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6日,上海,法租界。

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街上还挂着日军的旗子,没人来得及撤。

周佛海坐在书房里,没有出门。

他不是在躲,是在等。

两天前,他已经接到了一个消息——戴笠派人来谈过了,条件谈好了,现在等的是一纸任命。

周佛海在汪伪政权待了四年,是汪精卫之后的二号人物,手下管着上海的税务、金融、警察,一应俱全。日本人在的时候,他是帮日本人管中国人的那个。

现在日本人走了。

他等来的任命书是这样写的: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负责维持上海秩序,阻止"异党武装"进入市区。

"异党",指的是共产党。

任命他的人,是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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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那个电话

周佛海这个人,在汪伪政权里算是异类。

不是说他没有罪,而是说他从一开始就留了一条后路。

1938年,他跟着汪精卫出走重庆,公开投日。但就在出走前后,他已经秘密联络了军统,把自己的名字悄悄报给了戴笠。他告诉戴笠,他去汪那边是奉命潜伏,日后必将反正。

戴笠信没信,不好说。但这份联络记录保存下来了。

这一保存,就保了他七年的命。

在汪伪政权的四年里,周佛海一边替日本人做事,一边往军统那边送情报。送了多少,送的是什么,现在已经无从核实。但戴笠那边的档案里,他的名字一直在。

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周佛海在汪伪政权里的位置更高了——陈公博接了汪精卫的班,周佛海实际掌管着上海的一切。

1945年8月,日本撑不住了,周佛海嗅到了气味,提前行动。

他开始在上海拉拢旧部,维持秩序,同时向重庆方面发出信号:上海这边,我来压住,你们放心。

蒋介石当时的处境是这样的——东北和华北大片土地在日军手里,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在向这些地方渗透。国军主力在大西南,要赶到华东来,最快也要几个月。

上海不能空着。

谁来填这个空?

周佛海刚好在那里,刚好手里有人,刚好已经把话递过来了。

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下辖原汪伪警察、保安部队共计两万余人,任务是阻止共产党武装进入上海周边市区,维持战后秩序。

任命书发出的时候,距离日本宣布投降,刚好十二天。

十二天。一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摇身变成了国军的地方司令。

那两万余名汪伪部队的士兵,前天还在替日本人站岗,今天换了一套军装,成了国军的编制。

上海的街上,没有人知道换防那天发生了什么。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还没放完。

周佛海的案子不是特例,是一个模板。

同期,在全国各地,类似的任命正在密集发出。据国民政府的统计,到1945年底,经过"反正"编入国军或地方武装的原伪军士兵,总数超过五十万人。

五十万。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正面战场上牺牲的将士,各方估算约一百三十万人。

为了打走日本人,死了一百三十万。

日本人刚走,五十万曾经替日本人站岗的人,就穿上了国军的军装。

这笔账,没有人公开算过。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那个夏天,同样没有人去记录。

上海、南京、北平,各大城市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那几天,街上挤满了人,鞭炮声、锣鼓声,从早到晚没有停过。

就在这些欢庆的人群里,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久前还在替日本人做事。他们站在人群里,和所有人一起挥舞着旗帜,高喊着口号,脸上的表情和旁边那些真正熬过了八年等到这一天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人认得出他们,也没有人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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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万人的账

但五十万只是伪军这一块。

还有一个更大的数字没有算进去。

抗战八年,沦陷区里出任各级伪职的人员,据国民政府战后自己的估算,总数接近两百万。

两百万是什么量级——1945年,中国总人口约四亿五千万。两百万汉奸,相当于每两百二十五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沦陷区里给日本人或伪政府做过事。

这两百万人里,有伪省长、伪市长、伪县长这样的高级官员,有伪警察、维持会会员这样的中层,也有在伪政府里打杂、帮日军收粮食、登记户籍的基层人员。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这两百万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庆祝,是算账——我这些年做的事,算不算汉奸?算的话,会怎么处理?

国民政府给了他们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让很多人没有想到。

1945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针对汉奸处置的法令,其中有几条写得相当直白:

"凡在国军接收前,自动反正、协助维持秩序者,可减免罪责。"

"伪军士兵若立即归顺,既往不咎,编入国军。"

"基层伪职人员,若无人检举、无重大罪行,原则上不予追究。"

三条政令,把两百万人里的大多数都盖住了。

"自动反正"的标准是什么?不清楚。"协助维持秩序"算不算立功?不知道。"无重大罪行"的界线在哪里?没有说。

留下这些空白,不是立法粗糙,是故意的。

空白越大,弹性越大。弹性越大,想保的人就越好保。

这套逻辑在实际操作里长什么样子,可以用一个具体的情形来说明。

某县的伪县长,日本投降后立刻宣布"反正",第一时间把县里的日伪档案、武器、财产移交给了随后进驻的国军接收人员,同时组织原县政府班子"维持地方秩序"。接收人员上报,该伪县长"配合接收工作积极主动,有助于稳定地方局势"。

按照那三条政令,这位伪县长完全符合"自动反正、协助维持秩序"的条件,罪责减免。

他当了多少年伪县长,替日本人收过多少粮、签过多少命令,没有人去追究。档案移交过来了,里面有什么,接收人员也没有心思细看。

这样的伪县长,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个。

周佛海那边已经保下来了。接下来是一个更大的问题——那些被留下来没有立即编入国军、没有立即拿到任命书的人,他们的案子怎么走?

国民政府的司法机关开始受理汉奸案件。

截至1947年,全国各地法院受理汉奸相关案件总数约三万件。

三万件,对两百万人。

每六十七个汉奸里,只有一个人的案子被正式受理。

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比例:如果你所在的那条街上住了六十七个曾经在伪政权里做过事的人,其中只有一个人会被法院找上门来,走完起诉、审判、判决的全套程序。

另外六十六个人,没有人去找他们,也没有人去问他们做过什么。

剩下的六十六个,就这样继续过日子了。

这还只是受理,不是判决,更不是执行。这三万件案子最后走出了什么结果,是另一个让人说不出话来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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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判开始了

1945年10月,南京。

陈公博被捕了。

他是汪伪政权最后的首脑,汪精卫死后,他接了班,一直撑到日本投降。被捕时,他正在日本——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他逃到日本去了,以为能躲过去。结果国民政府向日方施压,日本人把他交了出来。

1946年4月,陈公博在苏州受审,以通谋敌国罪被判处死刑。

6月3日,执行。

这是当时规格最高的汉奸审判,审了半年,判了死刑,执行了。按理说,这个开头不算差。

但陈公博的案子是特殊的——他是最顶端的那个,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价值,也没有提前联络过军统。他的路只有一条,死。

往下看,事情就不一样了。

周佛海的案子在同期推进。

他被捕的时间比陈公博稍晚,1945年10月,以汉奸罪起诉。起诉书里列了一大堆罪名:出任伪职、协助日军、管理上海敌产……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

1946年,判决下来:死刑。

死刑判决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蒋介石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改判无期。

理由是:周佛海在沦陷期间,曾秘密为军统提供情报,协助维持上海秩序,功过相抵,从轻处理。

死刑变无期。

就这样。

消息传出来,各地报纸的反应是一致的愤怒。上海《申报》的评论写道,如果周佛海都能免死,那汉奸的定义就需要重写了。

民间的声音更直接——凭什么?

没有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汉奸审判也在陆续推进。

各省的情况大同小异:高级汉奸判了几个,死刑执行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减刑;中层的大多判了几年有期徒刑,服了一两年就出来了;基层的基本上无人追究,案子积压在法院里,慢慢就不了了之了。

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这台机器运转得有多低效。

1945年到1947年,全国各地新成立的专门处理汉奸案件的"汉奸审判庭",据各省报告,合计在编法官不足三百人。

三百名法官,处理全国约三万件案子,平均每人要处理一百件。

这还不算每个案子的调查取证、证人传唤、律师辩护所需要的时间。实际上,绝大多数法官同时还承担着其他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肃奸案件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法不责众这四个字,在这里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含义:不是不想责,是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去责。

到1947年底,国民政府公布了一个汇总数字:全国汉奸案件受理总数约三万件,判决死刑并执行者,三百六十九人。

三百六十九人。

两百万汉奸,最终被送上刑场的,三百六十九人。

这个比例是0.018%。

也就是说,每五千四百个汉奸里,只有一个人被枪毙。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被枪毙的这三百六十九人,是怎么从两百万人里选出来的?

选人的标准,才是这件事最核心的部分。

而这个标准,从来没有被公开说清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