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①鲁迅《两地书》，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4月初版；②鲁迅《死》，《中流》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9月5日；③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④许广平《遭难前后》，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⑤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含《鲁迅先生病状经过》），193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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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陆新村9号，虹口区山阴路上一幢三层红砖小楼。
1936年10月18日，深夜三点半，二楼的卧室里，灯还亮着。
躺在黑铁床上的人，气喘突然发作，许广平几乎是从浅眠里一下子惊醒，扑到床边。
日本看护也随之守在一旁，给他注射药物，一直守到天光将明，病势才稍稍有所缓和。
这一夜，许广平替那双手揩汗，那双手就紧紧握住她不放。
好几次，他抬起头看她，她也照样看他，两个人都没有开口说话。
就这样，沉默着，眼神对着眼神。
谁也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这一切，就都结束了。
而那句压在心里将近十年的话，到了这个夜晚，终于走到了必须说出口的时候。
[一]【一封信，改变了两个人的轨道】
故事的起点，是1925年3月11日的一封信。
写信的人是许广平，当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的学生，年方二十七。
收信的人是鲁迅，时任该校讲师，已经四十四岁，在北京文化界的名气早已很响，可私底下却过着沉闷的日子——白天在教育部当佥事，晚上在绍兴会馆的老屋里抄写碑文、点校古籍，过了好几年这样的日子，连他自己都形容那段时光是在"毫无边际的荒原"里打发光阴。
许广平是广东广州人，祖上是番禺官宦之家，到她这一辈家道已中落，却偏偏生就一副不服输的骨气。
她八岁那年，母亲给她打了耳洞、戴了耳环，不久她看到妇女解放相关的文章，当即把耳环摘了扔掉，此后再没有佩戴过。
后来父母给她订了一门娃娃亲，她也不认，跑去天津投奔姑母，从此走上了一条自己挑的路——1917年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1923年又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在学校里，许广平常常坐第一排听讲，动不动就向台上的鲁迅提问。
鲁迅注意到这个学生，觉得她有才气，也有主见，两人之间渐渐有了超出师生的好感。
那一年，北京女师大里正闹着一场持续多年的风潮。
学生和校方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许广平是学生自治会的总干事，正站在这场运动的中心。
眼看着局势越来越难，进退两难，她鼓起胆子给鲁迅写了这第一封信。
信的开头，她自称"受教的一个小学生"，态度恭谨，却字里行间藏着股不服气的劲儿。
鲁迅当天就回了信。
不仅回了，还在信头称她"广平兄"——这是他给平辈好友写信时用的称谓，对一个来信的女学生如此，在那个年代算是相当罕见的礼遇。
许广平看到这称呼，愣了好一会儿。
此后，来来往往，书信越写越密。
两个人在信里聊时局，聊文章，聊对人生的困惑和出路，彼此之间的距离，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拉近了。
这段书信来往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后来被鲁迅整理出版，定名《两地书》，共收录信件一百三十五封。
鲁迅在序言里写道，这本书"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也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不过是两个人最真实的往来——而正是这份平实，最是难能可贵。
1925年10月，许广平以"平林"为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公开表达了对鲁迅的爱意，写道自己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这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表白了。
就在那一年10月20日的夜晚，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书斋"老虎尾巴"里，许广平主动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也轻轻回握。
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战胜了。"
两个人，就这样确认了彼此的心意。
然而这段感情，打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承受格外多的重量。
鲁迅早年奉母命迎娶绍兴女子朱安，这段婚姻完全没有感情基础，他从结婚当夜起就与朱安分室而居，此后再也没有以夫妻之实相待。
可朱安就住在北京老家，跟着婆婆鲁瑞过日子——这个结，在那个年代，是打死也解不开的。
朱安从来没对他提过离婚，她自比"爬墙的蜗牛"，只要不断往前爬，哪怕一点一点，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上去。
可惜，她等来的，是鲁迅带着许广平去了上海的消息。
于是，许广平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名分的处境。
对此，她写道："不合法也罢，不相当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
[二]【十年相守，甘苦两心知】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先去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到广州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两人分居两地，书信不断，厦门与广州之间，这段感情反倒在彼此思念中越烧越旺。
两地分开的那段时间，鲁迅在信里写道："听讲的学生中有女生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
几乎每天都跑去邮局等许广平的回信，还量了到邮局的距离，一共八十步。
思念长的时候，他半夜翻越栅栏去把信投进邮筒，许广平知道了，叮嘱他不许半夜外出投信，怕有危险。
不到半年，鲁迅就辞了厦门大学的职务，应中山大学之聘去了广州，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则担任他的助教。
1927年4月，广州局势骤变，腥风血雨笼罩全城，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职务。
同年10月3日，两人离开广州坐船来到上海，先住进共和旅馆，五天后搬进了景云里23号。
那时，景云里里已经住着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还有茅盾、叶圣陶等文化界人士。许广平后来回忆说："当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
1927年10月30日，两人正式开始了上海的共同生活，没有婚礼，没有任何法律仪式——因为鲁迅在法律意义上，始终还是朱安的丈夫。
这个名分，一直到他死，都没有解开。
搬到上海以后，许广平本来想出去找份工作，想了想，还是留在家里，甘心做了鲁迅的生活助手与校对员。
这个选择，她日后在《鲁迅回忆录》里这样解释：留在家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协助抄稿校稿，"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后来有人写文章说许广平这样做是"忘记了自己"，她自己并不这么看。
外人看到的又是什么样子？
来往于大陆新村的萧红后来在文章里留下了一段细节：许广平"终日忙得脚不着地，也没时间打理自己"，衣裳洗了一遍又一遍，纽扣都磨掉了，冬天穿着自己做的大棉鞋，一直穿到二三月。
平日里买东西总挑便宜的地方去，从不讲究。
那个大陆新村9号的卧室，许广平亲手给黑铁床缝了竹布绣花帐顶，书桌上放着鲁迅爱用的"金不换"毛笔插在一只瓷龟上，窗台的玻璃上贴着彩色透明花纸。
就是在这间屋子里，鲁迅写下了后来的大部分杂文，也是在这里，他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就是这副家常的样子，许广平陪着他，过了将近十年。
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诞下一子，取名周海婴。
生产过程出了险情，须藤医生来问：大人和孩子，保哪个？鲁迅没有犹豫，回答："保大人。"
后来母子平安，许广平出院回家，发现平日里连一双筷子都不会自己摆的鲁迅，已经把整个屋子从里到外收拾干净了。
这件事，许广平在她的回忆文章里专门提到过，说是一辈子没忘记。
在上海的最初几年，三人一起住在景云里，后来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监视，1930年5月搬进了四川北路2093号的拉摩斯公寓——那是英国人拉摩斯建造的一幢钢筋混凝土楼，在内山完造的安排下以化名租住，水电费也挂在内山书店名下。
鲁迅在这里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友邦惊诧论》等约一百七十篇著译作品。
1933年4月11日，又因为周海婴体弱多病、需要更好的居住环境，一家三口再次搬家，迁入大陆新村9号，租金每月六十三元，是当时上海比较贵的房子。
红砖红瓦，三层楼，坐北朝南，南北通风，还能用煤气炉——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已经算是难得的安稳了。
鲁迅一生的上海岁月，就这样在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三处来回，方圆不过一公里，却把最后九年都留在了这片"半租界"的弄堂里。
1934年冬天，鲁迅特意买到一套心爱的《芥子园画谱三集》，翻开扉页，亲笔题诗一首，赠给许广平。
诗里有这样两句："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此中甘苦两心知"——他知道这段日子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她付出了什么，只是说不出口，就用这六个字，代替了所有的话。
[三]【暮年的疲惫与沉默】
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鲁迅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对外，他要应付来自各方的笔战，左翼文坛内部的纷争一次比一次复杂，让他精力消耗极大；对内，肺病已经在他体内缠绵多年，只是他一贯"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许多时候连身边的人也未必清楚实情。
1936年3月，他的病情开始明显加重，气喘、发烧、咯血，此起彼伏。
到6月，一度发烧不退，体重跌至最低点——据大陆新村故居的文字记载，那时他体重仅有37.8千克，已是极度瘦弱。
即便如此，他仍然放不下手中的笔。
为替亡友瞿秋白编辑遗著《海上述林》，他一力承担设计封面、选定插图、购纸张、拟广告，事无巨细，亲力亲为，1936年5月终于出版上册。
出版后他笑着对许广平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么讲究的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秋白的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
好友章太炎同年6月去世，他又挣扎着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动笔于10月17日上午，终究没能写完——那是他这一生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
就在这一段时间，日本学者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
增田涉后来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看到鲁迅已经"像受伤的狼的样子了"，面容险峻，躺在病床上，神情却凝然。
增田涉离开时，鲁迅还准备了许多土产礼物，包装得很好，可鲁迅嫌许广平包扎的不够好，硬要用已经不太灵便的双手自己重新包了一遍。
增田涉看着，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
这一年的鲁迅，已经像一根快要燃尽的蜡烛，还在往前撑着。
与此同时，他和许广平之间的相处，也悄悄地变了一种质感。
萧红在回忆文章里记录过一件小事：有一次她在鲁迅家做客，许广平难得用了根红头绳装扮自己，鲁迅见了，神情严肃地说了一句"不要这样装扮她"，在场的人都被说愣了，也没人知道这话是何意思。
另一件事，萧红也提到了：同居之前，鲁迅还带许广平去杭州游玩，到了上海之后，连公园也不肯去，鲁迅说"公园嘛，就是进了大门，左边一条道，右边一条道，有一些树"，便不再提了。
那时的鲁迅，大部分时间坐在窗下的书桌前，或者躺在黑铁床上，许广平忙里忙外，两个人在同一屋檐下，各自沉默着。
备有两种纸烟，便宜的绿听子自己抽，贵的白听子招待客人——这样的细节，萧红都看在眼里。
这种沉默，不是感情淡了，而是一个多病、劳累到极处的人，已经把所有的气力都耗在了那支笔上，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拿来用在生活里。
对外，他还要应付无数来访的年轻人，还要替他们联系出版、写序、解惑；对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欠了许广平一个无法还清的东西——那个始终没给出的名分。
鲁迅曾托弟弟周建人在法租界霞飞坊帮他物色新居，甚至刻了一个化名图章准备搬家——他想搬离虹口这个日本人密集的地方，也想为许广平和海婴找一个更安稳的环境。
只是，病情发展太快，终究没能搬成。
10月17日上午，他在窗下坐着写那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写到一半，放下笔。那是他用笔的最后一个上午。
当天下午，随友人胡风去拜访日本进步青年鹿地亘，离开时拒绝了两位朋友的陪送，一个人在秋风里走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踏出大陆新村的门。
[四]【那一夜，床边的手握了又握】
10月18日凌晨三点半，气喘再度骤然发作。
许广平几乎是从浅眠里一下子惊醒，扑到床边。
日本看护也同时守着，给他注射药物、辅助呼吸。
根据许广平后来留下的文字记录，那一段时间，她替他揩手，他就把她的手紧紧握住，而且好几次都是这样，一松，又握。
两个人，好几次抬起头，对视，又放下目光，什么也没有说。
有时候许广平陪着笑，告诉他病似乎轻一些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
天亮后，病势略微平稳。
内山完造来了，附在许广平耳边说了一句话："病势很重，有注意之必要。还是叫先生的令弟来好。"许广平回答说，她白天已经问过他，要不要叫弟弟周建人来，他说不要。
这就是鲁迅，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不肯麻烦人。
到了19日凌晨，许广平和看护守在床边，鲁迅又一次轻轻开口，说的是："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
就是这样一句话。让她去休息。
从那个夜晚，到后来的几个小时，许广平坐在那里，死死地握着那双越来越没有温度的手，多少次相视，多少次沉默——那床边的气氛，像是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东西，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下一步，就是说出口，或者永远沉默。
而他，心里压着的，又到底是什么？
那个他从来没有机会郑重说出口的东西，那个压在心底将近十年、在无数个深夜辗转反侧时想过千遍的东西，就在这最后几个小时里，终于走到了必须开口的边缘——
许广平后来在文章里，字斟句酌地写下了那个清晨的最后时刻。凡是读到那段文字的人，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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