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十一月的雨总是下得很克制，细细密密地连绵几天，空气里透着一种浸入骨髓的湿冷。我坐在窗边，手里端着一杯已经不再冒热气的黑咖啡，看着楼下偶尔驶过的有轨电车。
来德国整整十六年了，从二十四岁那个提着两个超大行李箱走出法兰克福机场的愣头青，到如今四十岁、发际线渐渐后退的汽车工程师，时间就像这无声的细雨，把我冲刷成了另一个人。
十六年里，我结交过许多朋友，换过三座城市，也先后有过五个女人。她们都是德国人。
年轻时我和国内的哥们儿喝酒，他们总是半开玩笑地问我，德国女人是不是像传说中那样古板、冷硬、像机器一样没有情趣。
我年轻时解释不清，后来干脆不解释。直到经历了这五段感情，经历了爱、争吵、误解、失去，我才在岁月沉淀后恍然大悟。这五个性格迥异、职业不同的女人，其实在骨子里有着一个极其惊人的共同特点。
安娜是我在慕尼黑工业大学读硕士时的同学，也是我的初恋。二十四岁的安娜有一头耀眼的金发，喜欢骑着一辆二手破自行车在英国公园里穿梭。那时候我们都没什么钱，但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男人在恋爱里就该是付出的一方，是照顾者。
每次去食堂吃饭，我都抢着刷学生卡；去超市买零食，我也总把她挑的东西默默结账。起初安娜只是微笑着说谢谢，但渐渐地，她脸上的笑容变得勉强。
那年冬天非常冷，安娜穿着一件单薄的旧羽绒服冻得瑟瑟发抖。我用打工攒下的钱偷偷去卡尔斯广场的商场里给她买了一件四百多欧的厚外套。当我满心欢喜地把外套递给她时，她没有我预想中的惊喜，反而皱起了眉头，她坚决要按吊牌价把钱转给我。
我急了，觉得自己的心意被践踏，大声说我是你男朋友，给你买件衣服算什么。安娜安静地看着我，蓝眼睛里满是不解。她说，林，我爱你，但这不代表你可以剥夺我照顾自己的权利。如果你觉得替我付钱就是爱我，那这种爱让我感到沉重。
那件外套最终被退了回去，我们在第二年春天和平分手。安娜走得毫不拖泥带水，她把留在我公寓里的书本和几件T恤收进背包，给了我一个长长的拥抱，祝我未来顺利。我当时觉得她冷血极了，怎么能把感情算得这么清楚。
后来我去了斯图加特工作，认识了莉娜。莉娜是公司的财务主管，比我大两岁，行事干练，做事极有条理。和莉娜在一起后，我似乎学乖了，接受了德国人习惯的AA制。我们搬到一起住，建立了一个共同账户，每个月各往里面打一笔钱，用于房租、水电和超市开销。
我以为这就叫融入了德国文化，但莉娜让我明白，她们的界限感不仅存在于金钱，更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工作第三年时，因为项目压力大，突发急性胃炎住进了医院。
住院的那三天，莉娜每天下班后会来看我一个小时，给我带几本杂志，和我聊聊公司的事，然后看手表，准时离开去上她的瑜伽课。
在我的认知里，伴侣生病了，另一半应该守在床前嘘寒问暖，甚至请假陪伴。我忍不住对莉娜发了脾气，质问她究竟有没有把我当成最亲密的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