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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ew Economist）
格林斯潘：跨越三个时代的美联储主席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艾伦·格林斯潘1987年8月由里根总统提名担任美联储主席，接替以反通胀闻名于世的保罗·沃尔克。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直至2006年1月，时间长达18年5个月。在格林斯潘以前的三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米勒和沃尔克）和之后的三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任职时间最长的皆不超过8年。不过，在美联储主席位上任职最长者是威廉·迈克切斯内·小马丁，其任职时长达18年10个月（1951年4月至1970年1月）。格林斯潘与小马丁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任期自始至终是在冷战大背景下，那时的美国与西方世界的诸多国家一样，正经历战后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黄金时代”，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经济的持久平稳运行成就了小马丁的超长任期，而在格林斯潘的任期内，世界跨越了三个时代，即从冷战退却到全球化兴起再到数字时代的降临（无需赘言，后两个时代有一定重叠），美国经济运行此时期跌宕起伏，内外纷争不断，可以说是格林斯潘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娴熟运作和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精心呵护促成了他在美联储的长期领导地位。
冷战末期的格林斯潘与美联储
里根总统的第二任期（1985-1989年）正是美苏较量的高峰时刻。在决定不再挽留沃尔克后，里根挑选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看中的是后者也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哲学。格林斯潘后来十多年的政策实践反复证明了，他是市场经济原则的坚定信仰者，在此信仰下，他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金融领域中放松管制，迎合华尔街的偏好而松懈了对金融衍生业务的风险防范。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股市突然大崩盘，史称“1987年股灾”。此次股灾的起因扑簌迷离，内因论外因论不一而足。为应对股灾并预防可能的不利经济影响，里根总统召集了特别对策会议，正在外地的格林斯潘及时赶回参加。次日，格林斯潘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发表声明，表示将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事后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美国核心CPI（扣除食品和燃料的CPI）通胀率在当时（1987年9月）高达4.3%，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却从10月的7.29%降至11月的6.69%。美联储降息和流动性支持“双管齐下”措施促使股市和金融市场很快恢复平静。这次事件，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主席“初战告捷”，开始在美国内外赢得声誉。在美联储历史上，利率调整罕见地仅仅针对股市变动而做出，超越了货币政策调整的常规套路。客观上，这也恰好回应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大萧条时期美联储不作为的严厉批评。应对1987年股灾的成功经验似乎也使格林斯潘相信，金融市场动荡，无论由何种原因引发，皆可被遏制。
全球化兴起时代的格林斯潘与美联储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冷战结束，美国在随后多年中事实上成为世界的“一超”。此时期前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日益增多的国家和地区涌进新兴市场经济行列，融入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势头迅猛。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上有过多种作为，它们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国际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成为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平稳运行的重要因素。
在全球化兴起时代，美国数次对外动武，包括1991年海湾战争、1998年干预南联盟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自身在2001年遭遇9/11恐袭。这些事件前后，美联储不仅密切监测国内外金融市场动向和跨境资金流动，随时准备提供支付结算保障、流动性支持以及降息调节，还积极开展国际磋商合作，企稳美元和国际货币市场的行情。9/11事件发生后，美联储迅速与几大外国央行建立应急性货币互换关系，开启了新世纪国际货币合作的新方式。当然，按照美国政府内部的分工，在涉及美元的国际政策协调事务中，财政部在前台，美联储在幕后。
1994年及稍前，墨西哥加大对外开放，大量美资流入。当年夏季，美联储加息；年末，美资回流，墨西哥货币比索大幅贬值，国内金融市场动荡。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被称为全球化时代第一场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的泰国和印尼遭遇金融危机；稍后，出于不尽相同的缘故，韩国和俄罗斯也遭遇金融危机。这些事件前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完全依其“国内逻辑”进行，丝毫不回应来自国际层面的需求。
美联储直接出面应对的是国内金融事件。1998年9月，大型对冲基金公司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受俄罗斯外债危机的影响而濒临破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协调多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出资救助LTCM，由此避免了一场金融市场震荡。事后，格林斯潘和纽联行行长出席国会听证会，为此进行辩解。
LTCM投机失败被许多人解读为金融全球化的负面教训，但是，格林斯潘仍然竭力推动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他多次前往国会山为此法辩护。格林斯潘认为，旧法（罗斯福主政时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33年银行法）》）已过时，不利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尤其不利于华尔街金融机构提升其国际竞争力。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此后美国金融业重回“混业”格局。花旗银行与此前专营保险的旅行者集团合并，美国国际集团（AIG）跨出传统保险领域开始涉猎信贷和证券经营，以前专营证券和投行的摩根（JP Morgan）与专营商行的大通(Chase Bank)合并组成摩根大通集团，随即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超大金融机构。华尔街金融机构在国际上加快扩张步伐，冀图“一统天下”。
超级规模的金融机构出现后，依照格林斯潘的意见，它们直接由美联储负责监管。这意味着，美国原本存在的分业监管，包括证券交易监管和保险监管等等，对这些机构而言事实上显著地弱化了。而这为后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数字时代的降临与格林斯潘
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通讯技术在美国出现并开始普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千年来临，美国涌现成千上万家互联网企业，它们大都标记自己为dot-com，其中的佼佼者排队挤入纳斯达克证券交易平台，大举融资。与此同时，众多风险投资机构将资金投入未上市或初上市的高科技企业，指望它们快速成长，数年之内收获丰厚回报。微软和英特尔是当时的楷模，亿人瞩目。纳斯达克上市企业股票市值总和开始超过纽约股票交易所。
好景不长。2000年3月后，纳斯达克股指转而下跌，上千家dot-com公司破产，一大批风险投资机构倒闭，众多散户也惨遭损失。互联网泡沫的清算过程比预期的长很多，直到两年后纳指才止跌回升，此时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接近彼时美联储史上最低水平。可以说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与9/11事件共同促成了美联储当时史无前例的降息举措。美联储后来于200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和2020年3月新冠疫情蔓延之际降息至零，亦为货币政策创举。
格林斯潘自传（《动荡年代：勇闯新世界》）回顾此番故事时，特别强调互联网泡沫的生生灭灭正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体现。格林斯潘卸任后与人合著一本美国经济史（中文名《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史》，英文原著名Capitalism in America: A History，2018年出版），开篇即说，“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感谢熊彼特1942年出版名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概念。”
新千年之际，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应对数字时代降临的一大挑战是“千年虫”（Y2K）问题。现在回头看，此乃技术上的小事儿一桩，但在当时，美联储和全美各大金融机构（以及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却如临大敌，极度担忧金融电子系统崩溃，尤其电子支付系统瘫痪。美联储支付系统那时每天处置4万亿美元的交易额。格林斯潘后来回忆说，跨年时，他与美军呆在一起。
格林斯潘的经济业绩和影响力
格林斯潘2006年离任后，耶鲁大学的一位学者比较了战后5任美联储主席的经济“业绩”，使用了通胀率、失业率和利率三指标。综合地看，格林斯潘“排名”或为第二（三个指标均值分别为2.3%，5.5%和4.5%），首位应为小马丁（2.0%、4.9%和3.4%）。如前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美国经济长周期的不同节奏，格林斯潘所处的时代变化多端，尤其国际经济环境迥然非同往昔。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及其变化从一侧面反映美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及其变化。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各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占比持续升高，最高时为80%（1977年）。此后至90年代初，伴随美国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和通胀，加之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崛起，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趋于下降，其全球外储占比最低时仅为57.5%（1990年）。20世纪90年代初，恰为格林斯潘第二任期和克林顿总统两届任期之始，美国经济转向长期繁荣，通胀降至历史新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转而回升。至2001年，美元的全球外储占比升至70%以上。此时正值全球化蓬勃扩张之际，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美国制造业流行业务外包，订单大量流向中国。同时，环流于美国和东亚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跨境资金流动迅猛增加，美国资金市场行情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增大增强。在此背景下，美联储的任何政策动向以及格林斯潘个人的言谈举止皆被世界各地高度关注。克林顿当众表示，“格林斯潘一发声，全世界都在倾听，所以，美国国会应当多听他说。”此言一出，格林斯潘便得到“影子总统”的称号。
其实，这不过反映了全球化兴起之际美国经济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所得到的国际影响力。
客观地看，格林斯潘的两位后任者，伯南克（2006年6月至2014年1月任美联储主席）和耶伦（2014年1月至2018年1月），按前引经济业绩的衡量指标看，更胜一筹。尤其在耶伦任期内，美国通胀率、失业率和利率都降至历史低点。评价战后美联储历任领导的经济业绩，“时势造英雄”的因素确应纳入考虑。
格林斯潘接受过严格的经济学专业训练，具有广博的经济学知识，十分重视美联储与公众和国会的沟通。他在任期内，时常需要就诸多经济问题发表见解。他的一大特色是，在与众交流时不断创造新词和名言警句，而这些新词和名言警句以极快速度传播于世界各地，为人们津津乐道。“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即为一例，“上行风险”（upside risks）和“下行风险”（downside risks）等等亦是。
人们也“回赠”格林斯潘一些特别词语，在此方面“格林斯潘看跌期权”（Greenspan Put）尤值一提。2001年1月，美联储宣布降息后，伦敦出版的《金融时报》首次指出此番操作应视为“格林斯潘看跌期权”（Greenspan put option），意指美联储为股票投资者提供了阻止股市继续下行的防护栏，或者说某种兜底或保险机制。回顾格林斯潘任上美联储自1987年10月以来的多次降息举措，确实可见此种说法的缘由。学界有观点认为，这是金融市场高度发达之后央行作为的新变化，不应视为货币政策基本使命的改变。在美国内外，有关讨论和争论仍在进行中。
不少人士对格林斯潘任内美联储放松对金融衍生风险的监管颇感不满，其中包括“股神”巴菲特。巴菲特称金融衍生品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WMD），其有关言论写入2003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报告中。
《纽约时报》等媒体长期追踪报道格林斯潘有关金融危机的言语，数次提及他承认以前作为政策制定者时曾有犯错。最早一次“认错”或许是2008年末在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会上，后来一次是在2010年公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规模之大，显然使得“格林斯潘看跌期权”陡然失灵，许多美国中产家庭的资产受创，不少养老金领取者之后甚难善终。2026年6月22日格林斯潘遗孀发布的唁文确认，他生前承认过去政策制定中有过出错。
无论如何，格林斯潘无愧为一位跨时代的非凡的美利坚中央银行家。后人回忆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初的美联储，倘若只限两位主席，大概仅有格林斯潘和沃尔克，尽管人们很可能以不同方式和角度来缅怀。以历史观点看，格林斯潘掀开了一场远未完结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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