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的危机：“二战”以来英国向大众教育的转型》，[英]彼得·曼德勒著，沈文钦、谢心怡、郭二榕译，商务印书馆，2026年6月出版，506页，88.00元
“优绩主义”在今天已经是相当流行的话题，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也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和思想语境中呈现多种语义。很多谈论“优绩主义”的人未必会关心这个概念的历史来源和具体语境，而大概都会从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公平竞争、教育等各种选拔都应基于能力+努力而不是基于家庭出身或社会背景等其他因素、应该依据个人才能和作出的成绩而获得相应的回报与地位等等基本要义出发。最通俗的理解就是通过可以量化的标准（如考试分数、职场业绩等）在竞争中胜出，从而提升自己的学历、薪酬、职位、社会地位，实现人生的上升愿景。在这种视角中的优绩主义无疑具有正当的合理性，最突出的就是强调机会平等、公平竞争和合理回报，打破精英阶层对机会与资源的垄断，打破被固化的社会流动性。但是人们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优绩主义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那种与优绩主义紧密相连的理想化的社会愿景并没有随之真正降临。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是，从残酷的竞争内卷到隐性的不平等，从成功者的傲慢到新的阶层固化，从极度的心理焦虑到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扭曲，优绩主义负面影响的阴影越来越扩大。
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阅读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的《优绩主义的危机：“二战”以来英国向大众教育的转型》（The Crisis of the Meritocracy: Britain's Transition to Mass Education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沈文钦等译，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可以对优绩主义获得更全面和更深刻的理解。该书首先是一部关于英国教育与社会改革关系的专题研究著述，在我看来同时也是一部视角独特的英国公民社会成长史，揭示了教育与公民社会如何在转型中共同面对危机、创造愿景。研究二战后英国社区生活与群体现象的学者乔恩·劳伦斯（Jon Lawrence）认为，曼德勒在这本精彩的书中重新诠释了战后英国的民主历史，将推动大众教育不断扩张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置于中心舞台；这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力作，将挑战许多固有观念。这个评论抓到了关键之处，关于民主的问题的确是在优绩主义与教育转型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是在教育史研究的项目中可能容易被边缘化。
作者说“本书不是一部现代英国教育史，而是旨在探讨向大众教育过渡这一议题”（27页）。但是这个议题的复杂性以及作者的探讨视角的多元、相关史料与争议性观念之丰富以及论述方法之扎实与绵密，对于不太了解英国现代教育发展的一般读者来说恐怕不容易消化。该书“译者序”应该说是一篇比较好的导读，虽然对于该书内容的概括性介绍也并不容易。“译者序”在开头就说该书的核心关切问题是英国的教育如何在二战后向大众教育快速转型，以往的研究主要是把国家出台的教育法规视为关键，而该书关注的则是这一过程中的社会力量——优绩主义与民主力量的推动作用，打破了政策驱动教育改革的传统观点（译者序，v）。这是抓住了该书的关键议题和核心观点。又比如关于作者在该书中的研究方法：其历史分析深刻受益于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使得历史研究走出了宏大的政治叙事，而探查到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结构。他广泛运用各种数据、调查和报纸等材料来深入分析公众对教育的态度和需求的变化，揭示了社会需求与宏观政策之间的互动，呈现出一个错综复杂的教育改革图景。他有效地挑战了传统教育史研究“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的局限，揭示了普通公民对教育改革的推动作用，使得教育史不再只是政策史，而是反映社会变迁和公众诉求的真实记录（同上，ix）。
另外，对于作者在该书中提出的有关教育的问题作出这样的归纳也是有助读者思考的：比如，优绩主义与民主两种力量是如何在教育改革中发挥作用的？教育与社会流动之间是何种关系？教育是否再生产了社会不平等？这些教育命题不仅是英国的问题，也值得所有教育研究者，甚至所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深思（同上，ix）。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值得思考和需要讨论，比如如何看待教育优绩主义的承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现实语境中的真实意义？当优绩主义成为社会各领域的主流标准之后，如何认识其危机？对于深陷优绩主义困局中的个人和群体，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在这里我认为需要进一步阐释的是作者对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视角所具有的敏锐的问题意识。曼德勒指出，在揭示英国大众教育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优绩主义和民主力量相互作用方面，历史学家没有做出多大贡献，因为历史学家一直沉迷于政治史。有些话说得有点幽默而扎心：“在某种程度上，能充当政治体制的吟游诗人让我们受宠若惊。因此，我们对教育史的叙述一直都是巧妙地适应着这些政治里程碑……”（16页）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虽然出现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和性别史等新的研究方向，但是教育仍然被忽视，部分原因是新社会史优先考虑分析阶级因素。大多数教育史研究者同样沉迷于政党政治，很少关心普通人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17页）。在战后英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曾经出现可喜的局面，研究者不太容易被政治叙事所左右，其显性研究主题正是社会大众的个人和集体行为，对扩大教育机会的研究意识达到了顶峰，作者说该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深深地受益于此期的社会科学著作。但是当代社会科学“变得更加专业化，更少历史色彩，更加侧重量化分析。与历史学家一样，社会科学家越来越致力于向政治家献媚，尤其是通过沉迷于‘循证政策’的时尚。……近期的报告通常是一些由数据驱动且华而不实的小册子，带着确定主义的口吻，其结果是远离了对人类行为的综合解释，当然，也远离了对历史变化的探讨……”（20页）这是关于研究语境的很真实和深刻的论述，对于学术主流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的揭露耐人寻味。最后，作者说“以辉格史观讲述一个不断扩大受教育机会的故事是很容易的，事实上，这个故事曾经也是这样被讲述的：在一个优绩主义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机会阶梯’，逐渐向上流动”（27页）。 作为英国历史学家，曼德勒对辉格史观的警惕是非常自然的。赫伯特·巴特费尔德（H. Butterfield）所讲的那种“历史的辉格解释”在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影响相当严重，在自下而上的、微观结构的历史发展常常被忽视、遮蔽，在其背后则是“国家政治”所形成的强大压力。
现在回到该书的两个核心议题。
先看“优绩主义”（Meritocracy）这个概念。作者在第一章谈道，“‘优绩主义’这个词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被创造出来……但在19世纪末，优绩主义的含义已经被一个当时流行的词表达出来，即‘机会均等’。”（11页）关于“优绩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曼德勒的阐述是：“优绩主义并没有假设谁应该在生活中获得较高的地位，但主张为了确保遴选达到最佳效果（或者某种程度的自然公正），每个人都应该被允许参与竞争。因此，教育选拔不应基于阶级地位，或不仅仅基于阶级地位，而应基于某些绩效评估——通常是通过测试。 ……优绩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原则，将能力置于出身之上，在今天的教育中仍然是一个惯用的原则。长期以来，所有阶级都认为人们应该通过勤奋和能力的结合来‘赚取’回报。此外，至少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应该通过能力测试来决定。今天，大学录取在理论上是在准优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从理论上讲，研究生入学机会毫无争议地几乎完全是在优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同上）更具体来说，“优绩主义最初定义：‘公平竞争场域’指的是人的成功应当不取决于出身，而取决于后天的能力和努力，这一定义必须在更民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15页）这与今天人们所谈论的优绩主义基本一致，只是没有那么普遍地认识到这是“一种自由主义原则”，在今天的舆论场上也很少看到从这个视角来谈论优绩主义的内在复杂性问题。
但是关于“优绩主义”这个词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才被创造出来，作者直到在第四章“向综合教育的过渡”中才讲述了这个概念的出处，或许这是比较容易被读者所忽视的。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社会学的高级讲师、自由思想家——曼德勒说他是社会学家，但不是学院派；是政治活动家，但不是议员——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在1959年出版的讽刺小说《优绩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1959）中，首次将“优绩主义”一词引入公共讨论（106页）。曼德勒根据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平等与英国左派》（Equality and the British Left）的论述，认为扬似乎是从艾伦·福克斯（Alan Fox）那里学到了这个词，后者之前在《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Commentary）中写过关于优绩主义的文章（129页，注释37）。在这种词源背景的追溯中，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概念的出现与社会政治背景有紧密关系。曼德勒继续指出：迈克尔·扬的这本有影响力的书是对优绩主义的严厉批判，而不是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十年代末的一个时代特征，尽管这个词后来被普遍使用并被赋予了更多积极的含义（106页）。有评论认为，该书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就像它最初出版时一样。这本书指出优绩主义如何成为持续不平等和世袭制度重建的正当理由。正因如此，这本书依然是对该主题的精彩分析，全面展开了对精英主义、优绩主义制度的严肃批判。曼德勒关于迈克尔·扬的批判性论述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这部设定在2033年的反乌托邦讽刺小说中，学术精英建立的统治体系受到了女性反抗的挑战；二是将优绩主义的危机带入了政治视野（107页）。在今天，优绩主义同样遇到批判性情绪的挑战，在舆情中人们更多是从教育竞争的资源不平等、学龄生活中的残酷性、职场竞争中的无限内卷等现实中批判性地反思优绩主义的合理性。
接下来谈谈优绩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问题。第一章的标题“优绩主义与民主”突出地表明了作者的一个基本观点：优绩主义与民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十九世纪末的两股相互交织又相互抗衡的强大力量。在这种历史与思想观念的视角审视之下，教育的优绩主义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得到深刻的阐释。随着形式民主与平等公民权思想的产生，对于国家与公民素养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使真正平等的公民权蓬勃发展，国家需要更密切地关注所有公民的公民素养。这一方面要求为他们参与国家事务提供可能，另一方面也要求为个人发展和人类繁荣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最终让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第9-10页）在这里，每个人的“平等机会”是参与国家事务与个人发展的必要前提，民主的愿景与个人发展及取得成就紧密相连。对于今天仍然需要从一个角度对优绩主义予以肯定的表述来说，“平等机会”不仅事关个人发展，同时更与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紧密相关，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否则的话，优绩主义的承诺就失去重要的民主政治的进步意义，而成为仅仅成就个人利益的途径。曼德勒接着作了详细的阐述，对于理解优绩主义与民主的内在关系有重要的意义：“许多发达国家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实现的形式民主确保了成年人的平等投票权，以及参与选举、抗议和公共辩论的‘平等机会’。但没过多久，为了使形式民主成为现实，确保所有成年人都有能力行使这些公民权利，民主就附加了其他标准，而中等教育——不是为了工作培训，而是为了公民权——是最早被广泛传播的标准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优绩主义的奖励机制只有在民主的共同平台（最近的说法是‘公平竞争场域’）上才能公平地开始。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后来也被视为平等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包括医疗、住房、生计方面的最低生活标准——往往出现得较晚。”（12页）在这里出现的教育“不是为了工作培训，而是为了公民权”，是社会政治进步的标准之一。当英国在十九世纪努力解决民主问题的时候，“教育不仅被视为建设经济的方式，同时也被视为普遍公民权建立的先决条件。在这里，公民权既指代公民的一种‘消费权’，即公民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也指代其必要的先决条件，即公民成为好公民所需的条件”（37页）。其实其中道理是不难明白的，没有普遍受过教育的民众，何来能力参与民主政治的公民？
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民主与优绩主义存在的紧张关系。首先就是民主与优绩主义对于“机会均等”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常常公开相悖。“在民主兴起的同时，人们日益认识到，如果教育本身（至少在青春期阶段）没有变得更加平等，它只会再生产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而不是提供‘平等机会’。如果过早或过于赤裸裸地应用基于才能的竞争，那么根植于社会和经济中的不平等将导致不平等的教育经历和社会结果。”（12页）很显然，民主的要求并没有止步于“机会均等”的基于才能的竞争，而是需要使教育本身及其结果变得更加平等。这里并不是说民主对优绩主义的批评就是明确地主张“结果平等”、寻求绝对的社会平等的再分配主义目标，而是倡导基本权利的“平等供给”，“尤其是在生命历程的形成时期或脆弱阶段。只有更平等地提供教育，才能在成人生活中带来真正的‘机会均等’”（13页）。因此，民主思潮中的“机会均等”观念促使“二战”期间盛行的认为可以在十一岁时公平地进行选拔的优绩主义假设受到质疑，选拔先后被推迟到十五岁、十八岁，以及现在可能将推迟到二十一岁，这种民主的“机会均等”指的是“平等地获得智力的机会、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个人选择的开放性以及在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的机会”（15页）。
总而言之，优绩主义在英国大众教育转型中的作用与民主力量的推动紧密相连，民主力量所改变的不仅仅是教育的优绩主义转型，同时也是促进了平等政治公民权的进一步发展或实现。很显然，假如没有民主力量的介入与推动，优绩主义的承诺必定更为容易遭遇危机和陷入困境，最后还是会回到实质上的、固化的精英主义等级社会状况之中。
内格尔著《分析哲学与人类生活》
那么，优绩主义与精英主义除了观念对立之外，在具体语境中是否还有更复杂、更真实的关系？可以举一个例子。美国当代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对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的评论中，提到了他对优绩主义的认同：“朱特对群体身份很谨慎，他是英国人，但又特别具有世界主义精神；他是犹太人，但又直言不讳批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他是平等社会民主主义者（egalitarian social democrat），但同时也是精英主义者（elitist），是优绩主义（ meritocracy ）的捍卫者。”（[美]托马斯·内格尔：《分析哲学与人类生活》，胡昂俊、韦腾捷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13页）在这里把精英主义与优绩主义划到一起，似乎有点错位，尤其是放在像托尼·朱特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身上。内格尔对此有所解释：“尽管他在政治上属于左翼，主张减少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但他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这些名义上的平等力量毫无同情。”（同上，15页）朱特是老派的自由左翼分子，他自己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既认为自己是激进派，又自认是精英一员。如果这听上去不一致，那它就是我们在大学岁月里直觉地吸收的某种自由主义传承的不一致。”（16页）在这里想到曼德勒说的“优绩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原则”，可以补充说是某种并不一致的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内格尔说“我想这是一种讽刺。但值得说明的是，想要减少经济分层，同时保留基于能力的教育选拔，这没有不一致。对老派左翼来说这只不过是常识。他们认识到并非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一样，而平衡教育系统对穷人并无帮助”（同上）。这里就直接谈到了教育领域的优绩主义，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形式上的不平等（精英主义）或平等（优绩主义）并不能简单地得出好与坏的结论，正如朱特对于市场资本主义和某种激进的历史必然性同样不信任一样。朱特对优绩主义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对平等价值观念的迷思。其实，有关优绩主义的阴暗面论述，从优绩主义竞争带来的结果中看到了精英主义与优绩主义联手所产生的傲慢，正如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他的《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The Tyranny of Merit: Can We Find the Common Good？；曾纪茂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中所揭露的优绩主义与精英的傲慢和社会的不平等的真实联系。
桑德尔著《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在对于优绩主义的批判中，美国人类学家、著名的当代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1961-2020）的火力是很猛的，尽管他并不是专门论述优绩主义。他揭露官僚制的核心基调是“规则”，以个体感受和跨学科研究彻底揭露了在正义与公平的面具下官僚制的残酷真相：“规则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的假象”（[美]大卫·格雷伯：《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倪谦谦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序：官僚制的愚蠢、快乐与权力”）。在他看来这种公平的假象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欧美盛行的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大有关系：“几乎每一项曾被视作艺术（最好是从实践中学习）的努力现在都需要正式的专业培训和结业证书……虽然这些举措就像一切官僚化举措那样，被标榜为一种在先前由内部知识和社会关系主导的专业领域中建立客观公平机制的方式，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同上，20页）这套文凭主义在表面上遵循的是择优录取的原则，因而造成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但是格雷伯说，事实上谁都知道这种录取系统有一千种空子可钻，许多人之所以能被录用、被晋升，只是沾了某个亲戚的光，大家对此心知肚明。由此而表明了官僚体制的本质就是一种“共谋文化”——“人人都假装信以为真，争相从中捞取好处”（同上，24页）。放在优绩主义的问题中，就是当人们都认同机会平等与竞争回报原则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如何在平等的竞争中内卷了。更重要的是，格雷伯把官僚制下最普遍的景观与最鲜明的时代特征称作“全方位官僚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所谓绩效考核等就是这套官僚化的重要体现。所有的人都会提出自认为合理的要求，事实上这些要求并不合理，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不在于要求本身，而在于达不到要求的个人不够称职（同上，44页）。这就是官僚制与优绩主义的完美结合。
大卫·格雷伯著《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回到该书的核心主题“优绩主义的危机”。曼德勒在第三章专门论述这个议题，从社会变革和民众价值观念的角度论述英国综合教育体系的变化，对英国战后婴儿潮带来的三个不稳定因素（人口膨胀、对教育需求的增长趋势以及福利国家产生的“情感结构”）的复杂组合的微观分析，论证了优绩主义的胜利如何转变为危机（68页）。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在国家层面上，优绩主义的观念仍然没有受到挑战。一个重要原因是，“即使没有实现结果平等，对家长来说，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提供的教育在形式上对所有群体都是平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122页）。用我们亲身经历的高考就很能明白，无论所谓高考的指挥棒如何产生唯分数至上的应试教育，但是仍然无法取代这种在机会和形式上唯一公平的选拔形式。
优绩主义的危机实际上更多来自社会流动性的真实状况和学生及家长对教育看法的改变。虽然优绩主义一直承诺“无论你的社会出身如何，教育都给了你在社会地位上平等的上升机会”（345页）。但是社会现实却不断让人们看到了社会流动性的固化，甚至是向下的流动有可能成为难以阻挡的趋势，大学连续多年扩大招生规模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急速而全面的降临更使毕业生的就业成为年复一年积压的难题。但是优绩主义并没有在危机中逐步退却，反而在几乎所有公共事务、经济运作中全面扩张，事情已经发展到一种地步：似乎很难找到一块不那么优绩主义的职业领域。
这些问题当然已经超出了曼德勒这部关于英国教育转型的著作的主题，但是该书所提出的议题对于思考近来比较流行的“如何走出优绩主义”是很有启发性的。比如曼德勒的研究中非常关注社会如何应对各种危机而自下而上地产生变革的动机和力量，在目前的讨论中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绩效评价体系的向善变革与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是减少优绩主义阴暗面的努力方向。无论如何，曼德勒在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颇有情绪价值：“毕竟，历史充满了惊喜。”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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