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张海迪"词条、《人民日报》1981年12月相关报道、《中国青年报》1983年报告文学《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参考》杂志《张海迪、王佐良：在婚姻里诗意漫步26年》及张海迪本人公开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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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7月的济南，一场不算热闹的婚礼悄悄办了。
新娘坐在轮椅上，腰部以下完全没有知觉。
新郎是一表人才的青年才俊，前途光明。
亲戚朋友几乎都不看好这桩亲事。
有人当面劝："小伙子你这是图啥呢？"也有人背地里议论，说这后半辈子怕是要搭进去了。
谁知道四十多年过去，再回头看，当初那些劝他放手的人，反倒一个个沉默了。
这个男人叫王佐良，他娶的姑娘叫张海迪，而他们后来的故事，让所有当年说三道四的人，都把嘴闭上了……
【一】1960年的那个早晨
要弄明白这桩让无数人看不懂的婚姻，得先从张海迪这个人说起。
1955年9月16日，张海迪出生在山东济南。
父亲张坦夫早年曾在济南市文联工作，母亲毕江娇从事教育工作。
家里条件不算差，小姑娘从小聪明伶俐，眼睛大大的，特别爱笑，是街坊邻居眼里的"开心果"。
家里给她起了个小名，叫玲玲。
济南那个年代的院子里，孩子们一到傍晚就跑得满院子都是。
张海迪是跑得最欢的那一个，蹦蹦跳跳，一刻也停不下来。
母亲毕江娇下班回家，老远就能听见女儿清脆的笑声。
父亲张坦夫最疼这个女儿，每次出差回来，必定要给小海迪带些零食或者书本。
院子里的老人们都说，张家的这个小闺女，长得俊，性子又活泛，将来是个有福气的。
家里人对玲玲也是寄予厚望。
毕江娇有时候会一边给女儿梳辫子，一边跟她说："等你长大了，妈给你买花裙子，让你穿着花裙子上学去。"
小海迪眼睛亮亮地看着妈妈，使劲点头。
张坦夫则总爱给女儿买书。
家里堆着不少彩色的连环画，《小蝌蚪找妈妈》《大灰狼和小白兔》一类的故事书一摞一摞地放在床头。
小海迪虽然还不识字，可她特别喜欢翻这些书。
她翻得仔细，看到喜欢的画就用小手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给爸妈看。
那个时候的张家，是济南院子里最热闹的人家之一。
可命运偏偏跟这家人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1960年的一个早晨，张海迪刚满5岁。
在济南市委保育院里，她和小同伴们嬉笑着朝门外跑去。
明亮的阳光从院子里的梧桐树叶间筛下来，洒在孩子们身上。
小海迪跑在最前面，回头还冲着身后的小伙伴笑。
就那么一瞬间，她忽然跌倒了。
按理说小孩子摔一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爬起来拍拍灰，接着跑就是了。
可这一次不一样——张海迪爬不起来了。
她的双腿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力气，软软地拖在地上。
她当时还以为是自己跑得太累了。
可不管怎么使劲，腿都不听使唤。
小海迪开始有点害怕，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幼儿园的老师吓坏了，赶紧通知了张家人。
张坦夫和毕江娇接到消息，把单位的事一扔，飞奔到了医院。
医生反复检查，X光片一张一张地照，会诊一次一次地开。
济南的医院看不出名堂，又转到外地的大医院。
每一次去医院，都是张坦夫抱着女儿走在前面，毕江娇拿着行李跟在后面。
那段时间，张家的灯几乎没有按时熄过。
毕江娇晚上经常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眼泪止不住地流。
张坦夫则四处托人打听，看哪个医院、哪个大夫能治这种病。
最后给出来的诊断结果，让全家人如坠冰窟——脊髓血管瘤。
这病在六十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
当时国内的医疗条件远不如现在，对这种长在脊髓里的肿瘤，几乎是束手无策的状态。
医生反复商量了几次，还是决定动刀子。
不动手术，孩子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动了手术，瘫痪的风险也很高。
张坦夫和毕江娇咬牙签了字。
从5岁开始，张海迪先后接受了脊髓减压手术，脊椎板被摘除了6块。
每一次手术，对一个孩子来说都是地狱般的煎熬。
手术之后，孩子腰部以下再也没了知觉，成了高位截瘫。
那年她10岁。
该背书包上学的年纪，她进不了校门。
该和小伙伴撒欢儿跑的年纪，她只能在床上、轮椅上度过。
10岁的小海迪躺在病床上，已经开始懂事了。
她看着母亲哭红的眼睛，看着父亲一夜白了的鬓角，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她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我不哭，您也别哭。"
毕江娇背过身去，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那段日子，张坦夫和毕江娇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两个人都在工作单位，照顾女儿的时间不够用。
可是不管再忙，毕江娇下班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女儿身边，给她擦身、喂饭、讲故事。
张坦夫则下班后一头扎进书堆里，研究各种医学资料，想看看有没有别的法子能让女儿好起来。
为了给张海迪治病，毕江娇变卖了自己的手表、衣服，还欠了一身的债，可从来没有一句抱怨。
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只要张海迪喜欢的书，父母总要想方设法给她买到。
生日或节假日，书成了父母送给她最好的礼物。
换了别人，这一家人可能也就被命运压垮了。
可张坦夫、毕江娇没有，他们的小海迪也没有。
没法进学校，张海迪就让父母在家教她。
识字、读书、做题，一样不落。
母亲毕江娇做了大量的功课，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
父亲张坦夫下班回来，也耐心地陪她看书、讲故事。
每当病痛折磨她的时候，张海迪没有流泪。
疼得实在厉害的时候，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想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
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
家是张海迪的一所特殊学校。
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
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全靠自己。
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中学课本，被她一页一页地翻烂了。
普通人坐着看书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可对她来说，每一次翻书都是一场战斗。
她躺在床上，把书放在胸口上，一页一页地读。
这种姿势对常人来说连十分钟都坚持不了，她却一天一天地坚持。
时间久了，颈椎累得发酸，眼睛累得发花，她也不放下书。
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读了无数遍，里面保尔·柯察金的那句话，她背得滚瓜烂熟："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小学的课程她学完了，中学的课程她也学完了。
家里能找到的书，她几乎全部翻了一遍。
父母上班的时候，毕江娇会把饭菜放在张海迪伸手能够到的地方，张海迪一个人在家也不寂寞——有书陪着她。
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个躺在床上的小姑娘，将来会成为多少人心中的一束光。
【二】1970年4月的莘县
1970年4月，张海迪15岁。
那一年，她跟着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亲张坦夫、母亲毕江娇，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了山东聊城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
那辆大卡车在土路上颠了一路又一路。
15岁的张海迪坐在卡车的车厢里，看着窗外飞快后退的麦田，心里其实也有些惶恐。
她不知道一个走不了路的姑娘，到了农村会怎么样。
可一到莘县，乡亲们的态度让全家人心里一暖。
从城市搬到农村，对一个高位截瘫的姑娘来说，意味着方方面面都要从头适应。
莘县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生活十分艰苦。
屋子是土坯房，路是土路，遇上下雨就泥泞难行。
可张海迪没有抱怨。
她在济南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不能走路的日子，到了莘县无非是把卧床的地方从城里换到了乡下而已。
刚开始的时候，村里的小孩还有点怕这个不一样的姐姐。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姐姐总是坐着不动？为什么她的双腿不像自己的腿那样能跑能跳？
可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张姐姐，肚子里装的故事可多了。
张海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村里的孩子当起了老师。
莘县的村子里没有正规的音乐老师，张海迪就一个一个地教孩子们唱歌。
她坐在炕上，孩子们围在炕沿边，一句一句地跟着学。
张海迪教什么，孩子们学什么。
她还教孩子们识字、读书。
村里的娃娃们最喜欢围在张海迪身边，听她讲外面的世界、讲书里的故事。
村里有几个原本不爱学习的孩子，跟着张海迪听了几次课后，也开始捧起书本认真读了。
家长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这个坐着轮椅的姑娘，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孩子们。
光教书还不够。
张海迪发现村里缺医少药，老乡们有个头疼脑热都没地方治，她就开始自学医书。
《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这些医学专著，一本接一本地啃下来。
这些书里都是些专业术语，对一个没正经上过学的姑娘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可张海迪硬是靠着字典和反复琢磨，把这些书一本一本地看懂了。
学针灸最难的是找穴位。
书上画的是平面图，可真到了活人身上，每个人的穴位深浅、位置都不太一样。
张海迪没办法在别人身上试，她就拿自己的身体当试验品，一针一针往自己身上扎，体会针感，掌握深浅。
那段时间她的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毕江娇看见了直心疼，劝她少扎几针。
张海迪笑着说："妈，我这是练手呢，将来给乡亲们扎针不能出差错。"
毕江娇拗不过女儿，只能在一旁默默心疼。
几年下来，张海迪竟然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
乡亲们有头疼脑热的，都来找这个坐轮椅的姑娘。
她拿着银针给乡亲们扎，前前后后给一万多人次扎过针，没出过一次差错。
村里有位姓耿的大爷，长期不能说话，瘫痪了好多年，看了好多大夫都没治好。
家里人听说张家姑娘会扎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上门来。
张海迪没有立刻动手扎针。
她先翻阅了大量医书，反反复复地琢磨耿大爷的病情。
一连好几天，张海迪的小炕桌上堆满了医书，她对着书本一边看一边记，时不时地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
毕江娇看着女儿这么用功，劝她别太累着。
张海迪头都不抬地说："妈，耿大爷在家里等着呢，我得快点找出办法。"
她一方面在精神上鼓励耿大爷，让老人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另一方面针对耿大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细致的治疗方案。
每隔几天，张海迪就让家人把耿大爷接来，给老人扎针、按摩。
时间一长，奇迹真的发生了——耿大爷竟然能说话了，也能慢慢走路了。
这事在村里传开了，找张海迪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从早到晚，她家的炕头上常常坐着等着扎针的乡亲。
张海迪一个人忙不过来，毕江娇就在旁边帮着递针、擦药。
最让人吃惊的还是她学外语。
一个连初中校门都没进过的姑娘，硬是靠着一本字典、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
学外语在农村是件极其奢侈的事。
村里没有老师，没有同学，没有教材，连个能交流的人都没有。
张海迪只能一个人在油灯下，反反复复地听广播、查单词、背语法。
她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天必须背一定数量的单词，必须读完一段课文。
背不会就不睡觉。
冬天的莘县冷得刺骨，屋里没有暖气，张海迪的手冻得通红。
她就把手在嘴边哈一口气，搓一搓，继续翻书。
夏天蚊子多，她坐着不能动，蚊子在腿上叮了一大片包她都不知道——反正下半身没有知觉。
外语书是托人从城里捎过来的，一本翻烂了她就修一修继续看。
家里能找到的英文报纸、英文杂志，她一张都不放过。
有时候书买不到，她就让父亲张坦夫往城里跑一趟。
张坦夫一去就是大半天，回来的时候手里准抱着几本新的外文书。
一进门，张海迪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伸手接过那些书，跟得了宝贝一样。
她的英语水平慢慢达到了大学程度。
日语、德语、世界语也能熟练应用。
这些外语在莘县这个小地方几乎用不上，可张海迪学得乐此不疲。
1973年，张坦夫从下放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调进县城工作。
后来，张海迪也进入了莘县广播事业局，当了一名无线电修理工。
那是她人生中第一份正式的工作。
每天她坐着轮椅去单位，单位的人都很照顾她。
她也不甘示弱，靠着自学的电学知识，把单位里坏的收音机、扩音器一个一个地修好。
那个年代的莘县，没人会想到这个轮椅上的姑娘，未来会被全国亿万青年学习。
那个年代的张海迪，也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出名。
她只是想，活着就要活得有意义，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就为别人做点什么。
1981年，张海迪获评莘县广播局先进工作者。
同年12月，《人民日报》第一次报道了她的事迹。
而正是这一年，她遇到了那个改变她一生的男人。
【三】莘县姑娘和上海青年
1981年，张海迪26岁。
26岁的姑娘，按当时的标准早就该谈婚论嫁了。
可张海迪的婚事，成了张坦夫和毕江娇心里最大的疙瘩。
不是没有人追过她。
早些年也有过几段感情，可每每一谈到婚姻，对方都退缩了。
张海迪一次次地满怀期待，又一次次地坠入谷底。
到了26岁，她已经不敢奢望了。
心里想着，这辈子就一个人过吧，把书读好，把翻译做好，也就够了。
毕江娇看在眼里，心里跟刀绞似的。
她跟张坦夫说："咱海迪这么好的姑娘，咋就没人配得上呢？"
张坦夫只能叹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在这一年，朋友给张海迪介绍了一个人——王佐良。
王佐良原籍上海，曾经在安徽庐江县插过队，那时他还不到18岁。
在庐江插队的那几年，王佐良一个人住在一个知青户里，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
靠着自学，他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功底。
后来，王佐良调到了山东，在济南工作。
王佐良为人谦和，温文尔雅，瘦削英俊，看上去文文气气的。
他对自己的婚事有自己的想法——他不在乎对方家境如何，他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一个坚强、有内涵、阳光的姑娘。
朋友给张海迪介绍王佐良的时候，张海迪并不抱什么希望。
她担心王佐良不会接纳自己。
这么多年的经历，让她已经习惯了被拒绝，已经做好了被再一次拒绝的准备。
可没想到，王佐良见过张海迪之后，被她的坚强、乐观和才华打动了。
他说她的笑容比阳光还要明媚。
张海迪听到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
这么多年，她见过太多人，没有谁这样形容过她。
她不敢往心里去，依然把王佐良当成普通朋友交往，连"爱情"两个字都不敢想。
王佐良在济南，张海迪在莘县，两地相距一百六十多公里。
见一面不容易，王佐良就给张海迪写信。
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来回穿梭于济南和莘县之间。
王佐良的信里没有一句肉麻的话。
他和张海迪聊读书，聊翻译，聊文学。
两个人都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喜欢保尔·柯察金这个人物。
王佐良也是靠着自学打下的外语底子，所以特别理解张海迪在莘县那种孤独的求学经历。
张海迪读着王佐良的信，心里一点一点地暖了起来。
她身边没有几个人能这样和她聊读书的话题。
莘县的乡亲们都是朴实的农民，听不懂这些。
父母虽然有文化，可毕竟是上一辈人，话题不太一样。
能这样平等地、纯粹地聊学问聊读书的，王佐良还是第一个。
每次收到王佐良的信，张海迪都会反反复复地读好几遍。
然后铺开信纸，认认真真地给王佐良回信。
她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要斟酌半天。
心里其实有期盼，可这种期盼她不敢明说，连自己都不敢承认。
后来，王佐良在信里向张海迪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张海迪却不敢接受。
她担心王佐良只是一时的冲动，担心他没有真正想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意味着什么。
她拿着那封信，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坐了很久很久。
窗外的阳光从早晨一直晒到傍晚，她都没动一下。
毕江娇推门进来送水，看见女儿这个样子，吓了一跳。
"海迪，你咋了？"
张海迪没说话，只是把那封信递给了母亲。
毕江娇看完信，眼圈红了。
她坐在女儿身边，握着女儿的手，没说什么。
母女俩就那么静静地坐着，谁也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张海迪才开口："妈，我不敢答应。"
毕江娇叹了口气："闺女，你别急着拒绝。咱再看看。"
王佐良一看信收不到正面的回应，干脆从济南赶到了莘县，在张海迪家里住了下来。
那几天，王佐良就住在了张家。
他帮张海迪干家务，陪张海迪聊天，还帮着毕江娇做饭洗碗。
他还帮张海迪学习英语、德语，两个人凑在一块儿讨论翻译问题，常常一聊就是一下午。
最让张海迪感动的是，王佐良找来杂木和铁棍，亲手给她做了一辆新轮椅。
原来的轮椅已经用了好几年，有些零件松了，推起来吱吱响。
王佐良花了好几天时间，把那辆轮椅修了又修，又改了又改，最后改造成了一辆比原来好用很多的新轮椅。
晚饭后，他推着这辆新轮椅，带张海迪在外面散步。
莘县农村的夜晚，星星格外亮。
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
张海迪坐在轮椅上，王佐良在身后推着。
两个人有时候说话，有时候不说话。
可那种安静，不让人觉得尴尬，反而让人觉得踏实。
张坦夫和毕江娇看在眼里，悄悄对女儿说："看来小王对你是真心的。"
张海迪低着头不说话，脸上却泛起了红晕。
那是她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这么多年，她见过太多人。
有同情她的，有可怜她的，有敬佩她的，也有冷漠地从她身边走过的。
可像王佐良这样，把她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和她谈天说地、相处自然的，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经过书信往来和这段时间的近距离观察，张海迪觉得王佐良是一个心地善良、有责任担当的好男孩。
她终于鼓起勇气，接受了王佐良的爱。
【四】所有人都说他疯了
1982年的春天到来的时候，王佐良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要娶张海迪。
这个决定一说出来，反对的声音却铺天盖地地涌了过来。
王佐良身边的同事在背后议论开了。
有人当面劝他："小王啊，你才二十多岁，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可别一时冲动毁了自己一辈子。"
也有人在背后嘀咕，说王佐良这是脑子进水了，放着多少健康的姑娘不要，非要娶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
还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这小子是不是看张海迪要出名了，想沾点光？
王佐良统统当作没听见。
他知道，这些话里有的是好心，有的是恶意，但都不重要。
每天下班，他依然继续给张海迪写信。
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请假往莘县跑。
同事们看着这个一根筋的青年，渐渐也不劝了，私下里只能摇头。
反对得更厉害的是亲戚朋友。
有的亲戚专门写信劝王佐良慎重考虑。
信里把方方面面的困难都列了一遍——生活上的难处、经济上的负担、身体上的辛苦、未来的不确定性。
每一条都说得有理有据。
王佐良一封一封地回信，态度却没有半点松动。
他认定的事，谁也劝不动。
王佐良身边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专门跑来劝他。
这些朋友拿出一杯一杯的酒，一边喝一边语重心长地说："佐良，咱不是不知道海迪是个好姑娘。可你想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才二十多岁，正是大好的年华，你这一去，就是把自己一辈子的好日子都给搭进去了。"
王佐良端着酒杯，半天没说话。
过了好久，他才抬起头，看着这些朋友说："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想过。可我心里清楚，海迪是个值得我用一辈子去爱的姑娘。这事我决定了，谁也别劝。"
朋友们看王佐良这副样子，知道再劝也没用，只能摇着头走了。
最让王佐良为难的，是上海的父母。
那个年代的上海工人家庭，对儿女的婚事看得很重。
王家就这一个儿子，老两口对儿媳妇是有期望的。
王佐良一直没敢把张海迪的事完整地告诉父母，他知道这件事如果直接说出来，父母肯定接受不了。
可瞒不下去了。
终究还是要回一趟上海，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王佐良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出发那天，他在济南火车站站了很久。
他望着南来北往的人群，心里五味杂陈。
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从小到大没有让他受过什么委屈，今天他要告诉父母这样一个消息，心里真的没底。
火车一路向南。
王佐良靠在车窗边，看着外面飞驰而过的山野，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想着该怎么跟父母开口。
到了上海家里，老两口已经听到一些风声，正等着儿子开口。
王佐良没有绕弯子，从张海迪的童年讲起。
讲她5岁时的脊髓血管瘤，讲她那几次脊髓减压手术，讲她的高位截瘫。
讲她15岁随父母下放莘县，讲她自学医书给乡亲扎了一万多人次的针，讲她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世界语。
讲她现在在莘县广播事业局上班，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
王佐良讲了很久。
父母一直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听着。
讲完了，王佐良抬起头，小心翼翼地问父母："行吗？"
老两口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儿子。
毕竟是过来人，他们看得出儿子是认真的。
父亲叹了一口气，淡淡地说了一句："要做好心理准备，要面对很多困难。"
母亲在一旁也跟着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王佐良一下子站了起来。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他硬是没让眼泪流下来。
回到山东的火车上，王佐良一夜没合眼。
他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山野，心里翻江倒海。
父母没有反对，可那一句"要做好心理准备"里，藏着多少老人家的无奈和担忧，他比谁都清楚。
可他不能回头。
1982年的7月，王佐良和张海迪商量好了——不办婚礼，不请客人，直接领证。
可就在他们准备一切的时候，王佐良怎么也想不到，张海迪在莘县家里悄悄地把毕江娇拉到了一边，掉着眼泪说了一番王佐良不知道的话。
而王佐良在那个夏天接下来做出的那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背后真正藏着的"长远考量"，要等到整整四十多年的光阴流过，才被世人一点一点地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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