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应尊为中国兵学始祖。综合历史记载与文献资料，黄帝具有丰富的部族战争的军事思想。这些思想源于最早的战争，具有部族战争的实践特性。主要体现为黄帝所领导指挥的战争经验的总结，基于战争经历的深刻认识分析。其丰富深邃的内容集中体现在《黄帝四经》中所记载的军事思想中。由于《黄帝四经》的特殊性，虽有托名成分，然而并非托名之作，为黄帝本人述而不作之著，其承载的军事思想如何定位，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笔者认为，《黄帝四经》阐述的兵学主体应是黄帝军事思想。
《黄帝四经》（以下或简称《四经》）为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大批帛书中的四种佚书的合编。关于此书名称、作者、成书年代等，学术界存有争议，且久无定论。著作成书于战国时代，其中又有早、中、晚之分期说，作者不明，或为依托之作。此书述“治国之本”，也言兵学之要，富含宝贵的战争智慧元素和军事思想营养材料，可视为一部兵书。《经法》九篇多处言兵，《国次》篇专言军事征伐，《十六经》（或称《十大经》）则集中阐述了兵学。其余各篇多联系军事征战，也包含很多军事观点。总的看，该书以“道”为核心和最高统领，探究用兵之义，探讨用兵之略，启迪用兵之法，深思用兵之功，不啻为中华兵学文明长河之源泉，是研究轩辕黄帝军事思想的核心载体。
基于对《黄帝四经》兵学内容的初步阐发分析，结合黄帝的军事实践，从七个方面分析梳理 轩辕黄帝的军事思想及其对后世中国传统兵学的影响 。
第一，以“道”为核心的兵学体系。
“道”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则，也是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道为宇宙万物之本源，既是黄学之核心概念，也是黄帝兵学之核心概念和最高范畴。也是构建其兵学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石。全书以“道”为核心的兵学体系构建路径为：天道→世道→人道→兵道，自天道始最终而推衍至兵道，以武力为解决问题之最后方法。《十六经•本伐》指出：“诸库藏兵之国，皆有兵道。”从全书来看，黄帝所说之道有如下特点：至高无上，必须遵从；意蕴精深，实在客观；执道而行，定能成功；文武并行，天下从矣。
《黄帝四经》总目的是提出君主统治术。从治理天下之道的高度思考军事战略问题，是《四经》的兵学特色。战争规律之道为国家长治久安之根本。该书立足“王天下”，即最高统治者治理天下，以致治术为中心讨论治理经营天下之道，将军事纳入其治理体系之内。《经法•六分》篇曰：“然而不知王述（术），不王天下。知王（术）者，驱骋驰猎而不禽芒。饮食喜乐而不面（湎）康，玩好睘好而不惑心，俱与天下用兵，费少而□功。”用兵的失败根源于“不知王术”，故《经法•六分》又从反面论述：“（不）知王述（术）者，驱骋驰猎则禽芒（荒），饮食喜乐则面康……俱与天下用兵，费多而无功，单（战）胜而令不□。”
军事战略归根结底是治国之道。因此，《四经》中包括上述观点在内的很多军事思想，是在治国安邦的政治体系内审度军事与战争问题得出的正确结论。军事战略体现的是国家根本利益，军事战略必须跟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密切协调，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总目标和总方略。治国统军战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其根在道，《十六经·前道》篇指出：道“以居军（胜），以居国其国昌”，（此处余明光、陈鼓应补其缺文为“强”，笔者补为“胜”。）《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残简云：“求其道，国故长久”，其意即为（孙氏之道）注重对战争规律的探求，国家必然长治久安。《孙膑兵法·［见威王］》曰：“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
黄帝兵学以“道”为核心和总规则。 黄帝所说之道，是世界的总规律，总规则，他又用理、度、数、纪、法等概念作为总规律之具体展开。《黄帝四经》还论述了包括理、度、数、纪、法在内的下位概念。因而，黄帝兵学之道并非抽象玄虚，而是具体实在可感的。“道”之运用，在政为政道，在军为兵道，在战为战道。政道与兵道是相通的，因为政略制约兵略。《孙子兵法·计》篇：“主孰有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是故，道之于兵家，被视之为战争制胜的根本，其内容广泛而深刻。兵道之广，既包括战争制胜之道，也包括用兵胜战之道，也有军政关系之道。《黄帝四经》中多次阐述之“理、度、数、纪、法”诸概念，将其引申军事与战争领域，作为军事上的兵道而言，即为军事学诸学科之具体内容与具体规律。从现代军事学来看，应为初步萌生的军事思想、军事辩证法、军事运筹、战术法则、军队纪律等，涉及内容丰富全面，有些堪称佳论，虽无体系严密之逻辑，大可基本包罗现代军事学科的方方面面，可谓中华兵学之源泉。
《黄帝四经》重视“度”、“理”、“法”。
如《四经》很重视“度”。《经法·论约》篇说:“四时有度，天地之理也。”由此黄帝认为在处理政治、军事事务中，也必须注意“度”，“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经法·道法》)。“度”是贯穿《黄帝四经》的核心方法原则，在全书中共出现34次之多，也是一切军事行动均须注重把握的基本原则。这说明著作具有一定的军事哲学底蕴。
《四经》又非常注重理。《经法·论》篇说: “物各□□□□胃（谓）之理。理之所在，胃（谓）之□。物有不合于道者，胃（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胃（谓）之逆。”因此，要“审察名理”，“循名究理”。才能“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军事之“理”，即为军事之事理，是人们认识对军事的反映。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军事理论。这说明作者对军事理论的重视。
《四经》更重视法。提出要执道而从法。《黄帝四经》首篇即“道法”，曰：“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黄帝认为，“道”是一种先于世界万物而存在的“世界精神”，不管为政，还是从军，都必须执道从法，这体现了黄帝兵学对客观规律的遵从，对真理性认识的尊重。《道法》篇以“道生法”强调道及法的重要性，遵循自然法则尤其强调了法的权威性、客观性，否定了随意性及循法做事中的人为因素。“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之用于兵，即为兵道。道生法。兵道生兵法。《道法》篇曰：“道之行也，由不得已。由不得已，则无穷。”用兵之妙，法无定法，战法的境界，正在于奥妙无穷。黄帝在此提出了一条战术总原则，即“执道从法”，这表明对战道兵法的重视。
《四经》重视兵道的实践之用。 全书多处强调军事思想对战争胜利所发挥的作用。黄帝认为军事理论和才智胜过城郭之固，身体之勇力。认为在战争中应重在智取，而不能单凭勇力。《称》篇说:“不用辅佐之助，不听圣慧之虑，而侍（峙)其城郭（廓）之固，古(估)其勇力之御，是胃(谓)身薄。身薄则贷（忒），以守不固，以单（战)不克。”
在黄帝兵道观的基础上，后世兵家极为重道，形成了中国兵学深厚的重道传统，而且道之内容至为深广。春秋战国时期的最大的兵学代表孙氏兵学，自孙子至孙膑，对兵道之论述较为系统全面，《孙膑兵法》全书中有57个“道”字，绝大多数地方是在讲战争规律之“道”。先秦其它兵家也有对道系统而深刻的论述。
第二，探讨战争的本原问题的战争观。
战争古来久矣。然而战争观的形成却自黄帝始。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在黄帝时代，万国林立，因生存、人口、利益等问题，战争冲撞不可回避，无休止的军事征服是时代的主题曲。如何看待和解读战争，这是任何兵家都必须认真思考的基本问题。黄帝言兵论战，与后世兵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战争成功的实践者，更是战争的最高指挥者。其用兵智慧，是在血雨腥风的战争中九死一生的深刻体悟。他追问战争的缘起，以此探讨战争之本原。他认为兵事之起因具有多元性。 《十六经·本伐》篇中着重讨论了战争之三大本原。
黄帝主要根据战争的起因论述战争性质与类型的差别曰：“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认为战争的起源与本质有三个方面，也可视为战争的三种类型：
一种是满足物质利益需求的战争，可称之为“利战”。 “所胃（谓）为利者，见□□□饥，国家不暇，上下不当，举兵而□之，唯（虽）无大利，亦无大害焉。” 此处“国家”指以部落形式存在的酋邦方国。黄帝时期及其后所说之“五帝”，由于对生存空间和资源的需要，部落间的冲突日益激烈，最早发生武装冲突的就是那些生活地域相邻并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之间。“利战”指因争夺土地等生存空间和资源而引发的原始战争，使人们认识到财富即可以通过生产产生，也可以通过战争获得。征服和掠夺同时也是一种经济上的要求，是获得财富的手段。《诗经·商颂·长发》中“相士烈烈，海外有截”，就是相士通过对外战争获得财富的记录。部落之间的兼并通过原始战争实现，同时也完成财富的转移。（刘永军：《原始战争与华夏国家起源》）黄帝的这一战争观初步触及到战争的经济本质。
一种是伸张正义的战争，可称之为“义战”。 “所胃（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宵。所胃（谓）义也，□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希自此时始，鲜能冬（终）之，非心之恒也，穷而反矣。”战争启动者在原始战争中树立起正义与道德之旗，在原始战争中构建起伦理文化的优势地位，即“德以柔中国，威以抚四夷”。“义战”使人们树立起战争荣耀观。后世《诗经·大雅·公刘》中描述征战:“弓矢斯张，干戈戚扬”。
一种是满足自身情绪发泄的战争，可称之为“忿战”。 “所胃（谓）行忿者，心唯忿，不能徒怒。怒必有为也，成功而无以求也，即兼始逆矣。” 后世不少“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战争即属于此种类型。
在多元战争类型中，黄帝倾向于“义战”。《四经》多次在书中论述“义”（全书有10处论及），《十六经·前道》篇专门定义了“义”的内涵：“圣（人）举事也，阖（合）于天地，顺于民，羊（祥）于神鬼，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胃（谓）义也。”兴兵重义，就是“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举兵有义，要为有义之战；反之，则为不义之战。《大戴礼记·武王践祚》提到黄帝的《丹书》，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由此，形成中国兵学之义战传统。后世吴起在此基础上倡 “义兵”之说。《吴子·图国第一》曰：“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所谓的“义兵”，即为正义战争“举顺天人”，而不正义战争终将失败。受此影响，后世墨子非攻，反对不义战争，支持正义战争。
因《四经》着重从政治的高度探讨战争性质的分类，其所运用的主要分析方式， 侧重于从伦理原则对战争进行道德分析，并因此认为，不同性质的战争便会有不同的目的与结果。 《经法·国次》篇中说:“兼人之国，修其国郭，处其郎（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是胃（谓）□逆以芒（荒），国危破亡。”这种战争因是“利战”，其目的是为了掠夺他国的土地资财人口，其动机不义，“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其结果则不免流于失败。《左传·隐公元年》曰:“多行不义，必自毙。”而正义的战争的结局迥然不同，《国次》篇中又说到:“故圣人之伐也，兼人之国，隋(堕)其城郭，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列(裂)其地土，以封贤者，是胃(谓)天功。” 但即使提倡义战，作者亦主张适可而止。《经·本伐》篇:“所胃（谓）义也，□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希自此时始，鲜能冬（终）之，非心之恒也，穷而反矣。”这是黄帝所推崇的战争模式，也是他身体力行的模式。
在天下统一之后，基于对战争特性的这种深刻认识，基于民族融合之需要，理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战争也促成了王权的形成。过去形象地说战争是国家诞生的“催生婆”，黄帝所领导的几场经典战争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黄帝的战争观初步触及到战争与国家的本质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黄帝所从事的战争与其战争理念无疑是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的。有研究认为，原始战争是华夏国家起源多元因素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之一，是研究华夏国家起源的重要线索，贯穿于五帝时代的原始战争是华夏国家形成的关键。在华夏国家起源研究中，有关史前权力系统和早期王权的形成是研究的重点，原始战争在早期王权形成过程中起决定的作用，华夏国家王权来源于军事指挥权。
黄帝反对不正义的侵略战争。 《顺道》篇曰:“不谋削人之野，不谋劫人之宇。”“野、宇”，此处均指别国领土。图谋别国领土，则必然要挑起战争，为黄帝所反对。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和欲望而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别国的土地和财物，这种违天逆德的战争是必然要失败的;如交战双方都是违天逆德者，则是交相为殃，国皆危亡。《四经》认为，遵循天地之道，符合民心民意，吊民伐罪的战争，则必然胜利而国家存之;侵略掠夺，杀戮百姓，炫耀武力的战争，则必然失败而国家亡之。《十六经·姓争》曰：“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此即言，非正义的侵略者，必然在战争中失败而亡，因为他们“失道寡助”，所以《称》篇言其“以守不固，以单(战)不克。两虎相争，奴(弩)犬制其余”。以此可见，《四经》对战争的性质有较明确的认识，并肯定正义战争必胜，不义之战必败，这就是“逆天者亡”的道理。
第三，初步揭示战争主要制胜因素。
战争制胜之道为何？《经·兵容》篇曰:“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措；不法人，兵不可成。参于天地，稽之圣人。人自生之，天地刑之，圣人因而成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宜，兵必有成功。” 黄帝在此提出了“刑天，法地，法人”三个方面的制胜要素。
刑天指从天时，依照客观自然界的天地时令。 《孙子•计》篇曰：“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候、气象对作战行动有重大影响，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战场环境要素，容易导致作战失利、失败。黄帝战蚩尤、禹伐三苗，因为很好地把握了“天”，蚩尤和三苗则是因为失天而致失败。
法地指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 用兵必须正确把握和利用战场地理要素。《孙子•地形》篇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法人指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团结。此即作者所称之“三遂”。 《经·兵容》篇认为，用兵之道，“三遂绝从，兵无成功。三遂从，兵有成。”（原文为“三遂绝从，兵无成功。三遂绝从，兵有成”，今据文义删除第二个“绝”字。）必须参度天、地、人三道，缺一而不可成功。强调用兵当遵循天道、地道、人道，这又是其用兵思想。天道、地道、人道，指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黄帝认为，吊民伐罪，诛伐暴逆，为民除害的正义战争，其所以必胜，就在于其得民心、顺民志、合民意。作者反复阐明: 得天时、地利、人和者必胜。《十六经·前道》篇曰：“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只有得天时、地利、人和者，才能守则固，攻则克，守战皆胜。“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一名言虽语出孟子，却源于黄帝兵学，为历代兵家与政治家所积极传承。其本质是人和决胜，天地为助。《孙膑兵法·月战》篇指出:“间于天地间，莫贵于人。”赤壁大战，孙刘联军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得，并充分恰当地加以开发利用，大大弥补了其在兵力对比上的劣势，从而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以弱胜强的巨大胜利。
《四经》所总结论述的“三遂从兵有成”思想，深刻体现了黄帝在战争制胜问题上所倡导的全要素整体制胜原则。 《经法•六分》篇论述:“天下太平，正以明德，参之与天地，而兼复（覆）载而无私也，故王天下。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参（三）者参用之，□□而有天下矣。”以此为根据，后世兵家有很多重要论述。《孙子兵法·地形》篇曰: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孙膑兵法·月战》篇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孙膑兵法·八阵》篇又曰: “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荀子·王霸》篇曰:“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诸葛亮集·将苑·兵势》篇曰:“夫行兵之事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尉缭子·战威》篇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足见《四经》之制胜要素论说影响之深远。作者在探讨战争制胜要素时，把人的作用放在了第一位，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四经•六分》篇强调了人的作用：“万民和辑而乐为其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俱与天下用兵，费少而有功。” 重民顺民，则会拥有万众一心无往不胜的力量。
在强调整体要素制胜的同时，黄帝还突出把握时机。 “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宜，兵］必有成功。”（原文为“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必有成功”，今据文义补出“宜”，“兵”。）“时”指天时、时机。其中强调的关键是要把握时机。如何把握？答曰：因时秉宜。黄帝在涿鹿大战中将这一兵法要则灵活运用，大胜蚩尤集团。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注重时机的把握，然而，黄帝更高一筹。他能巧妙地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自然条件，待时机成熟后，果断及时地对敌手发动攻击。据有关文献记载，黄帝借助大风扬沙的天气，击夔鼓如雷鸣，吹号角如龙吟，乘蚩尤部众震惧恐慌之际发起猛烈攻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并适时对溃逃之敌实施追击，蚩尤战败被杀，炎黄联盟获胜。《国语·越语下》中范蠡所言：“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
《四经》十分重视掌握时机对于成败的关键性作用。 “时”在全书共出现60余次之多。《经法·国次》篇曰:“诛禁不当。反受其央(殃)。”“过极失［当］，天将降央（殃)。” 《经法·亡论》篇说:“赢极必静，动举必正。赢极而不静，是胃 (谓)失天。渝举而不正，［是］胃(谓)后命。”《十六经·观》篇曰:“圣人正以侍(待)天，静以须人，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姓争》篇说:“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对待天时，古代优秀兵家均视之为影响军事行动的自然现象，主张巧妙地加以利用。《四经》着眼“时”之运用，将“时”与众多军事辩证概念联系起来阐述其意义。天象为自然界之客观规律，不可违背。作战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这是军事认识论的要求。“因時秉［宜］”强调的是审天时根据实际情况而把握有利战机，其实质仍是发挥指挥员所应有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认识天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更好地发挥其在组织指挥作战中的作用。因而，在兵家的作战筹划决策胜敌中，时间意味着时机，时机意味着战机，战机意味着胜利，重“时”的结果，黄帝认为“兵必有成功。” “先屈后信(伸)，必尽天极，而毋擅天功。”
仅仅重“时”是不够的，还要“因時秉宜”。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因”字。 《孙子兵法·虚实》篇中说：“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此后之历代兵家谈“因”者屡见不鲜，用“因”成功胜敌者屡见不鲜。这一思想的要义在于灵活用兵，因时而动，因势利导，本质是“把握战机”，方式方法是“因变制敌”。及时掌握不断发展变化的敌情，着眼于战争的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和不同性质而调整改变预定的各种作战预想、方案和计划。“随机应变”，这是兵家谋略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曾就时机的军事价值论述说，放过有利的时机，这就是犯了战争中所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战争史上，因丧失了战机而一败涂地的事例不胜枚举。相反，因及时把握住了战机而促成了作战胜利的战例更是数不胜数。遇到有利战机，就应迅速行动，没有遇到有利战机，就要停止行动。一旦捕捉到有利战机，就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否则就会失掉有利战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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