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央视《国家监察》专题片、《中国纪检监察杂志》、《财新》相关报道、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新华社关于赖小民案的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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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7日的上午，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5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大楼。
那一天是星期二。
窗外阳光不错，街上还能看见早高峰过后的车流。
金融街这一带，平时本来就是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和大型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区域，往来的人不是穿着深色西装的监管干部，就是拎着公文包的国有金融机构高管。
一周前，五十六岁的赖小民还在博鳌亚洲论坛的镜头前神采飞扬地谈论金融监管，讲到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未来十年的发展空间，语速很快，声音洪亮，台下不少人对这位金融"明星董事长"的看法都还停留在"业务能力强、想法新、敢闯"这几个关键词上。
那天上午，他一如既往按时来到银保监会大楼，参加一场原本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会议。
他还像往常一样和门口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走进电梯，按下了通往会议室的楼层数字。
电梯门一开，他迈步出来，走向那间他已经走过无数次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坐着的人，却不是他原以为的那几位。
进来等他的人一共几位，清一色深色西装，神色严肃。
没有寒暄，没有递任何文件，也没有走进会客区坐下来谈话的意思。
一个简短的开场之后，对方亮明了身份和来意——他们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赖小民只是抬眼看了一下，神色平静，像是这一天他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
他没有提出抗议，没有解释，也没有要求联系任何人。
他甚至没有像很多被组织带走的官员那样，做出激烈的肢体反应。
从办案人员当天的描述来看，他全程保持镇定，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状况。
那一刻，门外金融街上的车流照常滚滚向前，没有任何人意识到，一家管理着上万亿元国有金融资产的央企，最高负责人的位子已经悄然空了下来。
而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另一处不起眼的住宅区里，几名办案人员正按照前期掌握的线索，悄无声息地摸到了一扇紧锁的房门前。
门里到底装着什么，那一刻还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
【一】绵塘村走出来的赖家小儿子
1962年7月，赖小民出生在江西省赣州专区瑞金县象湖镇绵塘村，也就是今天的瑞金市解放路社区一带。
绵塘村当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赣南农村，黄泥路、水稻田、老樟树，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脚下。
这里离瑞金市区不远，过去是革命老区的腹地，老一辈人口中还留着各种关于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口耳相传。
村里大部分人家以种田为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赖家在这个村里，是出了名的特困户。
父母都没念过书，母亲不识一个字，父亲推着一辆木轮板车给人家送货，送一趟得多少给多少，讲价是从来不会的。
老邻居后来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回忆，赖小民的父亲走路的样子，常年是低着头、弯着腰的，像一头驮着货的骆驼，村里人甚至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生驼"。
母亲在家里接些缝衣服、钉扣子的活儿，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往家里贴补。
一件外衣缝完，能挣一两毛钱，已经是好行情。
赖家一家七口人，父母带着五个孩子。
家里一年的收入加起来，只有十三块钱。
这个数字在当年是什么概念？
当地民政部门给特困户划的标准线是年收入十五元以下，赖家恰好挂在这条线下面，挂了很多年。
同村孩子有时候过年还能换上一件新棉袄，赖家的孩子常常要等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才能补上一件。
赖家住的房子，在瑞金市酱油厂附近的上湖洞巷，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楼上的阳台地板和护栏全是木头简易拼搭出来的，踩上去吱吱作响。
《环球人物》记者多年后到那条巷子采访，走在阳台下面，心里直发慌，感觉那东西随时可能塌下来。
屋内的隔板薄得透风，冬天一到，从墙缝里灌进来的冷风能把人冻醒。
这栋老宅一直保留到今天。
2019年，瑞金市政府将它和巷子里其他几栋老房子一道，列入了瑞金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
赖小民在赖家排行老五，是五个孩子里年纪最小的，也是几个兄妹里读书最拼的一个。
父亲常年在外推车送货，腰早就被压弯了；母亲缝衣服缝到深夜眼睛都花了；几个兄姐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早早就出去做工。
这一大家子的指望，全压在这个最小的儿子身上。
老一辈瑞金人讲赖家这一段，常常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复杂——他们记得赖家穷，记得赖小民母亲的针脚很细，也记得这个最小的儿子，每天放学回来就趴在阳台底下那张破木桌上写作业，写到天黑才回屋点煤油灯。
1979年，十七岁的赖小民走出绵塘村，参加了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三届统一招生考试。
那是一段属于无数寒门子弟的特殊年份，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能改变整整一个家族的命运。
那一次，他考出了瑞金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被江西财经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录取。
那一年，瑞金一中的文科只有五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余四个都被赣南师专录取，本科生只有他一个。
瑞金老乡讲起这事的时候，常说一句话：那一年的瑞金文科，就是赖家小儿子一个人扛起来的。
消息传到绵塘村的时候，赖家父母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赶到瑞金一中去看红榜，看了好几遍才确认那个名字真的是自己的儿子。
到了江西财经学院，赖小民每个月领到二十一块五毛的甲等助学金。
这笔钱在那个年代刚好够维持基本生活，他还时不时往家里寄一点。
同学们后来回忆，赖小民在食堂打饭从不挑贵的菜，伙食标准压到最低，省下来的钱要么用来买学习资料，要么寄回老家。
赖小民的大学班主任翟业亿，2020年接受《环球人物》采访的时候已经八十六岁高龄。
他回忆，这一届七九级是江西财大的"一面红旗"，赖小民的功课稳定，人也老实，大学四年没谈过恋爱，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书本上。
班里发展党员的时候，翟业亿还把他列为重点考虑对象。
老班主任后来对记者感慨过，他们这一届走出去的学生，分布在全国各行各业，很多人都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可这一届的"红旗"上多了一道刺眼的口子，让他心里这些年都不是滋味。
1983年7月，赖小民从江西财经学院毕业，被分配进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
从绵塘村到北京金融街，这是属于赖家小儿子的第一步，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二】二十多年从基层走到金融街的金字塔尖
赖小民刚进人民银行的时候，只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中央资金处办事员。
那一年的北京，刚刚从一段紧张年代里缓过来，改革开放也才走过几年，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还远远谈不上完备。
中国人民银行那时候既是中央银行，也承担着大量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能，整个系统人手紧、任务重、规矩多。
进入人民银行的头几年，他的工作主要围绕计划资金的调拨和管理。
这份活儿琐碎，讲究的是细心和耐心。
从外地分行报上来的资金调度申请，到部委之间的资金划拨，每一笔都要按程序走，每一份都要按规矩签。
赖小民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做事认真，肯吃苦，不怕坐冷板凳，几年下来在司里逐渐站稳了脚跟。
老同事后来回忆，那段时间的赖小民给人的印象是话不多、笑容浅、做事踏实。
逢年过节加班，他经常主动留下来顶班，让有家室的同事先回去。
这种"老实人"的标签，在他职业生涯的前十几年里一直被反复贴上。
1987年7月，二十五岁的赖小民升任计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副处长。
在那个年代，副处级算是个不小的台阶，意味着进入了体制内的"干部序列"。
一个农村孩子，毕业才四年就坐上副处长的椅子，在当时的人民银行系统里也是不多见的。
1987年8月到1988年10月，他被抽调进中央讲师团，在张家口分团担任副团长、党支部书记，下到地方做了一年多的基层锻炼。
那是国家专门派往欠发达地区帮扶基础教育和干部培训的临时机构，去的人吃住条件都不好，可锻炼出来的人脉和经验是一辈子的财富。
这一年多的经历，让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地方金融的真实状况，也让他在体制内的人脉更广了一些。
回到北京之后，他在人民银行系统里继续摸爬滚打。
货币政策、信贷管理、金融监管几个口子他都干过，业务面铺得越来越宽，人也越来越被领导赏识。
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几年里，他经历了中国金融体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几乎所有关键节点——国有银行剥离、利率市场化探索、银行业改制上市，这些大事件背后的政策研究和操作准备工作里，他都有一份参与。
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一次重大调整，银监会从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中独立出来，专门负责监管银行业金融机构。
赖小民作为人民银行的业务骨干，被平调进入银监会。
这是他职业生涯里的一次关键转折。
在银监会任内，他一步步做到了银监会办公厅主任。
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可它是连接监管层和业务层的关键枢纽，平台高、人脉广，出路也宽。
他每天经手的文件、接待的来访、参与的会议，几乎涉及了中国银行业的方方面面。
2008年下半年，赖小民正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脱产学习。
这种班是体制内培养中高级干部的"摇篮"，能进这个班，就意味着已经被列入了进一步提拔的视野范围。
在党校期间，他和来自各部委、各省市的同学们一起讨论、一起调研，同学之中后来不少人也走上了正部级、省部级岗位。
就在这个学习班期间，组织上找他谈话，希望他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挑担子。
华融在那个时候的金融体系里，位置很特殊。
它是1999年，中国为了剥离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设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当年，与华融并列的还有中国信达、中国东方、中国长城，合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华融接手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剥离出来的四千多亿元政策性不良贷款。
说得直白一点，它的活儿是替国家"卸包袱、擦盘子"。
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当中，华融的不良资产回收率长期排在中游水平，距离当年那个"十年内退出市场"的设想还差得远。
赖小民起初并不太情愿。
他觉得自己在银监会的路还宽，去华融搞不好就成了清水衙门里的"擦盘子的人"，前程不见得有多明朗。
可领导前后找他谈了四次，他最终还是点了头。
2009年1月，赖小民正式赴任，出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
三年八个月之后，2012年9月，他再上一步，接任改制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这一年，他刚刚满五十岁。
【三】"36局"和一支笔批出来的帝国
赖小民入主华融之后，这家公司的扩张速度，让整个金融圈都侧目。
他先后拿下了银行、证券、信托、租赁、期货、基金、消费金融等几乎全部金融牌照，旗下子公司、分公司一口气开了几十家，业务一路从大陆延伸到香港。
华融湘江银行、华融证券、华融金融租赁、华融国际信托、华融期货等子公司一个接一个挂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华融系"。
这种"全牌照"扩张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里是没有先例的。
其他三家相对克制，主业还是不良资产的处置和重组；华融在赖小民手里，几乎成了一家"准金融控股集团"，触角伸得又宽又远。
2015年10月30日，中国华融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2799，成为继中国信达之后第二家在港上市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当天港交所敲钟仪式上，赖小民站在最显眼的位置，西装笔挺，笑得春风得意。
资本市场也给他面子。
上市之后，中国华融的市值一度突破千亿港元，机构投资者趋之若鹜，海外路演的场次排得满满当当。
净利润的数字也跟着一路飙升。
2009年，华融全年净利润只有4.03亿元；到2017年底，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265.88亿元。
八年时间，净利润增长了六十多倍，这个增速放在整个国有金融机构里都算得上罕见。
赖小民也变得越来越高调。
他自称是"华融的首席业务宣传官、首席推销官、首席发言人"，在公开演讲里反复提到自己"一年行程33.8万公里"，参加各种论坛、年会、签约仪式。
在金融街八号办公楼里，他待的时间越来越短，出现在媒体镜头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电视上，他常常出现在财经频道的演播室里，谈宏观经济、谈金融改革、谈实体经济转型；论坛上，他常常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位置，西装领带一丝不苟，语速很快，引用的政策文件信手拈来。
媒体给他贴的标签五花八门——"金融界的拼命三郎""华融的灵魂人物""资产管理行业的破局者"，几乎每一个标签听起来都是正面的。
可在华融内部，公司的治理结构正在被悄悄拗成一个奇怪的形状。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法人代表——三个最重要的位置，全攥在他一个人手里。
本来应当起到监督制衡作用的纪委书记，在职务关系上，只是他领导下的党委委员。
后来在央视专题片《国家监察》第二集里，他自己也亲口承认：纪委书记是他的部下，很难真正监督他。
公司里的大事小情，但凡他拍板的，基本就是终局判决。
即便走到党委会集体讨论的环节，他也常常独断专行，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
后来与他同期落马的两名华融原高管在镜头前回忆：集团里所有人的命运，都在他一支笔下；谁要是敢顶他的意思，马上就要面临调岗。
更要命的是，他经常越过公司党委会，直接拍板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
即便走到党委会上讨论，也基本是走个过场。
一些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项目，凭他一个人的判断就拍了板。
下面的人慢慢摸出他的脾气，开始投其所好，主动给他递一些"高大上"的项目，只要项目能在他那里过关，至于风险是不是真的可控，反倒成了次要问题。
用人这一块，他偏爱江西老乡。
华融高层、中层乃至食堂大厨，江西籍员工的比重一路飙升，员工们私下里把华融自嘲为"36局"——"36"是江西身份证号码的开头两位。
员工聚个餐，食堂能空一半。
从总部办公室到各分公司主要岗位，几乎都能看见江西人的身影。
有人开玩笑说，华融开会的时候，赣南口音和北京话能在同一间会议室里"打架"。
2019年1月，《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文，直接点名指出他在用人问题上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热衷于任用江西老乡，在干部选任的酝酿、讨论、岗位调整等多个环节都出了问题。
一些原本工作能力突出的干部，因为不是江西籍，长期得不到提拔；一些资历尚浅的同乡，却被破格放到关键岗位上。
更让外界看不清的，是华融的资金流向。
赖小民主政期间，华融在不少看似"高大上"的投资项目上反复出手，有的项目最终成了坏账，有的项目背后牵扯着复杂的关联交易。
圈外人看的是"华融又收购了什么、又投资了什么"，圈内人看的是"老赖又把谁的项目接进来了"。
华融的主业本来是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可在他任上，这一主业反倒被一系列"创新业务"挤到了边缘。
集团内部业务条线越拉越长，风险敞口越摊越大，账面上虽然看着漂亮，底层的资产质量却在悄悄打折。
这些问题在他落马之后，才一点点被外界看清。
帝国搭起来了，可帝国的另一面，也正在悄悄成形。
【四】2018年4月17日之前，没人看见的另一面
要讲清楚赖小民这个人，有一节内容绕不开，必须专门停下来铺一铺。
大家在新闻里听过的贪官故事，大致都跑不出几个套路。
有的因为身边人举报被翻出来，有的因为账户流水太显眼被盯上，有的因为下属反水才东窗事发，也有的是因为生活作风的事在小圈子里闹大、惊动了组织。
赖小民这个人不一样。
他在金融街八号的董事长办公室里坐了快十年。
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公开行程排得密密麻麻、跑遍全国谈业务、在媒体镜头前侃侃而谈的"明星董事长"。
可后来案发之后，办案人员才一点点拼出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赖小民。
第一个反常的细节，是他在北京有几处住所，可其中有一处住所，连最贴身的秘书都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
按照他的级别和工作量，配秘书、配司机、配警卫，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安排。
一般情况下，董事长去哪里、住哪里、办哪些事，秘书和司机至少要知道一个大概，方便对接行程。
可赖小民对这一处住所，几乎做到了"密不透风"。
这处住所不出现在他的任何公开行程里，不进入他的任何工作日程，甚至连出入小区门口的监控记录，他都尽量绕开。
第二个反常的细节，是他出门去这处住所，从不带任何工作人员。
他在这处住所收东西，从来不让司机送，也不让秘书代办，全部都坚持自己一个人开车过去。
每一次开车去，他都不走固定路线，到了小区门口还要在外面观察一阵子，确认没人跟踪了才进楼。
后来熟悉内情的人形容，他每次去那处住所，像是一个被训练过的"地下交通员"，路线、时间、车号，每一项都精打细算。
第三个反常的细节，是他对身边亲近的某几个人，使用一套外人完全听不懂的"内部称呼方式"。
秘书听他打电话用过这种称呼，可凑近问一句是谁，他从来不答。
同事在饭桌上偶尔听见过几个奇怪的字眼，赖小民立刻就把话题岔开。
后来纪委审查过程中，他才一点点交代了这套称呼背后的真实指向——里面藏着的，是一张外界完全看不见的"内部名单"，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对应着一段他不愿意公开的关系。
第四个反常的细节，更让外界感到不解。
他在公开行程的间隙，频繁飞往南方某座沿海城市。
每次去的时间不长，住几天就回，行程不出现在公司任何一份公开日程上。
表面上看，那些南飞行程像是普通的商务出差，可仔细对一对时间表，会发现这些行程没有对应的公司业务，也没有进入差旅报销系统。
这些行程的真实目的，要等到案件审查阶段才被一点点揭开。
最反常的，是他落网那天上午的状态。
2018年4月17日，他像往常一样按时来到银保监会大楼参加会议。
按照常理，任何一个掌管万亿资产的董事长在这种场面下被有关部门叫住，多多少少都会失态——或者愕然，或者愤怒，或者解释，或者讨价还价。
可赖小民只是淡淡地抬眼看了一下，整个过程没有提出抗议，没有要求联系任何人，也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状况。
从办案人员当天的描述来看，他全程平静，像一个早已预料到这一切的人，在按部就班地走完最后的程序。
这种镇定，本身就是一件让所有办案人员心里打鼓的事情。
熟悉案情的人后来回忆，所有的答案，都藏在那一上午的另一条线索里。
就在赖小民被带离银保监会大楼的同一时间段，北京另一处不起眼的住宅区里，几名办案人员正按照前期掌握的线索，悄无声息地摸到了一扇紧锁的房门前。
而当那扇上着锁的房门被一点一点撬开、办案人员抬脚迈进客厅的那一瞬间，没有人能预料到，门后面所看到的景象将在此后整整两年时间里被中央纪委、央视、人民法院反复提及，将被写进新中国成立以来分量最重的几份金融领域案件通报里，也将让一个曾经在金融街风光了将近十年的男人，从此再没有任何余地地走向命运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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