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李约瑟之问”背后的李约瑟轶事|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牛顿|物理学家|科学史

李约瑟1946年初在重庆。佚名摄

文 | 陈杰，作者授权发布

鲁桂珍，这位“东方魔都”上海人眼中“妩媚、潇洒，绰约风姿颇像当年阮玲玉”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高材生，1937年冒着全面抗战爆发的战火奔向英国剑桥大学，结识了“闻名的剑桥科学家”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后取名“李约瑟”。

赴英一路艰险途中，鲁桂珍凭着知道的尼达姆的一些著作，心里在想将遇到一位白胡须老先生，然而站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位头发乌黑的年轻生物化学家，气吁吁地东奔西走，身上穿件被做实验的酸液烂穿了好多孔的白色工作服。“他已是一位因研究生物化学、胚胎学和实验形态学之间的边缘科学而闻名的剑桥科学家。他早已得有博士学位，既是哲学博士，又是科学博士，而且已经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是鲁桂珍见到尼达姆强烈的印记。

“我们和李约瑟之间渐渐产生一种奇异的磁力。随着他同我们的交往越多，就越觉得我们在科学的理解力和理智的洞察力方面，都完全同他一样；这就使他惯于探究的头脑诧异：为什么现代科学只起源于西方世界？再过了许久，他和我一起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之后，第二个问题又发生了：为什么在早先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又远胜过欧洲？”鲁桂珍后来说。

这是“李约瑟之问”发生的“胚胎”，“李约瑟之问”完整表达见于李约瑟献给鲁桂珍的著作《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更有效率？

回答“李约瑟之问”是李约瑟后半生倾注全部心血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要动机。“李约瑟之问”是李约瑟深研中国科技史的核心问题。

（一）往日“尼达姆”出自英国剑桥有史最左倾、最激进的一代

1937年，从蒙难的祖国来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3位中国留学生，也是剑桥史上首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一年，李约瑟的人生发生了巨变以及信仰“皈依”，“他们（三人）给我的影响远比剑桥大学给我的为大。”李约瑟后来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随高级讲师尼达姆一起工作，研究胚胎生物化学；鲁桂珍受尼达姆的妻子，也是生物胚胎学家多萝西·尼达姆（Dorothy Needham）指导，继续研究有关脚气病和维生素缺乏症之间关系的课题。毕业于金陵大学的王应睐从学生化学家戴维·凯林（David Keilin）。

鲁桂珍认识尼达姆之前，他已经是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1930年代英国“科学与社会”运动活跃的左翼“青年科学家”之一。尼达姆夫妇是剑桥城内社会主义者伉俪。

作为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剑桥大学部的共产党学生主角之一，剑桥共产党学生支部书记，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在其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写道，“我所属的时代，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左倾也最激进的一代。”正值剑桥史上的鼎盛期，剑桥几乎与英国的科学成就画上了等号。“最左倾、最激进”以及科学成就“鼎盛期”这两种现象无法分割开来：难得有任何时期像20世纪30年代那般，出现了许多保持偏激政治立场的著名自然科学家，而且人数多得不成比例。

霍布斯鲍姆又说，“20世纪30年代的牛津和剑桥竟然都受到左派主导，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现象。”“让剑桥走红的人物来自两大学术重镇——卡文迪什实验室与生物化学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和生化学家。”

尼达姆夫妇同属霍布金斯生物化学实验室。从1920年到1942年，剑桥生化实验室是李约瑟真正的家。“实验室里占优势的左翼思想情绪完全适合我们。”“好多工作人员思想都很进步。”鲁桂珍回忆。

1929年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使国际性左派迎来红色1930年代，知识界是左翼的天下。1931年英国大选，李约瑟作为年轻的工党党员开始在剑桥大学支部和剑桥地方支部积极活动，同时又在本地和全国范围内致力于恢复“科学工作者协会”组织。“多少年来——实际上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一直在剑桥工会联合会中作为科学工作者学会的代表。”鲁桂珍记道。

（二）“尼达姆”第一次意外遇到布哈林、赫森产生科学史观“滴定”

1931年6月29日至7月4日，尼达姆作为理事会成员，出席在伦敦科学博物馆讲堂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会议引起极大轰动，时任苏维埃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业研究部主任、科学院知识史委员会主席布哈林带领苏联最著名8名科学家组成代表团意外出席，成为国际科学史至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原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布哈林因与斯大林的政见分歧，1929年被解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总编辑之职。代表团成员、理论物理学家赫森向大会提交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与经济根源》，后被冠以“赫森论题”，与“默顿论题”“李约瑟论题”（“李约瑟之问”）“齐尔塞尔论题”，并列为国际科学史的四大论题，如今被广泛引用，成为研究范式。

“赫森论题”包括两项主要论点，一为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主题源于17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需求而产生的突出技术问题；二为牛顿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物使得《原理》呈现出唯物主义的萌芽与神学信条相混杂的形态。这是世所公认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科学史的系统探索之作。论文最后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才能真正地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尼达姆认为，赫森的论文是会议引起最大反响的“一篇发言”，46年后，他作为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唯一健在的理事会成员，“毫不后悔地向赫森的幽灵焚香。”社会主义者、剑桥大学晶体学家贝尔纳（J.D.Bernal）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描述这次大会为“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思想交流的会议”，大会最主要的成功就是“与激进的左翼人士取得了联系”并引起了李约瑟等这些年轻科学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关注，其中赫森关于牛顿的文章，“对英国来说，是对科学史进行新评价的起点。”

尼达姆深受贝尔纳的影响，贝尔纳出版科学社会学开山之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1939年赠给尼达姆夫妇，其中指出，“科学就是共产主义。因为在科学中，人们学会了如何自觉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又不丧失他们的成就的个性。”“近几年来，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发展科学。纵观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期，中国一直是三大或四大文明中心之一。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政治和技术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有意思的是，现代科学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技术革命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西方。”随之，贝尔纳分析了原因，“在整个19世纪，西方通过贸易战争、争夺租界权的斗争以及破坏有秩序的政府等方式来干涉中国，有效地阻止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正如它阻止了印度的发展一样。”贝尔纳“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李约瑟之问”发生的“胚胎”之一。

李约瑟后来追忆，“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客观、权威的专著，讨论中国文化区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历史。……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首先在于不同文明的社会、思想、经济结构。”运用赫森、贝尔纳阐述的社会主义科学史观以及唯物辩证法是李约瑟主要思想资源的“滴定”。

荷兰科学史家H.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在《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中称，“由于受到赫森1931年演讲的影响，李约瑟的社会主义信条得到了巩固，自那以后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令人痛惜的是，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赫森因被认定参与1934年谋杀苏维埃领导人恐怖袭击事件定罪为“人民的敌人”，1936年12月20日被枪决，1955年平反。布哈林以“叛国罪”于1938年3月14日被秘密处决，1988年恢复名誉。探索科学高峰的陡峭山路上少不了风险、磨难以至牺牲。

李约瑟1943年5月在四川乐山木材实验室。唐燿摄

（三）“尼达姆”出征中国前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科学家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引发全世界左右翼知识分子大决战。在英国，尼达姆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发表演说，参加游行集会，堪称一位社会主义斗士。鲁桂珍最早为尼达姆吸引也是他投身支持西班牙左翼的行动，她在上海从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剑桥大学约瑟夫·尼达姆担任康福德——麦克洛林基金会的司库，该会的宗旨是救助反抗西班牙佛朗哥政权而捐躯的国际纵队成员的遗孀。她当即决定安排到英国留学。

1937年，当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尼达姆第一时间加入声援中国抗战的社会活动，以剑桥大学副教授的名义发表支持中国的文章，反对他的国家对这场战争采取绥靖和妥协政策，撰写关于中国抗战局势的小册子，一有机会到伦敦就去游行，旗帜上印有自写的口号：“援助中国！”

1939年11月15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高级学者召开会议，一致同意，说服英国政府出于道义作出干预，扶助中国知识界生存下来，派遣富有同情心的英国人到中国，调查那里的局势，找出中国大学最缺哪些援助，怎样实施英国政府提供的帮助。

英国外交部下属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作出派遣李约瑟前往中国的决定，此时他已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科学家。

（四）“李约瑟”3年在中国跋涉车轮上“长征”

1954年，当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李约瑟在序言写道，“中国的全部科学技术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剑桥，鲁桂珍教尼达姆学习汉字，建议尼达姆到中国旅行，她根据英文原名的中文发音与中国姓氏规则为尼达姆精心挑选了“李约瑟”这个名字。1939年李约瑟和鲁桂珍合作完成论文《中国人对食物疗法的历史贡献》，鲁桂珍把李约瑟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曾任李约瑟研究所所所长何炳郁评价鲁桂珍对中国科技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引出一个李约瑟，假如她没有在1937年去英国，恐怕科学史上不会有一个李约瑟，而仅在生化学界有一个Joseph Needham（约瑟夫·尼达姆）。

1943年2月李约瑟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沿着“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昆明，由此开始长达3年多的援华科学行动，直到1946年4月，离开中国香港，返回伦敦继赴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自然科学部主任。3年长途跋涉，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中英科学合作馆同人，访问中国10个省份296个大学及科研机构，提供一批批急需的科研仪器设备图书。李约瑟戏谑道，一路看到的比他的中共朋友在长征途中看到的还要多。不过他承认自己基本上乘坐可靠性很差汽车完成行程，而红军全靠两条腿行走了8000英里。

李约瑟（左）与中央防疫处处长、微生物学家汤飞凡1944年8月在昆明西山。李约瑟摄

李约瑟抓住在中国实地考察的机会，与科技界学者广泛讨论交流和收集研究写作所需的文献资料，追寻“李约瑟之问”。1943年4月27日到达成都，他开讲：“现代科学何以不在中国发展”。李约瑟称，在中世纪，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比欧洲远远领先。他当时的秘书黄兴宗记录道：“我本人，如同许多其他听众一样，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大吃一惊。他接着发问：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在欧洲发展而不在中国发展？在此后的十多个月里，我多次听到他重复这一问题。接下来经常会有热烈的讨论。有时，他也表露过，打算在战争结束以后花费一点时间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相信，如果那时有人对他说，他以后在这方面将要承担多么漫长、广博、精深的钻研任务，即使是他自己，听了也会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