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棵无人修剪的树
■张 琪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像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硌得家里每个人都不舒服。他脾气有些暴躁，动不动就摔碗砸盆；他还不爱劳动，家里的大小活计全压在母亲一人的肩上。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常在天还没亮时就起床，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们准备早饭，而父亲则要睡到日上三竿才慢悠悠地爬起来。
那时的我，常常躲在厨房的门后，看着母亲佝偻的身影在灶台前忙碌。冬日的清晨，厨房里弥漫着白色的水汽，母亲的发梢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蒸汽。她总是先给我们盛上热腾腾的稀饭，然后才顾得上自己。而父亲呢？他要么嫌粥太稀，要么嫌菜太咸，动辄还会摔筷子走人。
那时的我对父亲的怨怼与日俱增，每当看见大爹和二爹时，这种情绪便化作一团难以消解的困惑。大爹家养着几头黑白相间的奶牛，每日天不亮就能听见他“哗哗”的挤奶声和牛铃清脆的叮当声；二爹靠打零工度日，他总能在十里八乡找到活计，一家老小衣食无忧。而我的父亲，这个身怀泥瓦匠手艺的汉子，却固守着“缸里有米，灶下有柴”的活法。只要勉强糊口，他便整日蜷在炕头，任凭母亲如何劝说也不肯出门找活。
“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啊。”我常常这样感叹。同样的父母，同样的家庭，为何大爹、二爹如此踏实勤劳，而父亲却像棵歪脖子树，怎么也长不直呢？
直到长大后，我才开始明白其中的缘由。
奶奶走的时候，父亲才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又敏感脆弱的年纪。我想象着十七岁的父亲，穿着单薄的棉袄，站在他母亲病床前手足无措的样子。屋外是刺骨的寒风，屋内是渐渐冷却的体温。
十七岁的少年，还不会用眼泪表达悲伤，只能把所有的痛苦都憋在心里，最终化作一根根扎向身边人的刺。在他迷茫时没有人给予指引，在他犯错时没有人及时纠正。就这样，年少的父亲带着未愈合的伤口，跌跌撞撞地长成了一个大人。
那个年代，吃饱穿暖已是奢望。大爹、二爹刚成家不久，各自拖儿带女，自己的生活都需拼劲全力才得以维持。依然没人教父亲怎么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他就像荒野里的那株幼苗，在无人照料的风雨里，长得歪歪扭扭。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父亲身上所谓的“刺”，不过是为保护那些从未真正愈合的伤疤而生。他的暴躁，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达不安；他的懒散，是因为从未有人教会他承担责任；他的固执，是因为除了自己，他不敢相信任何人。
从那时起，我不再与父亲针锋相对。当他无缘无故发脾气时，我会安静地等他平静下来，然后递上一杯热茶；当他推卸家务时，我会邀请他一起做饭，故意“请教”他如何切菜；当他固执己见时，我会耐心地听完他的想法，再温和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变化是缓慢的，但确实在发生。就像春天里冻土悄然融化，父亲心中的坚冰也渐渐开始松动。他记住了母亲的生日，并在下班时专程去买她爱吃的糕点；也不再对邻居恶语相向……
去年冬天的那个凌晨，窗外还笼罩着浓重的夜色，父亲却已经穿戴整齐在客厅等候。才四点，他执意要开车送我去车站。“这么早哪有出租车啊！”他嘟囔着，不由分说地提起我的行李。站前的广场空空荡荡，他坚持帮我把行李拎到检票口。当我走进站台回头望去，父亲依然站在原地，单薄的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瘦小。那一刻，我确信自己看见了那个十七岁少年的影子——他终于在漫长的迷途后，找到了回家的路。
如今，站在人生的中途回望，我才明白“母亲”在一个家庭中的角色。母亲是家庭的灵魂工程师——有母亲的孩子，如同园丁精心照料的树苗，即使遭遇风雨也能挺拔生长；而失去母亲的孩子，则像荒野中的小树，要么在严酷环境中夭折，要么歪曲而奋力地生长，满身的疤痕皆是自己与命运抗争的证据。
我的父亲是不幸的，他在最需要引导的年纪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但他又是幸运的，因为我的母亲用三十年的隐忍和包容，慢慢治愈了他的创伤。现在，当我看见父亲在厨房里笨拙地帮母亲打下手，或者听见他温和地给孙子辈讲故事时，我知道，那棵曾经歪斜的树，终于找到了向上生长的力量。
这一切，都源于爱的浇灌——那种春雨般润物无声、却能滋养整个生命的爱。
——转载自《内蒙古妇女》杂志2025年第7期
来源：内蒙古妇女媒体网络工作中心
编辑：刘海林
校对：刘海林、纳荷芽、吴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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