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女孩的少女时代，都有一个偶像般的女性长辈。
她们或是美丽大方，让你偷偷艳羡的存在；或是在家人口中离经叛道，却令你又害怕又好奇的人。
在她们与你的相处中，长辈的权威淡化，代之以跨越年龄的亲密，她为你带来适时的解惑和安慰，以及成人世界遥远又神秘的光彩，她们可能是姐姐，是小姨，是姑姑……
是寄托了少女对成年女性诸多想象的人；
是率先迎向大千世界的冲击，开辟出离家之路的人；
是将某种向往、某种蠢蠢欲动，埋在一个女孩心中的人。
有两个女性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她们是张爱玲和张茂渊。
张茂渊出生于1902年，在她一岁时，父亲张佩纶去世，母亲李菊耦独自抚养孩子们。李菊耦是旧氏贵族出身，教育女儿的方式却不同于传统。她会给女儿穿男装，她没有让女儿裹小脚，后来张茂渊就是用一双自由的“大脚”滑雪、骑自行车、离家远行。但在张茂渊10岁时，母亲也不幸去世，她和14岁的哥哥张志沂（张爱玲的父亲）由同父异母的长兄张志潜抚养。长大后，张茂渊与哥哥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张志沂是典型的封建贵族遗少，他抽大烟、打吗啡、娶姨太太，思想保守，看不惯特立独行的妹妹。兄妹二人日渐离心，张茂渊反而与嫂子黄逸梵（张爱玲的母亲）关系甚笃。
1924年，姑嫂二人一起出国留洋，去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钢琴与美术。当时出国留学的人不少，但是女性留洋仍然惊世骇俗，张茂渊与黄逸梵，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代出走的娜拉”。在张爱玲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雷峰塔》里，她写到身边众人对此议论纷纷：
他们听见跟别人解释珊瑚小姐出洋念书去了，没结婚的女孩子家只身出门在外不成体统，所以让嫂嫂陪着。老妈子们每逢沈家人或是沈家的老妈子问起，总说得冠冕堂皇。珊瑚小姐一心一意要留洋，她嫂嫂为了成全她所以陪着去。……他们也听过新派的女人离家上学堂，但是认识的人里头可没有。再有上的学堂也近便些。
张茂渊和黄逸梵离家四年后返回。归来后的张茂渊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广阔的见识，在洋行、电台、戏院都工作过，她还曾担任上海大光明戏院的同声传译及机要秘书，是中国第一代女性播音员及同声传译员。
不过在当时幼小的张爱玲眼中，姑姑和母亲只是两道遥远的美丽幻影。她们离开时张爱玲四岁，回来时张爱玲八岁，四年间，张爱玲从风言风语中听闻她们，从父亲厌恶的神情中想象她们，那时她还未预见，和母亲的情感纠葛将缠绕她的一生，那个叛逆的姑姑，则会成为她坚实的庇护所。
｜ 张茂渊，图源自网络
回国后不久，黄逸梵与张志沂离婚，黄逸梵搬出张家，与张茂渊租了一间公寓合住。《雷峰塔》里写下了琵琶（张爱玲）对这段往事的印象：
“你姑姑跟我要搬走了。”一个星期之后露向琵琶说。她拿着一根橙色棍子擦指甲油，坐在小黄檀木梳妆台前面，镜子可以摺叠放平，也是她的嫁妆。“我们要搬进公寓，你可以来看我们。你父亲跟我要离婚了。” 离婚对琵琶是个新玩意。初始的畏惧褪去后，她立刻就接受了。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有汽车或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母亲和姑姑走了，但是张爱玲依旧被困在父亲家中，在那时的张爱玲眼里，世界被分为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这边是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母亲和姑姑那边是纤灵的七巧板桌子，是新奇的卡通片、轻柔的颜色……在父亲家中的生活仿佛被困在旧日时光里，缺少生命该有的活力和颜色。
1934年，张爱玲14岁，父亲再娶。1937年，因为与继母发生冲突，张爱玲遭到父亲的殴打，张志沂将张爱玲监禁在家中，甚至扬言要开枪打死她。姑姑张茂渊得知这个消息，前来营救，却也被张志沂打伤。（下文出自《私语》，收录于《流言》。）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她开口我父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捕房，因为太丢我们家的面子。
张茂渊这次登门劝解，被烟枪打伤眼睛，缝了六针，负伤离去，未能成功带张爱玲离开。但是在几个星期后，张爱玲趁着夜色，悄悄地逃了出去。
自此以后，张茂渊与哥哥的关系越来越僵，几乎完全决裂。张茂渊与张爱玲姑侄二人则同住了十多年。
｜ 张茂渊和自己设计的家具地毯拍照留念
1939年，张爱玲19岁，她本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伦敦大学，但是因战争未能成行，辗转入香港大学文学院就读。入学半年后，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1942年，张爱玲与好友炎樱一起返回上海，住在姑姑家。张爱玲在上海正式开启她声名显赫的文学创作，她陆续发表《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皆轰动一时。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1943年到1945年，她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并评价：“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
张爱玲能够涉笔成趣，正是因为她对生活中的种种小事都体察入微。她用这种细腻的生活感知，记下了许多与姑姑的有趣日常。
在《私语》里，她记下自己“幸灾乐祸”的小心思：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
她把姑姑说的话写成散文《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罢？”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 “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她写《姑姑语录》，记下姑姑那些幽默机敏的话：
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写下来可以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洗头发，那一次不知怎么的头发很脏很脏了，水墨黑。她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
在张爱玲的记忆中，姑姑给她做芝麻酱馅包子的事非常难忘，她在《我看苏青》里写：
姑姑那一向心境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兴，因为我想吃包子，用现成的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包子上面绉着，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绉了起来，一把抓似的，喉咙里一阵阵哽咽着，东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好像我还是笑着说“好吃”的。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
到了自传体小说《易经》里，张爱玲将这段经历更细节地演绎出来，形容那是一段“就连碗盏都不响”的宁静时光：
琵琶把糖掺进芝麻酱里搅拌，“我没吃过芝麻酱包子。” “我也没有，没做过包子。”珊瑚半是向自己说，轻轻一笑，不好意思似的，“不晓得做成什么样。” “没关系，我喜欢吃包子。” 屋里浓浓的稠稠的寂静继续溺爱着她的耳朵，就连碗盏都不响。
在这些与姑姑有关的文字中，总有一种自然流露的松弛自在。姑姑也是张爱玲作品固定的首批读者，《倾城之恋》话剧上演时，姑姑为话剧写剧评；声称看不进去张爱玲的小说的姑姑，“因为亲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实地篇篇过目”（《私语》）。
在流离乱世中，姑姑的家是张爱玲的乐园，张爱玲的庇护所。与姑姑相处的日子，是她创作素材的丰富来源，也是她一生难忘的温暖。
姑侄二人同住多年，直到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离开后，张爱玲辗转各地，多次搬家，无奈与姑姑失去了联络。而这一失联，就是二十七年。二十七年岁月弹指瞬间，她们都经历了诸多人世变幻，终于在1979年才通过书信恢复联系。
多年后的第一次联系，77岁的张茂渊在给侄女的信中难掩欣喜：“今天刚得着你的地址，赶快来寄几个字给你，告诉你我的近况……”
｜ 图源自@张迷客厅
陈子善在《张爱玲丛考》中记录了张爱玲写给姑姑的信。时隔多年，她仍然像年轻时候一样，向姑姑讲起生活中的小烦恼。
姑姑： 我过街被人撞到，右肩骨裂，算Broken arm。 医生说让它自己长好。一个多月没去开信箱，姑姑的挂号信无人去邮局领取，三月廿日退还。我忘了说这爿店不代收挂号信。只好请再补一封普通邮寄的，月内可收到。Bevery Hill 信箱续租到八月初，可代收挂号信，隔日转到。 姑姑好些了？KD好？ 煐 五月四日
1991年初，张爱玲与在上海的姑姑通最后一次电话，半年后，张茂渊去世。同时期的张爱玲正在修改《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她在其中整理了大量姑姑的照片。其中下面这张图配文：“我姑姑，一九四〇末叶。我一九五二年离开大陆的时候她也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
｜ 张茂渊，图源自《重访边城》
1995年，在姑姑去世四年后，75岁的张爱玲也与世长辞。张爱玲离世后，她记述童年、少年时期成长经历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雷峰塔》《易经》出版。在这两本书中，她为故事中的姑姑取名“珊瑚”——极致美丽又生活在辽阔大海中的生命，她写下珊瑚离家远行、与守旧的家人对抗的故事，写下姑侄之间复杂立体的情感牵绊，写下这两位不同境遇的女性，如何先后从雷峰塔式的大家庭出走，走向广阔天地，迎接变动的一生。
而她自己，更是因这苍凉的文学、清醒的思想、独特的笔触，成为一代又一代女性读者的偶像，为无数女性播下成长的种子，正如多年前，四岁的张爱玲听到姑姑张茂渊的名字时，那心中的悸动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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