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独秀传》《中共党史人物传》上海党史网、福建新四军研究会档案、1989年2月25日北京《文艺报》杨纤如文章《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陈松年回忆录、上海市委组织部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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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福州鼓楼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
66岁的苗玉正坐在屋里，来了一个从上海专程赶来的陌生男人，名叫李文。
他进门之后，没有急着说话，只是站在那里，把眼前这个白发老太太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打量了很久，久到让人有些不自在。
然后，他把一张照片放到苗玉手里。
苗玉低头看了一眼，手就抖了。
照片上的那张脸，她在镜子里见过。
不是见过一回，是整整六十六年，每天都在见。
那个眉骨的弧度，那双眼睛的轮廓，那个站在镜子里让她说不清楚的影子——就是这张脸。
但照片上的人，不是她。
李文深吸了一口气，开口说话，声音带着哽咽，苗玉的眼泪没有任何预兆地涌了上来。
不是一滴两滴，是决堤。
她哭得上不来气，哭得整间屋子里所有人都沉默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劝。
六十六年压在胸口的东西，在这一刻，全部找到了出口......
【一】陈乔年：从安庆少年到龙华枫林桥
1902年，陈乔年出生于安庆，他的父亲，是陈独秀。
陈独秀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分量极重——《新青年》的创办者，五四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但在孩子的视角里，他是那个几乎从未回过家的父亲。
陈独秀的原配妻子高晓岚为他育有三子一女，早年夫妻尚算和睦，但随着陈独秀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与恪守旧礼的高晓岚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他最终长住上海，另有了新的情感生活，对妻子和安庆的孩子们，几乎断了照料。
陈延年和陈乔年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对父亲的情绪，从来不是温情的那一种。
心里有怨，有恨，也有那种青少年特有的、拗着劲儿的倔强。
1915年，兄弟两人离开安庆赴上海求学，主动切断了对父亲的经济依赖，半工半读，凭自己的力气考进了震旦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复旦大学。
打零工，挣学费，衣衫不整，吃饭将就，却活得自在。
陈独秀有一次被人劝去接儿子回家，他没有去，反而说：有这样两个儿子，吾甚欣慰，他们不受嗟来之食，如此独立之观念，当为新时代的新青年。
这话说得豪气，但骨子里也藏着一个父亲无法面对自己长期缺席的某种开脱。
1920年，兄弟俩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巴黎工厂里做过苦工，省吃俭用，把钱换成书，读马克思，读恩格斯。
正是在法国，两人的思想走向了和父亲相同的方向。
1922年，陈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与哥哥陈延年一起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
1925年春，陈乔年奉中共中央指示回国，被派往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与李大钊、赵世炎并肩工作。
彼时他23岁，风华正茂，脑子活，性格开朗，在同龄的革命者里，是出了名的爱笑爱说话。
1926年3月18日，北京爆发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执政府命令卫队向请愿人群开枪，死伤两百余人。
陈乔年当天就在队伍最前面，与李大钊、赵世炎一起率领人群，直面冲突。
枪声响起后，他没有第一个跑，而是转身去扶摔倒在地的群众，高声指挥撤退，待到最后一个人撤离，他才离开。
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动军警的刺刀划中了胸口，血浸透衬衣，他仍然撑着身子，被同志架着走出去。
医生后来说，伤口再深一分就正中心脏了。
史料里没有留下他当时说了什么，但他之后的每一次行动，都说明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从来把自己的命排在最后一位。
也是在北京的这段岁月里，陈乔年认识了史静仪。
史静仪是湖北人，1924年经组织推荐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与陈乔年是同学，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
两人年纪相仿，同在革命体系里，谈起理想时都一样的认真，碰到彼此，几乎是一见如故。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与史静仪在北京简朴成婚。
婚后，两人随中央机关迁往武汉。
1927年，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再次当选总书记，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同时当选中央委员——一门三中委，是中共党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幕，却也意味着他们已经站在最危险的位置上。
1927年，史静仪在汉口生下第一个孩子，儿子，取名陈红五，纪念那个红色的五月。
那是他们一家短暂的安宁时光，陈乔年病了一段时间，史静仪在旁照料，母亲高晓岚和弟弟陈松年专程从安庆赶来武汉探望，全家人在那间租来的房子里，住了一段日子，隔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压力，仍有一点难得的温情。
1927年7月4日，哥哥陈延年以江苏省委书记身份被捕，被敌人乱刀砍死，时年29岁。
陈乔年接到消息，痛不欲生。
此后，他被调往上海，接替兄长的工作，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继续踏入最危险的地下工作阵地，史静仪带着孩子随行。
他们辗转在上海各处秘密机关之间，住过"宏源纸行"，住过党的秘密联络点，每一天都在刀刃上行走。
这段时间里，陈乔年曾独自去看望被解除党内职务、情绪低落的父亲陈独秀，两人为革命路线的分歧发生了一场争执，父子不欢而散，这成了他们之间最后一次见面的留存记录。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由陈乔年主持，叛徒唐瑞林事先向国民党特务告密，密探包围了整栋楼，陈乔年与郑复他、许白昊等11人被悉数逮捕。
【二】龙华狱中，1928年6月6日
陈乔年落入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他给自己起了化名"王某"，凭借机警一度没有被识破真实身份。
但敌人也有对策。
同囚室里，唐瑞林被安插了进来。
他对陈乔年格外热情，找各种理由搭话，拐弯抹角地套话。
同志们起了疑心，设法传递消息核实，确认这个陌生人就是告密者，无间道计划随即失败，唐瑞林没能从陈乔年嘴里套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但身份最终还是暴露了，原因出在另一处。
一个叫周之楚的人也被关在里面，周之楚的父亲在海外得到消息，万分焦急，托关系买通人来探监，却阴差阳错地让狱卒注意到了陈乔年的真实身份。
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得知被关押者是陈独秀的儿子，立刻看到了向上邀功的机会，对陈乔年随之展开了升级版的审讯和逼供。
鞭子、辣椒水、老虎凳、烙铁，一样一样用上，陈乔年没有开口，没有说出一个字。
他的回答被史料记下了一句：要头有一个，要名单没有。
敌人对他没有任何办法。
与此同时，外面的人没有放弃营救。
同志们东拼西凑筹了一笔钱，买通了警备司令部的办案人员，钱收了，事却没有办——那些人拿了钱，照样把陈乔年留在里面。
史静仪那时已经身怀遗腹，挺着大肚子四处托人，奔走于上海各个能联系到的地方，想方设法打探消息，却连丈夫的面都没能见上一次。
就在史静仪焦急奔走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刚满一岁的儿子陈红五，因为无人照料，又在颠沛中染了病，夭折了。
儿子走了，丈夫还在牢里，腹中的孩子还没出生——史静仪用什么样的意志撑着那段日子，没有任何记录能够完全还原。
营救最终彻底失败。
1928年6月6日凌晨，枫林桥。
26岁的陈乔年和郑复他、许白昊一同被押赴刑场。
临刑之前，他通过秘密渠道留下了一句话，后来被一代又一代人反复引用：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枪声响过，陈乔年倒在了枫林桥畔。
国民党拒绝交还遗体，据说被扔进了黄浦江。
陈家人赶到上海，什么都没有见到。
陈乔年的姐姐陈玉莹悲痛过度，回家后一场大病，随后也去世了。
陈乔年的弟弟陈松年，从此担起了一家老小的重担，也记住了这笔账——大哥陈延年、二哥陈乔年的骨血不能就这么消失，他要帮着找。
陈乔年死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史静仪腹中还有一个孩子。
他留下那句遗言，是对未来的期许，不是对某一个具体孩子说的话。
但那个孩子，后来出生了。
【三】1928年秋天，码头分别
1928年8月，上海大轮码头附近。
史静仪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站在江风里。
这是陈乔年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点血脉。
史静仪给她取名陈长鸿，小名阿鸿——鸿雁的鸿，是飞翔，是远去，也是一种母亲对孩子无可奈何的祈愿：希望她日后能飞得高，飞得远，不再受人间苦楚。
但那个上海，没有给这对母女任何喘息的余地。
史静仪的身份是党的工作人员，她自身处于被追捕的危险之中，随时可能落网。
组织判断，必须尽快安排她离开上海赴苏联避险。
孩子没有办法带走，唯一的出路，是托付给中共互济会。
中共互济会是一个专门接收革命烈士子女的秘密机构，很多失去父母的红色后代都曾在这里短暂停留，再由组织联系养父母收养。
史静仪把女儿送进互济会，互济会联系了一对来自安徽无为县的苗姓夫妻——这对夫妻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女儿，愿意收养陈长鸿，把她当亲生骨肉待。
在码头分别那一刻，史静仪低声叮嘱接孩子的苗家妇女：孩子姓陈，小名阿鸿，以后跟你姓了。
掏出两块大洋，交代以后每月会寄生活费。
然后，她独自转身，踏上了赴苏联的路。
她以为，等局势平稳，她会回来找孩子的。
但命运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苗家妇女抱着陈长鸿回到安徽无为老家，仅仅过了四个月，苗家夫妻双双感染了疟疾——那个年代，这是要命的病。
两个大人病倒在床，无力再抚养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只好把陈长鸿转送给了当地一户家境稍好的陈姓人家。
就这样，这个孩子从互济会出来，进苗家，再进陈家——出生还不满一岁，已经经历了三次流转，三次更换了生活的地方。
每一次转手，知情的人少一个，线索就淡一分。
史静仪从苏联回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女儿的下落。
她找到苗家，得到的消息是：孩子从苗家被送走了，送到哪里，不知道。
茫茫中国，一个改了名字、藏了来历的孩子，就此消失在了人海里。
史静仪从那一天起，便开始了漫长的寻找。
她找遍了上海她能联系到的所有关系，找不到。
她回到武汉，托人打听，找不到。
后来她再婚，先嫁给一位姓许的军官，抗战爆发后丈夫战死，她带着孩子一人独居重庆，生活极为艰难，但寻找女儿这件事，从来没有停止。
陈乔年的弟弟陈松年，专程去重庆看望过这位二嫂，两人坐在一起，说来说去绕不开那个孩子。
陈松年此后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多方打听，年年都在找，却年年没有结果。
史静仪晚年与第三任丈夫生下了李文和李湘生。
她在有生之年，把这件事对儿女说了无数次，语气里始终带着无法释怀的愧疚——那是陈乔年留在世上的唯一血脉，她亲手把孩子送出去，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1969年，史静仪病重，临终前把李文和李湘生叫到床边，把这件未了的事，郑重地交代下去，又拜托妹夫杨纤如继续寻找，言辞恳切，直到最后一口气。
杨纤如是陈乔年当年的连襟，接下这个嘱托之后，一找就是将近二十年。
他联系过各地档案馆，写过信，托过关系，一有消息就去查，查过来换来的几乎全是失望。
1989年2月25日，已经年迈体衰的杨纤如，在北京《文艺报》副刊上发出了一篇文章——《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后一招——把这件事彻底公开，让全国人民一起帮着找。
文章把陈乔年遗腹女的来历和当年送养的细节原原本本写了出来，请求知情者联系。
文章一出，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地来信纷纷涌来，有自称是陈长鸿的，有提供线索的，一封一封核查下来，全都对不上。
杨纤如的身体每况愈下，等待和失望一次次交替，把他的精力一点点磨耗着。
但就在那一年，一条真正重要的线索，悄悄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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