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鲁迅全集》《许广平回忆录》《两地书》《鲁迅日记》《我与鲁迅》林贤治《人间鲁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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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上海虹口区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凌晨五时二十五分。
那一刻，二楼镜台上的旧式挂钟，指针永远停了下来。
时至今日，鲁迅故居里仍然保留着那个钟，就那样定格在原处，成了博物馆里一件无声的陈列，让每一个走进那个房间的人，都会在某一刻抬起头来，对着它看一眼，然后沉默。
鲁迅走了。
五十六岁，死于肺结核，死在他人生最后九年一直住着的上海，死在大陆新村9号二楼那张黑色铁床上。
病房里没有任何戏剧化的场面。
没有遗言成篇，没有名流云集哭嚎，也没有什么壮烈的仪式感。
许广平就坐在床边，攥着那双已经冰凉的手，没有说话，许久没有起身。
那一年她三十八岁，跟他在一起，已经整整九年。
鲁迅留下的那句临终之言，后来被许广平写进了文章，写进了回忆录，写进了她以后几十年里关于他的每一段记述。
她写道，他好几次抬起头来看她，她也看他，就这样对视着，谁都没有出声。
然后他攥紧了她的手，用尽了那时候仅剩的力气，把那句话一字一字地说了出来，让守在床边的许广平当场落泪……
【一】1925年3月11日，第一封信
许广平第一次走进鲁迅的世界，靠的不是容貌，不是运气，而是一封措辞极其郑重、却又藏着一股子倔劲儿的信。
1925年3月1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坐在桌前，提笔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那年她二十七岁，正跟着同学们闹学潮，跟校长杨荫榆周旋，整个北京城都在看这场热闹。
信里谈的不是儿女情长，是女子教育的困局，是政界的黑暗，是一个年轻女人面对烂泥一样的时代、拳头攥得死紧却不知道往哪里打的那种茫然和愤懑。
信末她署名"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把自己放得极低，说话却重得落地有声。
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鲁迅的回信。
鲁迅在信里称她"广平兄"——这是他对学生的惯用称呼，不高高在上，也没有刻意亲近，是一种郑重的平等。
许广平后来回忆，收到这封回信时，自己"既感动又觉得惶恐"，连忙提笔回了第二封，问他为什么要叫自己"兄"。
鲁迅解释，是自己给学生写信的老习惯，跟性别无关，以此视为平辈、互相尊重。
这一问一答，让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悄悄地拉近了一点。
那时候的鲁迅，是北京文坛上数一数二的人物。
教育部佥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呐喊》1923年出版，在文学界声望极高。
四十四岁的他，头发往后梳，留着一字胡，上课从不废话，开口便能镇住整个教室。
许广平第一次见他，感觉他穿着过于简朴——两个膝盖上补了颜色不同的布丁，皮鞋坑坑洼洼，同学们私下悄悄说他"像出丧时乞丐的头儿"。
可他一开口，满堂学生全都静了，这种反差，让许广平觉得既好奇又佩服。
从1925年3月到7月，两人来往书信四十余封。
都在同一座城里，距离不过三公里，却靠着来来往往的信封认识了彼此的内里。
谈时事，谈文学，谈女师大风潮里那些让人气愤也让人心寒的细节，谈各自对时代、对人生的判断。
越谈越深，越谈越放得开。
这年6月底的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和另外几个女学生到西三条胡同家里吃饭。
席间许广平跟着同学们轮番敬酒，先喝葡萄酒，嫌轻了换黄酒，再嫌轻了换白酒，鲁迅喝多了，开怀大笑，在酒意里用手指轻叩了一记许广平的头。
许广平后来说，就是从这一天起，两个人通信的语气变得更亲密了。
鲁迅当然清楚自己的处境。
1906年，他被母亲以探病为名骗回绍兴，与朱安完婚，那是一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认可过的包办婚姻。
婚礼当夜他一个人坐到天亮，此后再未与朱安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
他不爱朱安，但也不愿意让她被休回娘家受辱——这个女人是无辜的，只是被命运送进了错误的位置，他不能再让她在那个位置上再受一次伤。
朱安的存在，是他无法绕过去的一道坎。
他在向许广平靠近的时候，始终带着这份清醒的迟疑。
他对许广平说，自己"不配被人所爱"，有"各种缺点"，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接受这份感情。
许广平的回答，只有六个字："神未必这样想。"
六个字，把鲁迅心里那道门推开了一条缝。
1925年深秋，在西三条二十一号的书房"老虎尾巴"里，是许广平先握住了鲁迅的手。
鲁迅后来在写给许广平的信里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我可以爱。"
"我可以爱"——这是他这一生，说过的最直白的话了。
对于一个惯于把感情压在文字底下、从来不正面表达的人来说，这四个字，已经是他能给出的最大的打开。
1926年，两人双双南下，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许广平去广州，异地通信，两地书来往仍旧频繁。
热恋中的鲁迅，文笔变得轻柔，节奏放慢，连吸烟的频率仿佛都降了下来。
许广平叫他"小白象"，他叫她"小刺猬"，两人用半嬉闹的方式，把认真的感情藏在昵称里传递。
鲁迅在信里写："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和你见面。"
许广平回："'斜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斜视'，我想，许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罢！"
这种调笑，是那段时间他们通信里最轻松的底色。
1927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抵达广州，两人的关系就此彻底公开。
同年10月，他们一起乘船来到上海。
鲁迅四十六岁，许广平二十八岁，没有婚礼，没有证书，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凭证，只有一个共同的决定：往后的日子，就这么过了。
【二】景云里的石库门，和那些没人看见的辛苦
1927年10月8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
语气平静，像记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但对许广平来说，这一天开始的生活，是她往后九年所有辛苦的起点，也是她一步步走进去、却从来没有走出来的那条路的入口。
景云里二十三号，是上海虹口横浜路上一条石库门弄堂，1925年建成，砖木结构，三层楼，窗户不大，墙砌得厚，夏天闷热，冬天漏风，但租金便宜，地理位置好，离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都近，附近还有不少文化人聚居。
茅盾、叶圣陶、周建人都住在这条弄堂里，后来又来了柔石、冯雪峰，被人称作"上海文化名人第一里"。
许广平后来写了一句诗："景云深处是吾家。"
但这个"家"，从一开始的安排上就有一道无声的隔阂——一楼会客，二楼是鲁迅的书房兼卧室，三楼是许广平的房间。
他们以同居的方式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不住在同一层。
这个安排，有其现实的原因。
他们同居而来，但不能以夫妻名义示人，鲁迅在北京仍有原配朱安，法理上许广平没有任何名分。
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后来回忆，她们刚去共和旅馆拜访时，看到的是鲁迅和许广平住在二楼，"东西两侧各放一只单人床"——
这个安排，说明即便在那个旅馆房间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被以一种刻意的方式维持着某种距离，至少在外人面前如此。
搬入景云里之后，情形也差不多。
逢有访客登门，鲁迅便嘱咐许广平不要下楼；
不得已见面，他便对客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来帮我做校对的。"
许广平广东番禺人，祖父许应鑅做过浙江巡抚，是慈禧太后重用的朝廷重臣，族兄许崇智曾任粤军总司令，她本人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出身的高材生，在天津读书时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女师大更是学生运动的核心骨干。
这样一个女人，在上海虹口的一间石库门里，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不见客的"校对学生"。
同居不到半年，就有人写了匿名信给鲁迅，说他"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警告他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
鲁迅把这封信留了下来，后来还收进了书信集，态度是漠然的，几乎是一种无所谓的漠然。
但许广平承受的，远不止这封信。
那些年，她的日子过得极其具体，具体到让外人看了都要沉默、都要说不出话的程度。
萧红是大陆新村9号之后的常客，1933年鲁迅迁居大陆新村之后，她和萧军从东北流浪到上海，举目无亲，是鲁迅帮他们联系出版，请他们吃饭，一点一点把他们引上文坛。
两家人来往频繁，萧红对许广平的日常有相当多的直接观察。
萧红后来在回忆文章里留下了几段记录，语气不动声色，却每一句都直接说到实质：许广平"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纽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
"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
买东西"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
家里来了客人，她要做七八个菜。
鲁迅挑食，饮食习惯保留着北方口味，蔬菜只要最嫩的部分且只取叶片不要茎，鱼肉要烧到最软；
他一个人单独进食，饭菜要单独装盘端上楼去。
许广平一边带着年幼的海婴，那孩子从小体弱，隔三差五就要生病，咳嗽、哮喘、拉肚子，每次生病都要带去看医生。
一边抄写鲁迅的稿件，整理文稿，同时还要应付来来往往的各路访客，那些鲁迅愿意见的、不愿意见的，有些时候还得由许广平先去应付着，再看鲁迅的意思。
她同时是他的助理、秘书、家庭事务的总承担者、孩子的母亲，还要在这一切身份之外，在他深夜写作的时候，陪坐在旁边，等他写完，再替他整理好稿纸，熄了灯，一起睡去。
但在这一切具体的付出之外，她从来不是一个被完整放在心上、被认认真真疼着护着的女人。
许广平提出过想出去教书贴补家用，她大户人家出身，有学问，在北京女师也是教员资格的人，找到工作不难。
鲁迅听了，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你出去教书，我不是又将过我的独身生活了么？"
于是她把念头搁下了。
这一搁，就是九年。
鲁迅后来对朋友感叹过一句话："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
这话看起来是在抱怨，实则是在说，他早已习惯了有人把一切都打理好，放在该放的地方。
这种习惯，是许广平一点一点给他养成的。
【三】那些深夜，和那首他写给她的诗
1933年4月，鲁迅一家从四川北路的拉摩斯公寓迁居大陆新村9号。
搬来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周海婴——那孩子有哮喘，体质弱，拉摩斯公寓朝北采光差、没有暖气，又紧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炮弹甚至打穿了鲁迅书桌旁边的墙壁。
大陆新村是当时上海虹口条件较好的新式里弄，三层楼，面积宽裕，鲁迅为了儿子的成长环境，搬进去，在那里住了生命最后三年半。
那个二楼的卧室兼书房，陈设极简。
一张黑色铁床，床上挂着许广平亲手缝制的纱幔；
一张书桌放在窗下，台灯、烟灰缸、稿纸，就是他每个深夜的全部世界。
他无论多晚都要工作，有时候写到凌晨两三点，有时候更晚，烟一支接一支，笔尖在稿纸上的声音，是这间屋子里夜夜都有的声音。
他的肺病越来越重。
日本人须藤五百三是他的主治医生，从1933年开始便一直诊治。
须藤后来在悼念文章里写道，鲁迅的身体状况，能撑到1936年，是凭着一种几乎不讲理的意志。
偶有好转，他拿起笔继续写；发作咳血，他也要撑着写，像一个拒绝停下来的人，用工作和写字来对抗身体发出的所有信号。
在大陆新村住定之后，鲁迅看电影的次数明显增多。
1934年看了三十七场，1935年看了三十六场。
他带着许广平和海婴，有时叫上萧红萧军或内山完造，等孩子睡着，换上深色朴素的衣服，叫一辆汽车，奔到四川北路周边的电影院，买最贵的座位，高高兴兴地看。
他的观点是，看电影要痛快，如果坐到角落里看不清楚，倒不如不去。
这几乎是他在上海生活里唯一真正属于"娱乐"的事，也几乎是他们这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完整在一起的时光。
但在这些表面上看起来还算平稳的日子背后，有一些东西一直没有散去。
许广平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里，零散地提到过一些细节——鲁迅有时候坐在书桌旁，不写东西，就那么坐着，台灯开着，稿纸在旁边，却一个字都不动，沉默很久，眼眶有时候泛着红。
她不去打扰，就站在远处看着他。
她不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知道有些事，凑上去说了也没有用，不如就这样各自待着。
朱安——那个从来不出现在他们日常对话里、却始终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存在着的人——是两人之间永远没有真正消散的影子。
鲁迅南下之后，朱安一直随鲁迅的母亲鲁瑞住在北京。
鲁迅按月寄生活费回去，从未中断，数目固定，维持着朱安和母亲的基本生计。
他对外从来不主动提及朱安，对许广平也极少谈起，但这件事本身永远在那里，谁都知道，谁都不说。
许广平对此的方式，是接受，是压下去，是不问，是不争。
她明白鲁迅在那件事上的两难，也明白朱安那个女人的处境——同样是被包办婚姻送进了错误命运的人，她没有资格去恨她，也没有力气去恨。
她只是把这一切都吞进去，然后继续做眼前的事。
鲁迅在1935年写了一首诗给许广平，只有两句，把什么都说尽了："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亦可哀"三个字，是他留给这段感情最真实的注解。
不是不爱，是爱得太深、活得太难，所以才在喜悦里同时看到了苦，才会用一个"哀"字，把说不完的事情都压进去，让看到的人自己体会。
他不善于在生活里表达私人的情感。
他的文字里可以有无尽的悲悯、愤怒、讽刺，可以把一个时代的病症解剖得淋漓尽致，但落到具体的家庭关系上，他更多时候选择的是沉默。
他爱许广平，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日记里记录着每一次她生病他守在床边的细节，记录着他不愿意许广平出去工作是因为"不想再过独身生活"——
但这些话，他极少当面说出来，更多时候是藏在日记里，藏在写给别人的信里，藏在一句随口对朋友讲的牢骚话里。
对许广平来说，那些话她有时候能感受到，有时候感受不到，但她选择了留在那里，陪着这个人，一年一年地往下走。
这种沉默，维持了九年，一直维持到1936年的大陆新村9号，维持到那个凌晨。
那一晚，他终于把一件压了八年的事，说了出来。
【四】那句话藏着一件从来没说清楚的事
1936年，鲁迅的身体急速走向终点。
年初，他的肺结核已经病入膏肓。
美国医生邓恩来看过他，说照这种状况，在欧洲早就该去世五年了。
日本学者增田涉这年专门从日本赶来探望，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的鲁迅，"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凝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的样子了"。
增田涉离开时，鲁迅给他准备了许多土产礼物，亲自重新包扎了一遍，因为他嫌许广平包扎得不够好。
增田涉看着那双已经不再灵便的手，一遍遍整理包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8月13日，他的肺支气管破裂，开始吐血。
他给朋友写信，轻描淡写地说，这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也几乎没有人知道"，仿佛在谈一个与自己无关的老相识，而不是正在夺命的病。
10月15日，他最后一次出门，去的是日本进步青年鹿地亘家，同行的有胡风。
他们那天几乎始终在谈"死"——关于自杀、幽灵、冥鬼，鲁迅还问鹿地亘看没看过他写的关于死的文章。
离开时，他谢绝了两人陪送，独自在风里走了，头也不回。
10月17日深夜，气喘再度发作，彻夜难眠。
天亮后他清楚地知道情势不好，亲笔写了一张潦草的日文字条，请人叫须藤医生来。
那几个字歪歪扭扭，每写一字都要停顿，是在无法直起身子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写成的。
这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亲笔文字。
10月18日，须藤医生来诊，病历记录写得清楚："跪坐呼吸，颜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短微，热度三十五点七度，脉细实，一百二十左右，时有停滞……"
整个10月18日夜，许广平守在床边，几乎没有合眼。
她后来记录下那一夜的细节："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
鲁迅还对她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
她没有走。
他好几次抬起头来看她，她也看他，就这样，两个人对视着，没有说什么。
19日凌晨五时，许广平匆忙下楼，叫人去请医生。
三弟周建人赶上楼，只见鲁迅双眼紧闭，头侧向里，已经停止了呼吸。
五时二十五分，大陆新村9号二楼，一切结束了。
但就在这最后的几个小时里，他攥着许广平的手，终于把那句藏了八年的话说了出来。
很多人以为他说的，是什么家国大义的嘱托，或者是对她多年陪伴的深情告白。但都不是。
这句话里，藏着一件他压了整整八年、从来没有正面说清楚过的愧意，许广平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直戳心窝当场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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