力量”。［20］如果不采取良性的经济发展道路，以纽约为代表的未来都市可能会成为人类的发展牢笼，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要素集聚、转移、重构的历史治乱循环。在这一功能上，科幻小说有责任也有潜力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文化引擎。
参考文献
2025年·第1期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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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大学学报
转载 高校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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