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手台的水龙头有些漏水，一滴一滴砸在泛黄的瓷盆里。亚由美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伸手抹去镜面上的水汽。她今年二十七岁，眼角的细纹却已经在劣质粉底的遮掩下若隐若现。这家位于池袋的商务酒店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廉价薄荷漱口水、烟草以及陌生男人汗液的味道。
她熟练地将几张一万日元（一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19元）的纸币叠好，塞进手提包的夹层，然后从旁边拿起一瓶香水，在手腕和颈间喷了两下。气味很刺鼻，但能掩盖掉她身上那种“不属于自己”的气息。十分钟后，下一个客人会在另一家酒店等她。
走在凌晨两点的繁华街道上，头顶是闪烁的霓虹灯牌，写着“女大学生”、“治愈的避风港”之类充满诱惑的字眼，亚由美裹紧了风衣。
在这条街上，每天都有无数像她一样踩着高跟鞋、步履匆匆的女人。她们是这个国家庞大色情产业运转的齿轮，也是这座光鲜亮丽的城市底部，最隐秘的承重墙。
很多年前，亚由美从未想过自己会踏入这条街道。
三年前，她还是一名在丸之内商圈上班的派遣社员。每天穿着整洁的职业套装，挤上令人窒息的早高峰电车，在格子间里敲打着键盘，处理着永远也处理不完的表格。然而，“派遣社员”这个头衔，就像是贴在她身上的廉价标签。无论她多努力，加班多晚，她和那些正式员工之间始终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她的月薪只有十六万日元。扣除税金、国民健康保险、年金，真正拿到手的不到十三万。房租六万，水电网费两万，剩下的钱，连维持基本的体面都捉襟见肘。更让她喘不过气来的，是住在老家千叶县的母亲。
母亲患有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父亲早年因过劳死去世，只留下微薄的抚恤金。母亲的病情恶化得很快，需要全天候的专业照护。最便宜的看护机构，每个月也要交十万日元。
那段时间，亚由美的生活被精确到了每一块硬币。她戒掉了所有的社交，午餐只吃便利店里打折的饭团，甚至在冬天舍不得开暖气，只靠多盖两床被子熬过寒夜。
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公司的一纸解约通知。
“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不好，公司需要优化结构，亚由美小姐，非常感谢你这半年来的付出。”人事部的主管语气温和，甚至还带着公式化的遗憾微笑，但递过来的离职确认书却冷得像冰。
因为是派遣员工，她连抗议的资格都没有。那天下午，亚由美抱着纸箱站在东京街头，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衣着光鲜的行人，第一次感觉到这座城市的庞大与自己的渺小。她像是一粒灰尘，被社会这部精密的机器毫不留情地排泄了出来。
她去过区役所申请生活保护，负责接待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翻看着亚由美的资料，眉头微微皱起，眼神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你才二十四岁，身体健康，有手有脚，为什么不去找一份全职工作呢？”男人的手指敲击着桌面，“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吃不了苦。便利店的夜班、工厂的流水线，到处都在缺人。生活保护是给真正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准备的，你的情况不符合条件。”
亚由美试图解释自己的母亲需要钱，解释派遣员工找正式工作有多难，但那个男人只是不耐烦地打断了她：“这是你个人的家庭问题。政府的钱也是纳税人的辛苦钱，不能用来填补你个人的债务。”
她低着头走出了区役所。外面正在下雨，她没有带伞。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她突然觉得有些可笑。社会告诉她要自力更生，要保持尊严，但当她拼尽全力却依然要被溺死的时候，那个名为“社会”的巨手，不仅没有拉她一把，反而嫌弃她挣扎的姿势不够好看。
就在那个雨天的新宿街头，她遇到了健太。
健太是一个“星探”。他撑着一把透明的塑料伞，挡在了亚由美头顶。他没有像那些急躁的推销员一样动手动脚，而是递给她一杯刚从自动贩卖机里买来的、热腾腾的罐装咖啡。
“你看上去快要碎掉了。”健太的声音很轻，却准确地击中了亚由美强撑的防线。
那是她三个月来，第一次从别人那里感受到“关心”，哪怕她心里清楚，这种关心标着明确的价格。健太带她去了一家家庭餐厅，听她哭诉了两个小时。他没有指责她不努力，没有对她进行道德说教，他只是安静地听着，然后把一份印着各种分成比例的合同推到她面前。
“在这个国家，老老实实做个底层女人是活不下去的。他们只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和听话的生育机器。”健太点燃了一根烟，“但在我们这里，你的痛苦是可以变现的。只要你愿意放下一点点东西，你就能拿到填饱肚子、救你母亲的钱。”
亚由美看着那份合同，她知道那是什么。那是通往深渊的门票，是出卖身体的契约。但她也看到了合同上写着的“日结”、“保底收入”。在生存的绝对重压下，“尊严”两个字变得轻如鸿毛。她签了字。
第一次接客的情景，亚由美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上班族，年纪和她父亲相仿。男人在房间里对她骂骂咧咧，发泄着在公司里受到的委屈。那一刻，亚由美闭上了眼睛。她强迫自己灵魂出窍，把自己当成一个没有知觉的人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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