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0日，“吴于廑《整体世界史论》出版座谈会暨‘中国世界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术论坛”在武汉大学举行。会议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办，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15—18世纪研究所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全国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珞珈山，共同研讨吴于廑先生“整体世界史观”的当代价值和中国世界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路径和方法。
吴于廑先生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其所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人类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发展进程为主线，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从全球联系和文明互动的视角重新理解世界历史演进，是中国学者立足自身学术实践、自主构建世界历史解释体系的重要探索。三联书店推出的《整体世界史论》一书，首次系统呈现了吴于廑先生关于整体世界史理论的核心论述。
《整体世界史论》，吴于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6月出版
会议围绕吴于廑先生整体世界史观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展开深入讨论，强调其作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原创理论成果的重要价值。尤为关注整体世界史观对于构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世界史教学改革与教材编纂，以及从世界历史视野阐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启示。复旦大学向荣教授在学术总结中指出，本次会议充分体现出世界史学界同仁立足中国立场、回应时代需求、推进理论创新的学术自觉与责任担当。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整体世界史论》的出版不仅是对吴于廑先生学术思想的系统整理和集中呈现，更彰显出中国世界史学界原创理论探索的学术价值。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吴于廑先生的学术思想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继承和发展整体世界史理论，对于推进世界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增强中国学术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够为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历史视野与学理支撑。
以下文字系刘景华教授为《整体世界史论》一书所作序言，经授权，澎湃新闻发布，注释从略。
吴于廑（1913—1993年），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祖籍安徽休宁，自幼成长于苏中宝应县。193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历史系。1939年在昆明就读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1941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留学哈佛大学。194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应周鲠生校长之邀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等职，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及《外国历史卷》副主编，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1963年，中年的吴于厪。三联书店供图
吴于廑先生长期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早在1950、1960年代即着力探讨世界史尤其是上古和中古世界史的基本问题，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江汉学报》《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如《略论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等。1957年出版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寓深刻的历史分析于流畅的文字叙述之中，成为当时文化青年喜爱的图书，此后多次再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万象更新，学科建设也迫在眉睫。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决定，由吴于廑和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共同主编高校教材《世界通史》。这部新中国第一部世界通史（4卷）于1962年出版，成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代表着当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习称“周吴本”。1970年代初，为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毛泽东发出“学一点世界史”的指示，人民出版社将4卷本《世界通史》再次印行，这是“文革”期间极少发行的厚重学术著作。粉碎“四人帮”后，由吴于廑主持修订，《世界通史》于1980年第三次出版。这部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笔者曾于1970年代青年时期购得这套著作，至今仍置于书架显要处。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历史》
1980年代，在思想解放浪潮推动下，我国史学界已不满足于以往模式的世界史，要求建立中国特色世界史体系的呼声日高。1986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委托吴于廑和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共同主编新的高校世界史教材。这套教材共6卷，以吴于廑“整体世界史”为基本学术思想，习称“吴齐本”，1992—1994年间出齐。该教材一直为各大学历史专业所选用，长期被指定为全国研究生入学统考参考书，也是社会读者学习了解世界史的首选书。随着这部教材的广泛发行，吴于廑的“整体世界史”也为国内历史学人所熟知。
“整体世界史”是吴于廑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深入思考的思想成果。早在“周吴本”《世界通史》出版后，他就开始对西方世界史体系和苏联世界史体系进行反思。1964年发表《时代和世界历史》一文，论述各个时代不同的世界历史中心观，重点批判“欧洲中心论”，提出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历史，“真正用世界观点”写作世界史。这篇论文体现了他的世界史应为“整体世界史”的思想，与美国历史学家首次提出用全球眼光来撰写世界史大致同时。
1978年6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吴于廑在会上做了《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的发言，明确提出了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的看法。他指出，欧洲的史学家们习惯于以欧洲为主体，“不能以世界为一全局”；我们要编写新的世界史，“必须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且不能把世界史当作各国各地区历史的汇编，必须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世界史要勾画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而不是团团宫扇上的工笔花鸟”。
由此，吴于廑认为，对世界史学科必须有新的认识。他在《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中，认为世界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探索目标是世界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而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也就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世界史既不是一门中国的域外史，也不是国别史的总汇，而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目标在于探索和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
吴于廑指出，必须深刻领会马克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的思想。作为整体的世界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诸多论述，世界历史进入整体发展开始于15、16世纪。在《世界历史全局与15、16世纪》中，他分析世界之所以在这两个世纪中走向整体发展，一是在于郑和、哥伦布等航海家开创的海上交通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支配地位，成为联系世界各大洲的“决定性力量”；二是15、16世纪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社会开始呈现差异，中国在生产发展水平上可能略胜于西欧，但在生产关系、社会阶级、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没有像西欧那样出现有利于新生产方式成长的力量，也没有像西欧那样利用海上接触和交往来发展，这样原来大体相当的两个地区在较量中逐渐不利于东方。由此，“15、16世纪东西方社会经济综合比较研究”，便成为吴于廑成立的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包括研究生）的研究主题，其成果结集出版为《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共3卷）。
《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与《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而作的介绍本学科知识内容的概观性文章《世界历史》中，吴于廑除了评述古今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概览世界历史全局之外，还进一步提炼了对“整体世界史”的理论认识，首次提出世界历史有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更迭，如唯物史观提出的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构成一个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同时，也要认识到社会向上发展的多样性，注意避免机械性地描述社会形态更替。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在纵向发展的基础上，各地区的交往、渗透或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对闭塞状态的突破，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两者互为条件：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制约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向发展的基础是纵向进步，但当它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时，就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这篇文章在略加修改后，作为“总序”又刊载于“吴齐本”《世界史》。
1983—1993年，吴于廑对历史发展为“整体世界史”过程中有密切关联的重大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进行了精辟阐论，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对世界史研究影响深远。
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中，吴于廑指出，约一万年前新石器农业革命发生后，世界出现了几个农耕中心：西亚，东亚东南亚，中南美洲。农耕技术逐步传播和扩展，在亚欧大陆南端形成农耕世界；寒冷的北端则形成游牧世界。农耕先进、发展快，工商业等活动出现，文明由此诞生。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交流主要呈现为暴力形式。游牧部族具有机动性等优势，向农耕世界发起了三次大冲击。第一次是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包括喜克索斯人冲击埃及，赫梯人、米丹尼人等冲击古巴比伦，雅利安人冲击印度，希腊人南下等。第二次大冲击发生于公元元年前后，直至7世纪，包括匈奴等“五胡”冲击中国，大月氏、嚈哒人冲击印度，日耳曼人冲击西罗马，斯拉夫人冲击拜占庭，阿拉伯人冲击亚欧大陆和北非等。第三次大冲击发生在12—14世纪：突厥人西移是前奏，蒙古人横扫亚欧大陆为高潮，帖木儿扩张为尾声。大冲击的结果是游牧民族大多接受农耕生活，农耕世界日趋扩大，游牧世界日趋收缩。游牧民族的冲击以及他们建立的大帝国，促进了陆海交通，有利于打破各地区的闭关自守状态，对历史发展为世界史有积极意义，但距离彻底打破闭塞，使历史成为世界史还有一段行程。
《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将宏观视野与微观探索精妙结合，文字表达通畅而典雅，读起来引人入胜，被誉为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史的“范文”（马克垚语）。文章指出，农耕世界封建国家以农为本，耕织结合，重农抑商，无论东西方都是如此，但牲畜饲养在西欧农本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西欧出现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在于农本经济内部，与“织”密切相关的牲畜饲养，在商业和城市转化为农本经济对立物的过程中起着突出作用：纺织工作不必固着于某地，可以向有利的环境转移；纺织生产各环节可以并进；消费者对织物的需求弹性较大。因此，当商业和城市对农本经济的渗透达到某种深度时，织物商品化的增长幅度一般会大于谷物的商品化。毛纺业和农业的商品化，为资本进入这两个领域开辟了道路。尼德兰和英国最先实现这一变化，成为农耕经济自足闭塞状态被打破的起点，资本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的起点，世界市场得以开辟的起点。重商主义政策是商人经济利益（求富）和国家政治利益（求强）结合的纽带。重商主义不单为了积累金银，也注意发展工业。实行重商主义的英国，主要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并为工业革命创造了资本的、技术的、劳动力的前提，所以最早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起飞。可以说，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前奏。
最早的工业世界孕育于农耕社会内部，这是《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得出的结论。在吴于廑看来，工业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有无法割断的历史连续性。农本经济生产剩余量的增长，是工业得以在农耕世界中生长、发展的前提。在农本社会里，工商业要想兴盛，必须有农产品的足够剩余，如此才能养活专门的工商业者。封建农本经济是静态的，但不等于是静止的。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特别是英、荷，农业生产长期趋势是增长的，剩余量扩大了。无论地主家还是农民家，都有一部分农产剩余进入流通，换取他们在家庭制作不出来的物品，从而形成消费需求市场。西欧乡村兴起了供应市场的乡村工业，它是农耕世界母体中孕育的工业世界胚胎。乡村工业之所以发展，是因为13世纪起水力磨等广泛应用于纺织业。农业增长并有足量剩余，为趋向专业化的乡村纺织区提供粮食和原料，也为趋向专业化的农作区增大购买纺织品等的能力，这是理解农耕世界孕育工业世界的关键。在15至17世纪的英国，农产剩余量显著上升，乡村毛纺业空前发展。乡村毛纺业新呢布等产品符合大众需求，促使生产技术和手段突破。总之，正是“织”从农本经济中独立出来，由传统农家纺织变为乡村毛纺业，以及作为工业革命先锋的棉纺业。初生工业世界也带来了不同于农本社会的特点：新的工业世界，生产节奏紧密、时间感强；近代工业世界是计数的，如复式记账法是为了准确核算盈亏；近代工业世界是不断机械化，不断追求功效的；近代世界又是不“敬天”、不“法祖”的，已认识到人可以驾驭和改造自然，人可以通过科学实现对自然的“统治”。
1980年代吴于廑先生在武汉大学家中。三联书店供图
工业世界在英格兰出现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吴于廑继而探讨了“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在他看来，传统农耕世界退出历史，是工业世界冲击下不可避免的结果。他由近及远地考察了工业世界对英国、荷兰、法国、普鲁士、俄国等欧洲国家的冲击及其影响，指出各国都改变了传统农本经济体制，程度不同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道路。他也讨论了由西至东的三大伊斯兰帝国在冲击下的反应，指出奥斯曼帝国18、19世纪进行的三次改革，伊朗萨珊帝国19世纪中期的整军整政改革，都未能触动传统农本经济体制，最后都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而未进行任何改革的印度莫卧儿帝国，最终更是沦为英国的完全的殖民地。他对比了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太平天国是传统农民起义，洋务派改革重在建新军，维新派改革重在建新政，都不变革传统农本经济体制，从而没有找到切合自身历史的工业化途径。只有日本，明治维新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本经济体制，从而迅速进入工业化。结论是：对工业世界冲击的反应是否有效，根本在于是否触动传统农本经济体制。随着工业世界的扩展，到19世纪末，整体世界最终形成。
诸篇文章，展现了吴于廑作为一个优秀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他视野广阔，高屋建瓴，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了然于胸，论述时逻辑严密、词句典雅，深受读者喜爱。笔者作为吴于廑先生的弟子，此次撰写品读诸文心得时颇为忐忑，恐不能悟其要旨、得其精髓。四十多年前我跟随先生读硕读博，六年有余，先生对我耳提面命、勉励鞭策的场景不时在脑海浮现。记忆最深的，是他所说学术文章要“有新意”，要“表达准确”。本文能否准确领会先生的“整体世界史”，祈望读者诸君指正。
来源：刘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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