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装陪父亲看病那天，我特意挑了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把车停在三公里外的停车场。父亲退休后最烦特殊待遇，要是知道他老部下的儿子还打着他的旗号办事，准得拄着拐杖敲我脑袋。

门诊大厅人挤人，挂号窗口前排着长龙。我让父亲坐在角落的塑料椅上，自己挤进人群挂了专家号。叫号屏上的数字跳得极慢，父亲的咳嗽声在嘈杂里时隐时现，像台旧收音机里的杂音。

轮到我们时已是下午。诊室里空调开得足，年轻医生头也不抬地敲着键盘：“CT约到十天后了，先开点止咳药，到时候拿着片子再来。”父亲张了张嘴，到底没说什么，只是把那张揉皱的挂号单又叠了叠，放回口袋里。

我扶着他往外走，经过走廊拐角时，他突然站住了。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看见长廊尽头站着院长，头发花白，身边跟着几个穿白大褂的。院长正低头看病历，忽然像被什么牵引似的抬起头来。

走廊里那么多穿病号服的人，那么多人来人往，可他一眼就看见了穿蓝布夹克的父亲。我看见他手里的病历“啪”地掉在地上，两步并作一步地冲过来，在离父亲三步远的地方猛地立定，脚跟“咔”地一碰——老兵式的立正。

“老首长！”院长的声音发颤，眼眶一下就红了，“您怎么……”

父亲摆了摆手，像要拂开什么似的：“退休了，就是老百姓。”

院长已经扶住父亲的胳膊，转头朝诊室里喊：“把下午的专家会诊推了！CT室留一台机器！”他搀着父亲往电梯走，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楚：“老首长，当年在边境线上，要不是您把我从雷区背出来……”

电梯门合上的瞬间，我看见父亲悄悄挺直了佝偻的背。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后面，肩胛骨的轮廓依然挺括得像座山。原来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就像有些伤疤，即使看不见，也在看不见的地方发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