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守护文化烽火的“西迁壮歌”|四库全书|国宝|文物|竺可桢|西迁壮歌|马衡

文|肖焕

在1937年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背景下，日军不止用铁蹄踏破了百姓的家园，还觊觎着中国浩瀚的文物与古籍。在高校及文物单位的文化抗战中，尽管撤离的路径不同，却多向着当时相对安全的西南、西北腹地跋涉，其中贵州作为战略大后方，为保护文物典籍和教育火种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一背景便是纪录片《西迁壮歌》名字的由来。

《西迁壮歌》聚焦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文澜阁《四库全书》转运和故宫文物南迁三条主线，依循“危难启运、驻黔共生、薪火相传”的历史轨迹，使那段守护文化烽火的西迁之歌在徐徐展开的时间线上再次响起。

浙大：烽火西迁

1937年，上海的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遭受日军轰炸，这给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敲响了警钟。他与校委会紧急商议后，决定带领浙江大学上千名师生踏上迁徙之路。

由于忙于浙江大学的搬迁，竺可桢无暇照顾家人，1938年妻儿在江西相继离世，悲痛之下他在日记中写下“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的悼念诗。

在迁校途中，一封教育部发来的电报中再一次出现的“黔”字，指示浙大师生必要时可迁往贵州安顺。尽管竺可桢已将贵州的地形与迁移的路线研究过多遍，但执行起来仍非易事：前往安顺的路途遥远，浙大数千名师生带着图书与仪器起码要费事半年以上才能到达。浙江大学校委会决定，先迁往相对较近的广西宜山。正是在宜山，浙大“求是”的校训被确立。1939年2月5日，日军飞机对广西宜山狂轰滥炸，浙江大学校舍几乎全部被毁，被迫开启新一轮向西前往贵州的搬迁。

时任遵义湄潭县县长的严溥泉得知竺可桢要迁徙贵州，立刻拟写了邀请函，明确表达邀请浙江大学来湄潭办学的强烈意愿。湄潭县成立了欢迎浙大迁湄潭校舍互助委员会，并组织湄潭的绅士、湄潭中学的校长以及老师成立欢迎浙大办学的校务会议。他们不仅为浙大提供了校舍，还在城郊一带专门划出200亩地供其建设农场。

在这种认可与接纳下，浙江大学得以在他乡潜心研究与教学。

1940年初，丰子恺应浙江大学之邀，携全家历经艰辛后抵达遵义，担任“艺术欣赏”和“现代文学习作”课程的讲授老师。贵州的灵秀山水，拓宽了当时在浙大执教的丰子恺的创作视野。除了繁忙的教学外，子恺先生以旺盛的精力创作了大量以抗战为题材的漫画和宣传画，其中最著名的为《国难之忧》。在这期间，编辑出版了《子恺近作漫画集》《子恺近作散文集》《客窗漫画》《抗战歌选》第一、二册等等。同时，丰子恺整理创作完成了《丰子恺漫画全集》六册，一共收录了四百多幅作品。当时出版的《遵义周报》，封面也是丰子恺所绘漫画。

1941年，丰子恺等人前往遵义城东的子午山考察沙滩文化，并将此行的赋诗、撰文、题画结集为《子午山纪游册》出版。子午山所在的沙滩，是遵义一个方圆不过十里的乡村。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期间，发现自乾嘉至清末民初的一百多年间，沙滩出现了几十位学者、诗人、作家，人各有集，各类著作百多部几百卷。“故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之文化区。”浙大史地研究所在1942年开始编著的《遵义新志》一书中，最早提出了遵义文化的“沙滩期”，即以清朝嘉庆到光绪百年间的“沙滩三贤”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学者在此兴学著书，使这个小乡村成为贵州文化高地，打破了“边陲无大儒”的偏见，“沙滩文化”由此开始为学界所瞩目。

尽管敌机轰炸、疾病肆虐，教学、科研和生活条件都极其恶劣，却没有阻挡浙大学者们的研究热情，有文章曾记录了当时浙大在遵义的学术状况：“比如物理系一台靠汽车发动机带动的小发电机是唯一的电源，无钱也无处购买新的放射源，仅仅有十几毫克镭，没有什么探测器，只有一台自制的小云室；化学系曾以破庙为实验室，用木炭炉代替酒精灯，以两个煤油桶上下担水作为冷凝用水，将电动油泵改为手摇以作减压蒸馏及真空过滤等；电机系情况同样如此，系主任王国松在紧靠着老城墙外的湘江之滨建立起数百平方米的一群群草顶、泥墙、土地坪的电机化工机械实验室……”西迁办学中的浙大师生坚持教学科研，取得了众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如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学中微量元素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等，都属于当时科学前沿的重大成果。

典籍：临危护运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对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进行轰炸，诸多古籍在顷刻之间化为灰烬。同年2月，7名日本人潜入杭州展开疯狂搜寻，他们的目标是《四库全书》。不过，日军对这套觊觎已久的图书搜寻未能得逞。原来，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已提前将《四库全书》转运离开了杭州。

《四库全书》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的丛书之一，共计36000余册，共抄7套，分别珍藏于南北七阁。经历战火洗礼后，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成为南方的孤本。要把这套《四库全书》转运绝非易事。首先，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并未给出经费支持；其次选用何种交通工具来搬运的问题也一筹莫展。于是，陈训慈馆长求助于他的老师——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竺可桢面对这一难题亦心急如焚，但很快做出了回应：他请浙江大学的老师协助陈训慈装箱，护送《四库全书》离开杭州。1938年初竺可桢又致电浙江省府，请求帮助将《四库全书》设法转运至暂时未被战火殃及的贵州。竺可桢校长借了一些经费给护送的队伍，还专门派了李絜非教授沿途专门护运，还与浙江省立图书馆保管员毛春翔为躲避日军轰炸与沿途土匪规划了极为曲折的路线。

《四库全书》的搬迁之路困难重重，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中，就有一段关于江山遇险的记载：“自浦城至江山峡口，险路甚多，运输车，中有一辆，在离江山峡口不远处，倾覆，十一箱翻落池中，虞君佩岚急往附近村庄招雇粗工，入池起箱，另雇他车星夜前往江山县城。翌晨，幸有太阳，借簟在城隍庙大天井中曝晒……”历经2000多公里路途的重重坎坷，1938年4月底，《四库全书》到达贵阳。

1939年4月8日，《四库全书》在战火肆虐中搬至新家——位于贵阳城北金鳌山腰的地母洞，开启长达5年零8个月的艰难历程。地母洞是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溶洞，空间较大，岩石坚固，隐藏山林之中，具有防空优势，能更好地为《四库全书》提供安全庇护。贵阳雨水多、湿度大。《四库全书》搬进地母洞后，工作人员不断对洞内环境进行改造，做了大量防潮工作，确保库书安全。据资料记载：“为防潮起见，在洞内筑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放置石灰，另于台上近洞顶处，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侧凿有水沟，俾洞顶滴水，沿瓦流下，顺而注于洞底，汇入山穴。”每到春、秋季节，工作人员还会将书籍搬到洞外的晒书台曝晒。

1946年5月，辗转数地的《四库全书》平安抵达杭州，重归西湖孤山馆。

文物：辗转南行

1933年，随着日军攻破华北最后一道防线——山海关，故宫博物院亦不得不做出文物南迁的紧急决定。先是从北平迁移到了上海，然后从上海迁移到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南京也岌岌可危，已经转移到南京朝天宫的文物不得不再次转移。

当时，这些文物计划分三路西迁：南路到贵州，中路经武汉到重庆，北路经陕西到成都。其中最先转移的是刚刚参加过“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载誉归来的80箱文物，包含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范宽《溪山行旅图》等国宝级文物。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故宫博物院指派古物馆职员庄严等人迅速护送80箱文物登船前往汉口。几天后，长沙火车北站职工突然接到转运文物指令，来自汉口的80箱故宫文物随即运抵北站。但此时日军轰炸机已在湘江上空盘旋，危险局势一触即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决定，将文物存放到湘江以西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即岳麓书院。然而文物才转移，1937年11月24日，4架日军飞机沿铁路对长沙地面进行狂轰滥炸，湖南大学图书馆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虽然值得庆幸的是80箱故宫文物在这场硝烟中躲过一劫，但局势紧急的长沙已经不能再为它们提供庇护所，新的转移工作迫在眉睫。

战火蔓延，计划赶不上变化，“当时文物的西迁不是一开始就有计划的，而是我们被逼着一步一步做出决策的。”长沙的危机，使得这80箱文物不得不转移到相对安全的贵阳。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为了让这些国宝在贵州得到保护，结合贵州多喀斯特地貌的特征，制定了一个“山洞库房计划”。

为了给文物找到真正安稳长久的保存之处，马衡院长给贵州省政府写信，请求在贵州省区域内寻找隐蔽、交通便利又通风干燥的山洞。在一番艰难的寻找后，安顺华严洞被选中作为理想的文物存放地点，于1939年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由庄严担任负责人驻守看护国宝，还派了士兵到华严洞担任警卫工作。

这批来自北京故宫的珍贵文物，与贵州安顺有了一段长达六个春秋的不解之缘。时任贵州省立艺术馆馆长的陈恒安认为，“国宝入黔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如果黔人不能瞻仰，无异乎如入宝山空手而还”，对故宫博物院来说，趁着文物在后方之时，让西南地区父老乡亲饱览祖国的文化瑰宝，以报答西南人民对国宝的协助运输、保卫之劳，也是他们所乐见其成的。马衡院长在1943年7月2日的故宫博物院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拟于本年秋冬之季，空袭稀少之时，除铜、磁、玉器等携运不便不予提选外，就安顺库藏书画中酌选一二百件运至陪都公开展览，以供社会观摩采讨而广宣扬。”因而成就了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间的重庆书画展，展出“有民族意义及与地方历史有关之书画一百四十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