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腊月二十八,我拉着何诗琪的手刚迈进胡同口,身后就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

我回头一看,八辆草绿色的军用吉普车齐刷刷停在巷口,把整条胡同堵得水泄不通。

车上下来十几个穿军装的人,腰间鼓鼓囊囊的。

我爸郭全从屋里冲出来,手里的茶缸“咣当”掉在地上,热水溅了一脚。

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往屋里拖,压低声音说:“你小子胆真大!知道她爸是谁吗?”我扭头看向何诗琪。

她站在院门口,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直勾勾盯着那些当兵的,嘴角抿成一条线。

那个眼神,我认识她两年,从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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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78年夏天,我下乡插队的第二年。

河北农村的夏天热得要命,地里庄稼晒得蔫头耷脑,连狗都趴在树荫下吐舌头。那天下午,我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想到河边洗把脸凉快凉快。

我们知青点挨着一条小河,水不深,但流得急。平时村里的女人都在那儿洗衣服,孩子们也在那儿玩水。可那天下午太阳毒,河边一个人都没有。

我刚蹲下身子,就听见上游传来一声尖叫。

声音不大,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直起腰,往上游看。拐弯的地方有棵大柳树,柳枝垂进水里,看不见人。

“救命……”

这回听清了,是个女人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呛了水。

我扔下锄头就往上游跑。跑到柳树跟前一看,河中央有个人在水里扑腾,脑袋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沉下去。水流急,她已经被冲出好几米远了。

我二话没说,鞋子一蹬就跳进河里。

河水比我想象的凉,激得我一个激灵。

我朝那个人游过去,水流推着我,费了好大劲才抓住她的胳膊。

她死命挣扎,差点把我也拽沉了。

我喊了一句“别动”,她好像听懂了,手上劲儿松了松。

我拖着她的衣领往岸边游。

上了岸,我累得瘫在地上喘粗气。

扭头一看,是个姑娘,瘦瘦的,脸白得吓人,嘴唇发紫。

她躺在草地上,眼睛闭着,胸口一起一伏。

我吓了一跳,以为她不行了,赶紧拍她的脸:“喂!喂!醒醒!”

她没反应。

我掐她人中,掐了好几下,她才咳了一声,吐出几口水来。她慢慢睁开眼睛,迷迷瞪瞪地看着我,好像没看清楚我是谁。

“你是谁?”她问。

声音哑哑的,像嗓子里卡了东西。

我说:“你掉河里了,我救你上来的。”

她没接话,就那么看着我,眼睛慢慢有了焦点。

过了好一会儿,她挣扎着坐起来,扭头看了一眼河水,又看了看我,说:“我的书呢?”

“什么书?”

“一本词典。”她说,“我掉下去的时候手里拿着的。”

我往河面看了看,水流哗哗的,哪还有书的影子。

“冲走了。”我说。

她听完,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不是哭出声那种,就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一滴一滴砸在衣服上。

我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劝。一个姑娘坐在河边哭,我一个大男人站在旁边,说不出的尴尬。

这时候,村里下地的人回来了。几个老娘儿们路过,看见我们俩,停下脚步。

“哟,这不是何家那丫头吗?”一个胖婶儿扯着嗓子说,“怎么浑身湿透了?”

“掉河里了。”我说。

“哎呦喂,那可得赶紧回去换衣裳,别着凉了。”胖婶儿嘴上说着关心的话,眼睛却在我和她之间扫来扫去,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何诗琪低着头站起来,小声说了句“谢谢”,转身就往村里走。她走路一瘸一拐的,可能是磕到石头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何诗琪,是我们村那个右派何金宝的女儿。

她爸被送到农场劳改去了,留下她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

村里人都躲着她,嫌她成分不好,连小孩都朝她扔石头。

那天下午,她到河边洗衣服,不小心滑了一跤。换别人,喊一声就有人救了。可她不敢喊,村里人没人愿意搭理她。

02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知青点院子里洗脸,就听见门口有人喊:“郭知青在吗?”

我抬头一看,是何诗琪。她端着一个搪瓷碗,站在门口,脚边放着一个布包。

“我给你送了碗饺子。”她说,声音比昨天大了点,“我自己包的,你尝尝。”

我愣了一下,说:“不用不用,我吃过了。”

她没理我,把碗放在门口的石台上,又弯腰拿起布包,“这是我给你做的鞋。你那双鞋破了,我看见的。”

我说不出话来。她怎么知道我鞋破了?昨天下水救她的时候她看见的?

“我走了。”她说完,转身就走,走得很快,像怕我追上去还她东西似的。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碗饺子和布包,不知道怎么办。

同屋的刘晟睿从屋里出来,看见门口的东西,啧啧两声:“行啊俊雅,英雄救美,美人报恩啊。”

我说:“别瞎说。”

“我可没瞎说。”刘晟睿掀开布包看了一眼,“手工纳的千层底,这活儿,没个十天半个月做不出来。人家早就在准备了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

刘晟睿说得对,一双手工布鞋,少说也要做十天半个月。也就是说,在我救她之前,她就已经在做这双鞋了。

为什么?

我端起饺子碗,还是热乎的。饺子皮薄馅大,咬一口,猪肉白菜的香。说实话,我自己好久没吃过这么像样的饭了。

第三天,她又来送饭了。

这回是几个窝头,还带着热气。她把窝头放在门口,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

一连半个月,她天天来。不是送饭就是送衣裳,有时候是一碗粥,有时候是一块布。每次都是放下就走,从来不跟我多说一句话。

我开始躲着她。可她好像摸准了我的作息时间,总是在我收工回来的时候出现。我想把东西还给她,她根本不给我机会。

这事儿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听说了吗?何家那丫头缠上知青点的郭俊雅了。”

“可不嘛,天天往那儿送东西,也不嫌丢人。”

“一个右派的女儿,还想嫁个吃商品粮的?做梦呢。”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割在我心上。我倒不是怕闲话,我是替何诗琪难受。她一个姑娘家,为了报恩,把名声都搭进去了。

可刘晟睿的话让我心里一直犯嘀咕。他说:“俊雅,你有没有想过,何诗琪为啥非要嫁给你?”

我说:“报恩呗。”

“报恩的方式多了去了。”刘晟睿说,“她爸是右派,成分不好,这辈子怕是翻不了身了。嫁给你,不光是报恩,也是给自己找条活路。”

我沉默了。他说得有道理,可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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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入秋以后,地里的活儿少了。我有时候会去村里的磨坊帮工,挣点工分。

有一天下午,我在磨坊修磨盘。磨盘上的轴松了,砸了半天也砸不紧。我正发愁呢,何诗琪从门口探进头来。

她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递给我说:“天热,喝点汤去火。”

我接过来,一口气喝了半碗。她把碗接回去,看了一眼磨盘,突然说:“你这个不对,轴咬太紧了,得先垫个铁片,再砸。

我愣住了。

“你怎么懂这个?”

“我爸教的。”她说,“我爸以前在农场修过机器的。”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

我按照她说的,找了一块铁片垫上,果然,三下两下就砸紧了。

你爸还会修机器?”我问。

“会,我爸什么都会。”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我听得出来,她话里有话。

从那以后,我慢慢开始留意何诗琪。

我发现她和村里其他姑娘不一样。

她说话不慌不忙,写字工工整整。

有时候我路过她家门口,能听见她在里面念书。

念的什么我听不懂,好像是外文。

一个右派的女儿,怎么会有文化?

后来我从村里老人那儿听说了,她爸何金宝,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

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划成右派,送到农场劳改。

他老婆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没两年就没了。

留下何诗琪一个人,守着那间破房子。

“那丫头可怜啊。”老人说,“她爸走的时候她才十六,一个姑娘家,没爹没妈,还要受村里人白眼。”

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让我真正下定决心的,是那天晚上的事。

04

那天晚上,我从地里回来,天已经黑了。

刚走到村口,就听见前面有动静。一个女人在叫,声音很尖。我加快脚步往前走,月光底下,看见几个人影围在一起。

走近一看,是赵瀚海和几个混混,正围着何诗琪。

赵瀚海是我们村大队长的儿子,游手好闲,在村里横行霸道。他早就盯上何诗琪了,这事儿村里人都知道,只是没人敢管。

“你跑什么?”赵瀚海抓着何诗琪的胳膊,一脸坏笑,“我跟你说话呢。”

“放开我。”何诗琪挣扎着,声音发颤。

“放开你?你一个右派的闺女,装什么清高?我跟你说话是看得起你。”

旁边几个混混跟着起哄,笑得难听。

我走过去,一把推开赵瀚海的手臂。“松手。

赵瀚海看见我,眼睛眯了眯。“哟,郭知青,这是你的相好?”

“你嘴巴放干净点。”

“干净?怎么着,护上了?”赵瀚海歪着脑袋,“我跟你说,这丫头我盯上了,你别找不自在。”

何诗琪躲在我身后,身子抖得厉害。

我盯着赵瀚海,说:“她是我的人。”

赵瀚海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你一个知青,要娶一个右派的女儿?你是疯了吧?”

“我就是疯了。”我说。

赵瀚海笑够了,脸上的表情阴沉下来。“行,你有种。我倒要看看,你一个穷知青,护不护得住她。”

他说完,带着人走了。

何诗琪蹲在地上,埋着头哭。我站在她身边,不知道说什么好。

过了很久,她才站起来,眼睛红红的。“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

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真的。”我说。

她看着我,眼泪又掉下来。“你不怕我拖累你?

“我怕什么。”

“我是右派的女儿,成分不好。”

“我不在乎。”

她又哭了,比刚才哭得厉害。然后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说:“谢谢你,郭俊雅。你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爸,对我最好的人。”

那天晚上,我把她送回家,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我去公社,领了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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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结婚以后,何诗琪搬到了知青点。

村里的闲话更难听了,但我不在乎。

何诗琪把我照顾得妥妥帖帖,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饭做得香喷喷的。

以前我一个人住,屋里乱七八糟,现在被她收拾得像模像样。

日子虽然清苦,但两个人在一起,也没觉得多苦。

只是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奇怪。

何诗琪有个习惯,每天晚上都要翻一个布包。

布包很旧,里面包着一本词典,俄语词典,封皮都磨烂了。

她坐在灯底下,一页一页地翻,有时候还拿笔在本子上记什么东西。

我问她看什么,她说是她爸留给她的,让她好好学俄语。

“你不是说要一辈子待在农村吗?学俄语干啥?”我开玩笑。

她笑了笑,没接话。

还有一个事,村里的赤脚医生看病的时候,有时候会找何诗琪帮忙。

何诗琪能认草药,还会配一些简单的方子。

赤脚医生说她是“有文化的人”,这话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可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何诗琪跟我说过,她爸走的时候她才十六。

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就跟着她爸在农场待了一年。

她爸后来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她一个人回到村里。

她爸走之前,把词典留给了她,让她好好学。

“你爸是教俄语的?”我问。

“不光是俄语。”她说,“我爸什么都会。”

“那他到底是干啥的?”

她沉默了,半晌才说:“他以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

我心里一沉。一个教授,被划成右派,送到农场。那他的问题肯定不小。

“那你爸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说,声音很低,“他被转了好几个地方,我打听不到。”

我问她想过她爸没,她说想过,每天都想。可是她不敢去找,怕给爸爸添麻烦。

我听了,心里酸酸的。

1979年秋天,公社来了通知,说知青可以回城了。

我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何诗琪也跟着高兴,但我觉得她高兴得不自然。她不说话的时候,眉头总是皱着。

“你怎么了?”我忍不住问。

“没什么。”她说。

“是不是不想跟我回城?”

“不是。”

“那你怎么不高兴?”

她没回答,转过身收拾东西。

我从来不怀疑她,但那天晚上,我看着她收拾布包的背影,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她在瞒着我什么。

06

回城的手续办了一个多月。

我给我爸郭全写了信,说要带一个姑娘回去。我爸回信问是谁家的姑娘,我没敢说她爸是右派,只说是在村里认识的,人很好。

我爸又回信说,行,回来吧。

我把信给何诗琪看,她看了,没说话。

“我爸同意见你了。”我说。

“嗯。”

你怎么不高兴?

“我没不高兴。”她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强。

我扳着她的肩膀,认真说:“诗琪,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她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她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最后只说:“郭俊雅,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想跟你过一辈子。”

“那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不能说。”她说,“说了,对你不好。

我心里憋得慌,但看她那个样子,我不忍心再逼她。

腊月二十六,我们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火车上,何诗琪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我拉着她的手,她握得很紧,手心都是汗。

“冷吗?”我问。

“不冷。”

“那你抖什么?”

她没回答。

火车到了北京站,已经是傍晚了。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我叫了一辆三轮车,拉着行李往家走。

我家住在城南一条老胡同里,四口人挤两间平房。我爸妈和大姐住大屋,我回来以后,打算在院子里搭个棚子先住着。

三轮车拐进胡同口,我跳下来付了钱,正要拉着何诗琪往里走,就听见身后传来汽车的声音。

七八辆车,一辆接一辆,开进胡同来了。胡同窄,平常只能走自行车,这会儿几辆吉普车开进来,把路堵得死死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心里纳闷:谁家来了这么大的阵仗?

车停下来,车门打开,下来十几个穿军装的人。

他们站成两排,齐刷刷的,腰板挺得笔直。

一个领头的军官走过来,看了看门牌号,又看了看我们俩。

“请问,哪位是何诗琪同志?”

何诗琪没有应声。

我正要说话,我爸郭全从屋里冲出来了。

他手里捧着个茶缸,看见门口那些军车和人,手里的茶缸“咣当”掉在地上。热水溅出来,烫得他直跳脚,但他好像没感觉似的,盯着那些人看。

“爸,这是——”我正要介绍何诗琪。

“你闭嘴!”我爸吼了一声,吓了我一跳。他走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就往屋里拖,劲儿大得很,我被他拽得趔趔趄趄。

“爸!你干嘛!”

“你小子胆真大!”我爸压低声音,牙关咬得紧紧的,“知道她爸是谁吗?”

“她爸是何金宝——”

“你知道了还敢娶她?”我爸的脸都白了,“你知道何金宝是什么人吗?”

“不就是个右派——”

“右派?”我爸冷笑一声,“那是明面上的幌子!”

什么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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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我脑子里嗡嗡响,像有几十只蜜蜂在里面转。

何诗琪站在院子里,一动没动。那些当兵的也没动,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领头的军官向前走了两步,对她敬了一个礼。

“何诗琪同志,我是省军区政治部的李建国,奉命来接你。”

何诗琪抬起头,看着李建国,说:“你们找我爸?”

“是的。”李建国说,“你父亲何金宝同志,已经于去年平反。组织上一直在寻找你,直到最近才得到你的消息。”

平反?

我爸在旁边嘟囔了一句:“平反……怪不得……”

我脑子里全是问题,但嘴好像被堵住了,什么都问不出来。

何诗琪扭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郭俊雅。”她叫我的名字。

“嗯?”

“我骗了你。”

“骗了我什么?”

“我爸,不光是教授。”

我知道她不简单,但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大。

“何金宝同志,原名何国栋,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国家重点项目的核心负责人。”李建国一字一顿地说,“‘红箭’计划,你应该听说过。”

我当然听说过。

我小时候,在工厂的墙报上看过,“红箭”是国家的一个秘密项目,研发某种新型材料。报纸上写得含含糊糊,可谁都听说过那个项目。

“何金宝同志当年被打成右派,是有人故意陷害。组织上为了保护他,一直将他秘密转移,保护起来。”

我听得头皮发麻。

“现在,何金宝同志的身份已经恢复。组织命我们接你和你的家人,前往北京与他团聚。”

何诗琪低下了头,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地上。

她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

“对不起,郭俊雅。”她说,“我早就知道我爸的身份不简单。但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就会有危险。我怕连累你。”

我说不出话。

我爸站在我旁边,脸上的表情变了好几次。他看着我,又看着何诗琪,嘴唇哆嗦了几下,最后一跺脚:“我这是造了什么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