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在中央苏区的法治实践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黄 云

今年是董必武诞辰140周年。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董必武始终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坚持以法治巩固政权、保障人民利益、维护革命秩序。

1933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呈请，正式任命董必武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参与苏区检察监督、反腐倡廉与群众检举工作。1934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全面领导苏区司法审判工作。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正式成立，董必武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革命根据地实际相结合，系统推进苏区立法、司法、组织、队伍、监督等各项工作，推进中央苏区法治建设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从探索到规范，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人民法治道路。

参与立法建制

在中央苏区物资匮乏、敌情严峻的特殊环境下，董必武认识到，只有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才能实现红色政权的有序运行、革命秩序的稳定维护、工农群众权益的有效保障。董必武全身心投入苏区立法工作，组织制定覆盖国家根本制度、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让苏区各项工作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在根本法与基本法层面，董必武深度参与宪法大纲、劳动法、婚姻法、土地法、选举法等基础性法律的制定与完善。

在刑事实体法领域，董必武参与制定《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反革命犯罪的构成要件、量刑标准与惩处措施，严厉打击敌对势力颠覆破坏活动，捍卫苏维埃政权安全；董必武主持起草并由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贪污、浪费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划定公职人员行为底线，为苏区反腐倡廉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武器。

在程序法领域，董必武组织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明确中央政权机关的设置、职权与运行程序，规范政权组织体系；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系统规定司法机关办案流程、审判程序、上诉抗诉、死刑复核等核心制度，统一苏区司法标准；制定《关于没收犯人的财产和物件的手续》，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保障司法执行规范化。这些程序性法律法规，与实体法相互配合、相互支撑，推动苏区法治建设进入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

健全审判机构

司法机构是法治运行的组织载体。董必武始终把加强审判组织建设作为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格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等法律规定，在短时间内全面建立健全苏区审判组织系统，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军队上下贯通、覆盖全面、运转高效的司法审判网络，实现由军政机关审理案件向专门司法机关依法审判的历史性转变。

在中央层面，董必武全力完善最高法院内设机构与运行机制，夯实最高审判机关组织基础。一是确立最高审判组织，明确最高法院委员会为最高法院核心决策与审判组织，负责审理重大疑难案件、统一法律适用、制定审判政策；设立最高军事裁判会议，作为军事案件的最高审判组织，专门负责军队内部重大案件审理，保障军事司法公正。二是完善专业审判庭设置，根据苏区案件类型与司法需求，设立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军事法庭，实现刑事案件、民事纠纷、军队案件分类专业化审理，提升审判质效。三是健全司法辅助机构，组建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法警队，负责法庭安保、押解人犯、执行裁判等工作；设立专门看守所，规范在押人员管理，保障司法程序顺利进行。同时，他主持制定《革命法庭条例》《革命法庭的工作大纲》《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等一系列审判组织专门法规，让最高法院及各级审判机关的工作有章可循，推动苏区审判工作全面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在地方与军队层面，董必武推动建立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地方与军事审判机构，打通司法运行“最后一公里”。在地方政权体系中，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政府均设立裁判部，区以下及较大城市设立裁判科，作为地方各级审判机关，代行各级法院职权，负责审理辖区内一般刑事、民事案件；在军队系统中，红军各部队设立裁判所，专门负责军队内部案件审理，保障军队纪律与革命秩序。这一组织体系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苏区早期由军政机关混合办案的模式，形成了肃反委员会、裁判部（科、所）、最高法院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层级监督的专门司法审判格局。

创新审判制度

审判制度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董必武带领广大司法审判人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革命斗争实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建立起一系列既适合战时需要、又符合司法规律的核心审判制度。

确立两审终审制，保障裁判公正权威。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规定，苏维埃法庭实行两级审判制，即初审与终审两级。除最高法院（庭）、最高特别法庭审判的案件为终审裁判外，其他各级裁判部（科、所）审理的初审案件，当事人均有权向上一级审判机关上诉，上诉审判即为终审裁判。这一制度明确审级界限，保障当事人上诉权利，通过上级法院监督纠错，有效提升审判准确性。

建立公开审判与巡回审判制度，推进司法阳光透明。《裁判部的暂行组织与裁判条例》第16条明确规定：“审判案件，必须公开。”1933年5月30日，司法人民委员部在《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要求，审判案件前须广泛张贴审判日程，公告案件信息，吸引群众旁听；除涉及秘密的案件外，地方与军队各级裁判机关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对于重大典型案件，组织巡回法庭前往案发地就地审判，方便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开展法治教育。公开审判与巡回审判相结合，让司法贴近群众，彰显苏维埃司法的公开公正。

实行合议陪审制，彰显司法人民性。董必武明确规定，三人合议庭中须有两名人民陪审员，陪审员从职工代表大会、雇农大会、贫农团、士兵会中民主选举产生，定期轮换，与审判人员享有同等审判权，案件裁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他指出：“人民陪审员能把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知识、道德观念带到法院里来运用。”

严格回避制度，确保司法中立公正。为防止人情关系干扰司法公正，与被告人有家属、亲戚或私人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该案件的审判（包括主审与陪审）；在裁判员代行检察员职权的地区，裁判员不得同时担任主审或陪审。

完善上诉与死刑复核制度，严守司法公正底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明确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犯人不服判决可声明上诉，通过二审程序纠正错判误判；同时确立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规定所有死刑案件，无论被告人是否上诉，必须将案情材料报送上级审判机关审核批准。

1934年4月，董必武组织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正式颁布实施，这部程序性法规对审判机关、审判组织、审级制度、办案流程作出全面系统规定，明确苏维埃法庭、政治保卫局、肃反委员会等司法机关的职权边界与办案程序，系统创建陪审、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上诉、抗诉、死刑复核等全流程司法程序，构建起从立案、侦查、逮捕、预审，到检察、起诉、审判、执行的完整闭环。在具体办案中，所有案件均须经过审查立案、侦查取证、依法逮捕、专门预审等法定程序；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检察预审后，依法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再移交审判机关审理。

培育司法人才

中央苏区时期，长期战争环境导致司法干部队伍面临两大突出难题：一是司法机关干部数量严重不足，人手紧张、力量薄弱；二是部分裁判工作人员缺乏法律专业知识与司法工作经验，难以适应复杂司法工作需求，成为制约苏区法治建设的关键瓶颈。面对这一紧迫现实，董必武把司法干部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有计划、有步骤、多渠道培育司法人才，为苏区法治建设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在董必武的积极倡议与全力推动下，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承担起司法人才培养主责主业，采取三项关键举措壮大司法队伍、提升专业能力。一是创办裁判工作人员培训班，集中系统培训。针对基层司法人员专业短板，专门开设培训班，邀请具有法学素养与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授课，系统讲授苏维埃法律知识、审判程序、办案方法、群众工作方法等内容，短时间内提升基层司法人员政治素质与业务能力。二是建立跟班实习机制，以干代训提升能力。抽调下级裁判部工作人员到上级裁判部跟班实习、参与办案，在司法实践中学习经验、掌握技能，提升独立办案能力。三是选拔优秀青年充实队伍，优化队伍结构。从工农群众、革命骨干、青年学生中选拔政治坚定、作风正派、热爱司法事业的人才，充实到各级司法机关。

通过一系列务实高效的举措，中央苏区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大批政治可靠、业务熟练、作风过硬的裁判工作人员。

严办大案要案

1933年，部分干部纪律意识淡薄、监督机制尚不健全，贪污浪费、侵吞公物、渎职失职等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仍屡禁不止，严重损害红色政权公信力与工农群众切身利益。面对这一严峻局面，董必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组织审理一大批贪污渎职大案要案，严明法纪、震慑腐败，充分彰显苏维埃法律的权威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

1934年3月25日，董必武遵照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亲自组建最高特别法庭，担任主审法官，何叔衡、罗梓铭担任陪审，李澄湘、邹沛甘担任书记，梁柏台担任临时检察长，对原中央执行委员、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渎职贪污案进行公开审理。最高特别法庭经过周密调查取证、详细审查案卷、充分法庭辩论，依法公开作出判决，彰显司法公正。此案办结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开除熊仙壁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在苏区上下引起强烈震动。同年，董必武还组织最高法庭，对中央政府总务厅左祥云等人贪污浪费案进行公开审判，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维护苏区干部队伍纯洁性。

这两起案件均涉及苏区高级干部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董必武坚持依法审判、决不姑息，充分体现了苏维埃政府法纪严明、法官公正无私，生动诠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让苏区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无论职务高低、功劳大小，只要触犯法律，必将受到严厉惩处。在司法审判与检察监督协同发力下，中央苏区反贪污浪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在《红色中华》报公布反贪污浪费斗争成果：在中央机关及企业单位中，共查处会计科长、管理科长、总务处长、司务长、采办人员、财政处长、总务厅长、局长、所长、厂长等贪污分子数十人，一大批违法乱纪分子被依法惩处。

董必武高度重视群众监督作用，在他的推动下，形成人人监督、户户参与、腐败必究、违纪必查的良好氛围。

董必武在中央苏区的法治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法治建设的早期尝试与光辉典范。他坚持立法先行、机构健全、制度规范、队伍过硬、司法公正，把法治工具运用于政权巩固、社会治理、群众权益保障与反腐败斗争，形成了人民司法为人民的鲜明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