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机场降落时,已经是当地时间深夜。机舱门打开的那一刻,一股夹杂着海盐、香料和温热湿气的风涌了进来。普丽娅下意识地抓紧了我的手,她的掌心有些出汗。

“紧张吗?”我侧过头轻声问她。

她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点了点头:“有点。这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回来,我不知道我家里人会怎么看你,或者说,怎么看我们。”

我反握住她的手,把她的行李包换到自己的左肩上,右手牵着她往海关通道走。“别担心,我是去见岳父岳母,又不是去打仗。实在不行,我就多吃几张你妈妈烙的烤饼,用食欲征服他们。”

普丽娅被我逗笑了,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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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普丽娅相识在深圳。三年前,她作为一家跨国软件外包公司的测试工程师被派驻到中国,而我是对接那个项目的甲方产品经理。没有一见钟情的浪漫桥段,我们的感情是在无数次加班、争论需求、以及深夜街头的炒粉摊上建立起来的。

她是个独立、要强且异常聪明的姑娘,但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流露。

我习惯了在下雨时顺手递给她一把伞,在她胃痛时给她熬一锅温热的小米粥。对她来说,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举动,却成了击中她内心的子弹。

一年前,我们在深圳领了结婚证。因为工作和客观原因,婚礼办得很简单,她的父母也没能来中国,只是通过视频给了我们祝福。视频里,她父亲的眼神总是带着几分审视和忧虑。

我理解那种忧虑,一个传统的印度中产家庭,把悉心培养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毫无背景了解的中国男人,这种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婚姻,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冒险。

出了机场,普丽娅的哥哥拉杰开着一辆略显陈旧的轿车来接我们。拉杰是个典型的印度青年,热情但带着些许大男人的粗犷。

他跟我拥抱了一下,随手就把普丽娅的一个大行李箱塞进了后备箱,然后站在一旁点了一根烟,看着我把剩下的两个重箱子搬上车。普丽娅走过去想帮我搭把手,拉杰却用印地语对她说了一句什么,普丽娅皱了皱眉,退到了一边。

后来在车上普丽娅偷偷告诉我,拉杰刚才说的是:“让他搬,男人就该干这些重活,你别插手。”

我笑了笑,没当回事。经过四个小时的颠簸,我们在清晨抵达了普丽娅位于浦那的家。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墙壁刷成明亮的暖黄色,院子里种着一棵巨大的芒果树。

车刚停稳,一大家子人已经涌到了门口。不仅有普丽娅的父母,还有她的叔叔、婶婶,以及几个住在附近的堂姐弟。

普丽娅的母亲阿玛端着一个铜盘,里面放着点燃的油灯和红色的朱砂。她眼眶泛红地看着女儿,然后把红点点在我和普丽娅的额头上,完成了传统的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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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的陈设拥挤而温馨,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孜然、姜黄和檀香混合的味道。刚坐下没多久,我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家庭里无形的界线。

男人们——包括普丽娅的父亲、叔叔、哥哥以及几个堂兄弟,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客厅最舒服的沙发,谈论着板球比赛和当地的选举。而女人们则像潮水般退到了厨房和餐厅的区域,开始忙碌着准备丰盛的早餐。

普丽娅虽然疲惫,但也习惯性地想要起身去厨房帮忙。我按住了她的肩膀,把她按回椅子上。

“你坐了七个多小时的飞机,又坐了四个小时的车,先休息。”我说完,转身打开随身的背包,把我们买的礼物拿出来,一件件分发给长辈和孩子们。分发完后,我走到饮水机旁,倒了一杯温水,试了试温度,递到普丽娅手里。

客厅里的谈话声突然停顿了片刻。普丽娅的叔叔看着我,又看了看普丽娅手里的水杯,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拉杰干咳了一声,试图打破这种微妙的安静:“沈,你是客人,喝水这种事让普丽娅去倒就好了。”

我用英语平静地回答:“她太累了,脸色都有点发白。在家里我们谁方便就谁倒,习惯了。”

普丽娅握着水杯,低着头没有说话,但我看到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吃早餐的时候,文化差异的碰撞变得更加明显。长长的餐桌上摆满了刚刚烙好的多莎(一种印度煎饼)、咖喱土豆和浓郁的马萨拉茶。

女人们并没有上桌,阿玛和婶婶站在餐桌旁,不断地往男人们的盘子里添食物。普丽娅原本也想站着,被我硬拉着坐在了身边。

“在中国,一家人都是一起吃饭的,对吧?”普丽娅的父亲看着我,语气里听不出是好奇还是质疑。

“是的,爸爸。”我入乡随俗地跟着普丽娅的称呼,“大家一起吃才热闹,而且做饭的人最辛苦,理应最先坐下品尝。”

我说这话的时候,阿玛正好端着一盘新出炉的煎饼走过来。她听懂了我的英文,动作微微滞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柔和。

吃完饭后,我习惯性地把自己的餐盘和普丽娅的空茶杯叠在一起,起身走向厨房的水槽,打开水龙头准备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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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动简直在厨房里扔下了一颗炸弹。阿玛几乎是惊呼着小跑过来,一把夺下我手里的洗碗海绵,连连摆手,用结巴的英语说:“No, no, no! 男人不进厨房,不洗碗!沈,你出去,去客厅!”

几个堂姐也捂着嘴笑了起来,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外星人。拉杰从客厅探出头来,大声喊道:“沈,你这样会让阿玛很没面子的,快出来吧,那是女人的工作!”

我无奈地擦了干手,退出了厨房。普丽娅走过来,拉着我上了楼上的卧室。关上门后,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靠在我的肩膀上。

“是不是觉得很不适应?”她轻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