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国这人有个毛病,心里藏不住事儿,嘴上更藏不住。
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几年,从学徒熬到老师傅,带出来的徒弟都当车间主任了,他还守着他那台老掉牙的梳棉机,每天听着轰隆隆的机器声,耳朵背得厉害,说话嗓门也大得跟吵架似的。厂里的人都知道他这脾气,人倒是不坏,就是好面子,啥事都爱往外抖搂,尤其是跟他那宝贝儿子有关的。
他儿子叫周明远,在县一中读理科,打小就聪明。周建国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生了个争气的儿子。厂里谁家孩子考了个二本,他能端着茶杯凑过去说上半天,话里话外都是“我家明远以后肯定不止这个”。人家碍着面子不好说啥,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时间长了,他这一开口,就有人找借口躲开。
周建国也不在乎,他觉得自己说的是实话。
今年高考完那天,周明远回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翻出考试时记下来的答案,对着标准答案一道一道地估分。周建国和他老婆刘春华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但谁也没心思看。刘春华手里剥着毛豆,剥了半天也没剥出几颗来。
周建国坐不住,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两圈,又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他想去敲儿子的门,被刘春华拽住了。
“你让他自己算。”刘春华说。
周建国又坐下来,搓了搓手。他这双手粗糙得很,常年跟机器打交道,指甲缝里洗不掉的机油印子。他看着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儿子紧闭的房门,心里头说不上是啥滋味。他自己初中没毕业就进厂了,一辈子跟机器较劲,最大的盼头就是儿子别走自己的老路。
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房门终于开了。
周明远走出来,脸上的表情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难过,倒是有点恍惚。他手里攥着一张写满数字的纸,站在客厅中间,看看他爸,又看看他妈,嘴巴张了张,没出声。
周建国急得不行,站起来问:“多少?”
周明远咽了口唾沫,声音有点发虚:“我对着答案算了好几遍,差不多……712。”
周建国愣住了。
刘春华手里的毛豆撒了一地。
“多少?”周建国又问了一遍,声音都变了调。
“712。”周明远这次说得清楚了些,但马上又补了一句,“只是估分,不一定准的,实际成绩可能有出入……”
周建国根本没听进去后面的话。他脑子里就剩下一个数字:712。他在心里飞速地算了一下,去年清华在省里的录取线是691,前年是689,712这个分数,稳了,绝对稳了。
当天晚上,周建国一夜没睡。
他不是激动得睡不着,而是在盘算着这事儿该怎么往外说。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天亮,刘春华被他折腾得也没睡好,踹了他两脚让他消停点,他哼哼两声,过一会儿又开始翻身。
第二天一早,周建国出门上班的时候,脚步都是飘的。
纺织厂的早晨跟往常一样,机器轰鸣,空气里飘着棉絮。周建国换上工装,走到自己的工位前,旁边的小李已经在了。小李是他带的最后一个徒弟,二十出头,平时跟他关系不错。
“周师傅,早啊。”小李打了个招呼。
周建国“嗯”了一声,低头检查机器,手上忙着,嘴上却闲不住:“小李啊,你家孩子今年多大了?”
小李笑着说:“周师傅,我还没结婚呢,哪来的孩子。”
“哦对,忘了。”周建国拍了拍脑袋,“那你以后有了孩子,可得好好培养,像我家明远那样,高考估分712,清华稳稳的。”
小李愣了一下:“712?这么高?”
“那可不。”周建国的嗓门不自觉地提高了,“昨晚算了好几遍呢,712分,清华没问题。我跟你说,这孩子从小我就看出是块读书的料,小学三年级就能背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初中数学竞赛拿过省二等奖……”
他越说越起劲,声音大到隔壁工位的老王都听见了。老王探过头来:“老周,你家明远考得这么好?”
“712!”周建国竖起大拇指,满脸红光,“九月清华见!”
一上午的功夫,整个车间都知道周建国的儿子估分712要上清华了。
有人真心替他高兴,毕竟周建国在厂里这么多年,虽说嘴上不饶人,可干活从来不惜力,谁家机器出了毛病,喊他一声他就去,从不推辞。也有人心里犯嘀咕,觉得他这高调得有点过了,成绩还没出来呢就到处嚷嚷,万一出点啥岔子,看他怎么收场。
但这话没人当面说,大家都笑着恭喜他,周建国也全都笑呵呵地收下了。
中午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周建国端着饭盆,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坐。老刘跟他一个车间的,端着饭坐过来,还没开口呢,周建国就先说了:“老刘,你家孩子今年也高考吧?考得咋样?”
老刘笑了笑:“还行,估了五百八十多,能上个一本就知足了。”
“五百八也不错了。”周建国点点头,语气里带着几分过来人的宽容,但紧接着话锋一转,“不过现在这社会啊,光上个普通一本不够用的,得往上冲,冲清华北大才行。你看我家明远,712,从小我就跟他说,要考就考最好的……”
老刘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低头扒饭不说话了。
旁边桌的几个女工听到了,凑过来问:“周师傅,你儿子真考712啊?那不得是县状元了?”
“县状元不敢说,但进清华应该没问题。”周建国谦虚地摆摆手,但脸上的表情一点都不谦虚,“等录取通知书下来,我请大家吃饭,一个都不许少啊!”
食堂里响起一阵起哄声,有叫好的,有鼓掌的,热热闹闹的。周建国坐在人群中间,笑得合不拢嘴,这是他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
下班回家后,刘春华正在厨房做饭。周建国换了拖鞋,往沙发上一坐,开始给她讲今天在厂里的事儿。
“你是没看见,老王听说咱明远考712,那个羡慕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周建国翘着二郎腿,得意洋洋地说。
刘春华从厨房探出头来,皱着眉头说:“你又到处跟人说了?成绩还没出来呢,你就不怕到时候……”
“怕什么怕?”周建国打断她,“明远自己算的,还能有错?你是不知道,他对答案对得可仔细了,来来回回算了好几遍,这孩子从来不夸大,他说712,那就是712。”
刘春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到底没说出来。她了解自己丈夫的脾气,这时候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饭做好了,周明远从房间里出来。这孩子瘦高个,戴着黑框眼镜,话不多,跟周建国完全是两个性子。吃饭的时候,周建国兴致勃勃地问他清华想学什么专业,计算机还是电子工程。
周明远夹了一筷子青菜,慢慢嚼着,半天才说:“爸,成绩还没出来呢,先别想那么远。”
“怎么就想远了?”周建国放下筷子,“712分,清华的专业随便挑,你得提前想好啊。我听说计算机现在最吃香,毕业了年薪几十万,你以后就不用像我一样,天天跟机器打交道,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
周明远没接话,低头吃饭。
刘春华在旁边打圆场:“行了行了,先吃饭,成绩出来再说这些也不迟。”
周建国这才住了嘴,但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到时候摆酒席要请哪些人了。他家的亲戚不算多,但他在厂里的人缘不错,怎么也得摆个十来桌。对了,还得把老厂长请来,当年他进厂就是老厂长拍的板,这么多年一直对他挺照顾的。
吃完饭,周建国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但心思完全不在电视上。他拿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想了想,给他二姐打了个电话。
“二姐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周建国压低了声音,但语气里的兴奋劲儿压不住,“明远高考估分712,清华稳了,到时候你可得来喝喜酒啊。”
电话那头传来二姐惊讶的声音,然后是连声恭喜。周建国心满意足地挂了电话,又翻了翻通讯录,犹豫了一下,给他大哥也打了一个。
就这样,一个晚上,周建国把他通讯录里能打的电话打了个遍。亲戚、朋友、以前的工友、小区里的棋友,一个都没落下。每打一个电话,他都要重复一遍“712分,清华稳了”,说得越来越顺溜,越来越笃定,好像这分数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刘春华在旁边听着,心里越来越不踏实。她倒不是不相信儿子,而是她这人一辈子小心谨慎惯了,总觉得事情没尘埃落定之前,话说得太满不是好事。但她也拦不住周建国,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实际成绩出来别差太多就行。
接下来的日子,周建国整个人都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
上班的时候,逢人就说儿子的事。一开始大家还都乐呵呵地应和几句,但架不住他天天说,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渐渐地就有人开始躲着他了。小李见他端着茶杯走过来,赶紧找个借口溜到别的车间去。老刘中午吃饭的时候看见他,端着饭盆就换了个桌子。
周建国浑然不觉,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
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儿子考上清华、自己扬眉吐气的世界里。他甚至开始计划到时候去北京送儿子报到的事儿了——要提前订火车票,买几身像样的衣服,不能到了清华给儿子丢人。
这天晚上,周建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刘春华被他折腾烦了,没好气地说:“你又怎么了?”
“我在想,到时候明远去清华了,咱俩是不是得给他买个新手机?”周建国说,“他在学校肯定要用好的,不能让人看不起。”
刘春华叹了口气:“你先消停消停吧,成绩还没出来呢。”
“你这个人就是太小心了。”周建国不以为然地摆摆手,“明远自己算的分数,还能跑了不成?我跟你说,等成绩出来那天,你就知道我不是瞎吹了。”
刘春华翻了个身,背对着他不说话了。
周建国看着天花板,嘴角挂着笑。他想起了很多年前,明远刚上小学的时候,他每天骑着自行车接送儿子上下学。冬天的时候,明远坐在后座上,小手揣在他的棉袄口袋里,脸蛋冻得通红。那时候他就想,儿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别像他一样窝在这个小县城里,过一辈子灰扑扑的日子。
这些年,他和刘春华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就是为了供儿子读书。明远也争气,从小成绩就拔尖,墙上的奖状贴了一层又一层。每次开家长会,老师都要表扬明远,那是周建国最骄傲的时候。
现在,眼看着就要到收获的时候了。
712分,清华,九月就能站在清华园里了。
周建国想着想着,终于睡着了,梦里都是儿子穿着学士服的样子。
离公布成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周建国的兴奋劲儿不但没消退,反而越来越高涨。他买了一挂鞭炮放在家里,说等成绩出来那天放。刘春华说他疯了,小区里不让放鞭炮,他也不管,说到时候去厂里放,反正厂区空旷。
周明远这些天倒是异常沉默。
他每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时候看书,有时候发呆。周建国以为他在提前预习大学的课程,心里还挺欣慰,觉得这孩子懂事。他没注意到的是,儿子吃饭的时候越来越心不在焉,筷子在碗里扒拉半天也吃不了几口。
刘春华注意到了。
有一天下午,周建国去上班了,刘春华敲开了儿子的房门。周明远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书,但眼睛根本没在看书,直直地盯着窗外。
刘春华在床边坐下来,轻声问:“明远,你是不是有心事?”
周明远回过神,勉强笑了笑:“没有啊,妈,我能有什么心事。”
“是不是担心成绩?”刘春华试探着问,“你估的那个分……准不准的?”
周明远沉默了一会儿,说:“妈,估分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的。我是按照记忆对的答案,但有些题目我记得不全,有些答案我也拿不太准……所以实际成绩跟估分可能会有差距。”
“能差多少?”刘春华的心提了起来。
“我也说不好。”周明远低下头,“可能差几分,也可能……差多一些。”
刘春华的心沉了沉,但她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没事,不管考多少分,妈都高兴。你尽力了就行。”
周明远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刘春华从房间出来,心里七上八下的。她想跟周建国说说这事,让他别那么高调了,可又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以周建国的脾气,听了这话不但不会收敛,反而会反过来骂她乌鸦嘴。
她只能叹了口气,该干嘛干嘛去了。
六月二十三号,离出成绩还有一天。
这天晚上,周建国彻底失眠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会儿起来喝水,一会儿起来上厕所,折腾到凌晨两三点还睡不着。刘春华被他吵醒了好几次,最后实在受不了了,抱着枕头去客厅沙发上睡了。
周建国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他在想,万一成绩出来真的差了几分怎么办?比如707、706这种,虽然也够清华的线了,但说出去就不如712好听了。不过转念一想,差几分也无所谓,反正能上就行。
他翻了个身,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差了十几分甚至更多呢?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他用力摁了下去。不会的,明远从小做事就仔细,估分这种事不会差太多的。而且712这个分数,就算差个十来分,也还有七百出头,清华照样没问题。
他这样安慰着自己,终于在天快亮的时候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六月二十四号,出成绩的日子。
周建国破天荒地请了一天假。厂里的人都知道他今天要在家等儿子的成绩,车间主任二话没说就批了,还笑着说:“老周,等好消息啊。”
一大早,周建国就起来了。他洗了脸,刮了胡子,换上了一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衬衫,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刘春华在厨房煮粥,看他这副样子,又好笑又好气:“你又不是去相亲,打扮成这样干嘛?”
“今天是个大日子,得精神点。”周建国对着镜子整了整衣领,满意地点了点头。
周明远的房门还关着,不知道是没醒还是不想出来。
周建国在客厅里坐不住,一会儿站起来走走,一会儿又坐下看看手机。按照省招办的公告,成绩查询系统上午十点开放。现在是早上七点半,还有两个半小时。
这两个半小时,是周建国这辈子过得最漫长的两个半小时。
他打开了电视,但根本看不进去。换了七八个台,最后停在了新闻频道,播音员在说什么他完全没听进去。他又拿起手机,刷了刷朋友圈,看到好几个同事也在发孩子等成绩的消息,他忍不住在下面评论了一句:“祝好运。”然后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我家明远估了712,一会儿就知道结果了。”
刘春华端着一碗粥从厨房出来,放在他面前:“吃点东西吧,别光顾着紧张。”
周建国端起粥喝了一口,烫得龇牙咧嘴,又把碗放下了。
“你能不能消停会儿?”刘春华看不下去了,“坐着等不行吗?晃来晃去的我头都晕了。”
周建国看了她一眼,难得地没有回嘴,老老实实坐了下来。但屁股刚挨着沙发不到两分钟,他又站起来了。
八点半的时候,周明远的房门开了。
周明远走出来,脸色有些憔悴,眼睛底下两团青黑,显然昨晚也没睡好。他看了爸妈一眼,低声说了句“早”,然后就去卫生间洗漱了。
周建国跟过去,站在卫生间门口问:“明远,紧张不?”
周明远正在刷牙,含糊地“嗯”了一声。
“别紧张,肯定没问题的。”周建国拍着胸脯说,“你爸我这辈子没看错过人,你打小就聪明,712分妥妥的,一会儿查到了咱们就去买鞭炮。”
周明远吐掉嘴里的泡沫,漱了漱口,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没有接话。
九点钟的时候,周建国的手机开始响个不停。亲戚朋友都知道今天出成绩,打电话来问消息的,发微信来打探情况的,周建国一个一个地回复:“还没查到呢,十点才开放,查到了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他说这话的时候底气十足,就好像结果已经注定了一样。
九点半,周明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登录了省招办的成绩查询页面。页面还是灰色的,显示“查询尚未开放”。他盯着屏幕,手指放在鼠标上,一动不动。
周建国和刘春华一左一右坐在他旁边,三个人就这么盯着电脑屏幕,谁也不说话。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像是敲在心上。
九点五十分,周建国受不了了,站起来去阳台上抽了根烟。他平时不怎么抽烟,一个月也抽不了半包,但今天实在忍不住了。他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深吸了一口烟,又缓缓吐出来。
他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他刚进厂,什么都不会,跟着师傅学技术,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敢吭声。后来慢慢地熬出来了,成了车间的技术骨干,带了徒弟,评了先进,在厂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他知道,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工人,一辈子没什么大出息。
他不服气。
他自己没读多少书,但他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所以明远出生以后,他就下定了决心,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子读书,让儿子走一条跟他不一样的路。现在,这条路眼看着就要走到最关键的一步了。
十点整。
周明远点击了刷新按钮,查询页面弹了出来,要求输入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周明远的手指微微发抖,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了进去,然后点击了查询。
页面转了几秒钟的圈圈,然后,成绩出来了。
客厅里安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
周建国掐灭烟头,三步并作两步从阳台冲进来:“出来了?多少分?”
周明远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屏幕,一动不动的。
周建国凑到电脑前,眯着眼睛看向屏幕上的那一串数字。他先看到了总分那一栏,然后整个人就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凉到了脚。
屏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总分664分。
664分,不是712分。
差了整整48分。
周建国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有无数台纺织机同时在他耳边轰鸣。他张了张嘴,但发不出声音,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他下意识地去看旁边的排名,全省理科排名三千八百多名。
三千八百多名。
清华?别说清华了,就连省内的那所985,去年录取的最低排名都在两千八百名以内。
客厅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
刘春华凑过来看了看屏幕,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她下意识地去看周建国的反应,只见丈夫呆呆地站在原地,嘴唇哆嗦着,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失望还是震惊,或者两者都有。
周明远低着头,肩头微微颤抖,手指还放在键盘上,没有挪开。
沉默持续了将近一分钟。
最后是周明远先开了口,声音又干又涩:“爸,妈,对不起……我估分估高了,作文和理综的主观题,我可能估得太乐观了……”
周建国没有回答。
他慢慢地转过身,走到沙发前,一屁股坐了下去。沙发承受了他的重量,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响声。他呆呆地看着对面的墙壁,墙上挂着明远小时候得的一张奖状,上面写着“优秀学生”四个烫金大字。
那张奖状是他亲手挂上去的,挂了很多年了,边角都有点发黄了。
“四十八分……”他喃喃地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差了一整道大题的分啊……”
刘春华的眼眶红了,但她强忍着没有哭出来。她走到儿子身边,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轻声说:“没事的,664分也是高分了,能上一个好大学了。”
周明远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他咬着嘴唇,拼命忍着眼泪,但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一滴一滴落在键盘上。
这时候,周建国的手机响了。
是他二姐打来的。
周建国看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没有接。铃声响了很久,自动挂断了。然后微信消息一个接一个地弹出来,都在问成绩出来了没有,考了多少分。
周建国看着那些消息,一条都没有回复。
他把手机翻了个面,屏幕朝下扣在茶几上,然后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把门关上了。
刘春华看着丈夫的背影,心里一阵阵地发酸。她知道周建国这些天有多高调,逢人就吹儿子要上清华,全厂的人都知道,所有亲戚朋友都知道。现在成绩出来了,664分,虽然也是高分,但离清华差了十万八千里。她不敢想象,明天周建国去上班的时候,该怎么面对那些同事的目光。
阳台上的周建国点了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他今年四十八岁了,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六年,见过机器出故障,见过棉纱断头,见过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但没有哪一件事像今天这样让他觉得喘不过气来。
不是失望。他当然失望,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堵在胸口,闷得慌。
他心疼的不是那个吹出去的牛皮破了,而是他的儿子。
刚才他站在电脑前,看到664分这个数字的时候,第一个念头确实是震惊和失望。但紧接着,他看到了儿子脸上的表情——那种夹杂着愧疚、自责和不甘的表情,让他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
这孩子,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
他爸在外面吹嘘712分,吹得满天飞,这孩子天天听着,心里得有多大的压力?他明明知道自己的估分可能不准,但他爸已经把话放出去了,他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
想到这里,周建国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混蛋。
他掐灭了烟头,推开门走回客厅。刘春华正在安慰周明远,看到周建国进来,有些紧张地站了起来,像是怕他会发火似的。
周建国走到儿子面前,站住了。
周明远抬起头,眼睛通红,看着他爸,嘴唇动了动,又说了一句:“爸,对不起。”
周建国蹲下来,看着儿子的眼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跟你没关系,是爸的错。爸不该到处乱说,不该给你那么大压力。”
周明远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这个十八岁的男孩,在高考考场上没有慌过,在等成绩的这些天里也没有哭过,但听到他爸这句话,他彻底绷不住了。他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哭得像个小孩。
刘春华在旁边也忍不住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转过身子,不想让儿子看到自己哭。
周建国的眼眶也红了,但他硬撑着没有掉眼泪。他使劲揉了揉儿子的头发,说:“664分,不低了,够上好多好大学了。清华有啥好的,北京的冬天那么冷,你去了我还担心你冻着呢。”
他这话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在场的三个人都听懂了。
窗外的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六月的阳光明晃晃地照进来,照在客厅的地板上,照在墙上那张泛黄的奖状上,照在这一家三口的身上。
茶几上,周建国的手机还在不停地亮着,一条又一条的消息涌进来。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回复,等着他宣布那个他吹嘘了半个多月的712分的好消息。
周建国看了一眼手机,然后伸手拿起来,按下了关机键。
屏幕黑了,客厅里安静了下来。
“今天不出门了。”周建国说,“咱们一家三口好好吃顿饭。”
刘春华擦了擦眼泪,点点头,转身往厨房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看了周建国一眼。夫妻俩对视了一瞬,什么话都没说,但都懂了。
周明远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妈,我帮你做饭。”
母子俩进了厨房,周建国一个人留在客厅里。他走到墙边,看着那张发黄的奖状,伸出手摸了摸,然后转身走到阳台上,把昨天买的那挂鞭炮收了起来,塞进了储藏柜的最里面。
晚上,周建国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灯火发呆。
这个县城不大,从阳台上能看到纺织厂的烟囱,在夜色中直直地立着。他在那里干了二十六年,明天还要继续去干。日子总是要过的,脸丢了就丢了,捡起来拍拍灰接着用就是了。
他这样想着,心里反而踏实了一些。
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还有刘春华和周明远说话的声音,听不太真切,但能感觉到那声音是暖的。
周建国深深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
吃过晚饭后,周建国坐在客厅里,看着茶几上黑着屏的手机,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拿起来开了机。
手机一开,消息铺天盖地地涌了进来。未接来电十几个,微信消息几十条,红的绿的一大片。周建国深吸一口气,打开了微信。
最上面是他二姐的消息,连发了五六条:“出成绩了吧?明远考了多少?怎么电话不接?”后面跟了好几个焦急的表情。
再往下是厂里的同事。老王问:“老周,成绩查了吗?快说说!”小李发了条语音,他没点开听。车间主任也发了条消息,客客气气的:“周师傅,明远成绩出来了吧?大家都等着听好消息呢。”
周建国一条一条地翻着,每翻一条,脸色就暗一分。
这些消息都是上午发的,那会儿他手机关机,谁也没回复。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再装死也装不下去了。
周明远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本书,但眼睛一直没落在书上。他在偷偷观察他爸的反应,心里七上八下的。
周建国对着手机屏幕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开始打字。
“成绩出来了,664分,考得还可以,上清华不够,但能走个不错的985。谢谢大家关心。”
他打了这些字,看了看,又删掉了。重新打:“成绩查了,664分,比我之前说的差了不少,让大家见笑了。不过孩子尽力了,664也是好成绩,我们很满意。”
又看了看,觉得还是不太对。但到底哪里不对,他也说不上来。
刘春华从厨房擦着手出来,看他对着手机犯难,走过来说:“你就实话实说呗,有啥大不了的。”
周建国没吭声,手指在屏幕上戳了戳,最后打了几个字:“664分。”然后直接发了出去,没加任何修饰和解释。
消息一发出去,就像石沉大海,好半天没有人回复。
周建国盯着屏幕,心里七上八下的。刚才想了一肚子的说辞,现在全用不上了,就三个数字丢在那儿,像是在等人审判。
过了大概五分钟,消息开始陆续回过来了。
二姐第一个回:“664也不低啊,能上啥学校?选个好专业也一样。”
然后是老王:“664挺好了,老周,恭喜啊。之前你说的712是咋回事?”
周建国看着老王这条消息,脸上一阵发烧。他快速打了几个字:“估分估高了。”然后赶紧退出了跟老王的聊天界面。
小李的消息也来了:“周师傅,664分也不错了,我当年高考才考了四百多。别太往心里去。”
这话说得挺实在,但周建国听着总觉得不太对味。就好像所有人都默认了他应该往心里去,默认了他此刻肯定很难受。这种默认比任何嘲笑都让他更不舒服。
他正想把手机关掉,车间主任的消息进来了。
车间主任姓赵,在厂里干了三十年了,跟周建国算是老相识。他的消息写得很长:“老周,664分是个好成绩,够得上省里最好的大学了。孩子读书不容易,别因为之前说了那些话就觉得难堪。咱们这辈人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盼着孩子有出息,这心情谁都能理解。明天上班该咋样还咋样,别往心里去。”
周建国看着这条消息,喉咙里像是哽了什么东西。
他打了两个字“谢谢”,发过去,然后把手机放下了。
“都怎么说?”刘春华问。
“没说什么,都挺好的。”周建国靠在沙发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像是把憋了一天的气全吐了出来。
周明远放下手里的书,轻声说:“爸,要不你明天请个假吧,在家歇一天。”
周建国转过头看着儿子,沉默了一会儿,笑了。这是今天查分之后他第一次笑,笑得很轻很淡,但确实是在笑。
“请假干嘛?你爸我又没做亏心事,有什么好躲的。”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不就是吹牛吹大了嘛,脸皮厚点就过去了。你爸在厂里二十多年,什么没经历过?”
话说得硬气,但那天晚上周建国又失眠了。
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刘春华在他旁边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
他在想明天去厂里该怎么面对那些人。
嘴上说得再硬,心里还是虚的。这些年他在厂里树立的形象就是“儿子有出息的周师傅”,说话嗓门大,底气足,腰板硬。现在这个形象塌了一角,虽然没全塌,但总归是裂了一道缝。
664分,说到底也是个好分数。他反复在心里跟自己说这句话。664分,超过一本线一百多分呢,全省几十万考生,排到三千多名,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了。只不过,他之前把话说得太满了,712分,清华,九月见,这些话现在全都变成了巴掌,一巴掌一巴掌地打回自己脸上。
他翻了个身,又想到了儿子。
这孩子今天哭了,周建国很少看到明远哭。从小到大,这孩子就省心,成绩好,听话,不惹事,从来不需要家长操心。可越是这样,今天看到他哭,周建国心里就越难受。
那眼泪里,到底有多少是因为考砸了的失望,又有多少是因为觉得对不起他这个当爸的?
想到这里,周建国觉得胸口闷得慌。
他悄悄起床,走到儿子的房门口,轻轻推开了一条缝。周明远的台灯还亮着,他趴在书桌上睡着了,胳膊下面压着一本翻开的书,是大学专业目录。
周建国轻手轻脚地走进去,看了看那本书。书页摊开在“电子信息工程”那一页,上面用笔画了很多横线。他看了看儿子熟睡的脸,眼镜还架在鼻梁上,歪歪斜斜的。他小心地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然后又轻手轻脚地退了出来,带上了门。
回到床上,周建国躺下来,闭上了眼睛。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早上,周建国照常起了床,洗漱,换工装,吃早饭。一切都和平时一样,除了他吃早饭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
刘春华想说什么,被他用眼神制止了。周明远低着头喝粥,也不敢说话。
出门的时候,周建国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客厅里的母子俩,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语气平平淡淡的,听不出什么情绪。
从家到纺织厂,骑电动车大概二十分钟。周建国骑得不快不慢,六月底的早晨已经有些热了,风吹在脸上热乎乎的。他路过常去的那家早餐铺,老板娘冲他喊了一声“周师傅早”,他点了点头,没有停下。
到了厂门口,他停好电动车,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车间里机器已经开起来了,轰隆隆的声音震天响。这声音周建国听了二十多年,早就习惯了,甚至觉得亲切。在机器的轰鸣声里,什么烦心事都能被暂时淹没。
小李已经到了一会儿了,看到周建国进来,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打了个招呼:“周师傅早。”
“早。”周建国点了点头,走到自己的工位前,开始检查机器。
一切都和平时一样。但周建国能感觉到,车间里有好几双眼睛在偷偷看他。这些目光跟平时不一样,里面掺杂着好奇、同情,还有些别的东西,他说不上来。
老王从隔壁工位探过头来,欲言又止。周建国余光看到了,没搭理他,专心摆弄着机器。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老王终于忍不住了,走过来,拍了拍周建国的肩膀。机器的声音太大,老王凑到周建国耳朵边上喊:“老周,昨天成绩出了吧?664是不是?”
周建国手里的扳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拧螺丝,头也不抬地说:“对,664。”
老王又问:“那清华是不是够不上了?”
这话问得直接,一针见血。周建国吸了一口气,直起身子,看着老王。老王比他大两岁,在厂里干了快三十年,两人算是老伙计了。
“不够,差了不少。”周建国说,声音不大,但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意外地清晰。
老王点了点头,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既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过分同情,只是平平常常地说了句:“664也不赖了,我家那小子去年高考才考了五百出头。能上个好大学就成,别想太多。”
说完拍了拍周建国的肩膀,回自己工位去了。
周建国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继续干活。
一上午,陆陆续续有人过来跟他搭话,话里话外都是安慰的意思。也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周建国装作没听见。最让他意外的是,之前一直躲着他的老刘,中午吃饭的时候主动端着饭盆坐到了他对面。
老刘在他对面坐下来,一句话没说,就闷头吃饭。
吃了一会儿,老刘突然说:“周师傅,我跟你说个事儿。”
周建国抬头看着他。
“我儿子去年高考,我自己估分估了六百二,到处跟人说要上武大,结果成绩出来才五百七,连个正经一本都差点没上去。”老刘一边嚼着饭一边说,语气平淡得就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儿,“那会儿我也是,面子丢了一地,好几个月在厂里都抬不起头来。但后来想想,有啥呢?孩子健健康康的,有书读,有学上,比啥都强。”
周建国看着老刘,忽然觉得这个以前不怎么对付的同事其实人挺好。
“你家明远664分,比我儿子强多了。”老刘笑了笑,“你有啥不好意思的?这分数搁谁家不得乐开花?就是你把调子起太高了,自己给自己找难堪。”
周建国想了想,忍不住也笑了。这是他今天第一次真的笑出来,虽然笑得很短,但笑完之后,心里头那块大石头好像松动了一点。
下午下班的时候,车间主任老赵把周建国叫到了办公室。
老赵的办公室不大,墙上挂着安全生产的奖状,桌上堆着各种报表。他给周建国倒了杯茶,示意他坐下。
“老周,今天感觉怎么样?”老赵问。
周建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还行,没我想的那么糟。”
“本来就没什么糟的。”老赵笑了笑,“你知道不,我闺女前年高考,考了五百九,我高兴得请了全车间吃饭。664分,说实话,这分数真不低了,是你自己之前说712把大家胃口吊太高了。”
周建国苦笑着摇了摇头:“我这人你也知道,嘴上没个把门的。”
“知道就好。”老赵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厂区,“不过老周,我倒是觉得你这人挺有意思的。换成别人,昨天成绩出来,今天肯定请假躲家里了,你倒好,一大早就来了,该干嘛干嘛。这脸皮,这底气,不是谁都有的。”
周建国想了想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日子总得过。”
“说得好。”老赵转过身来,“那明天你继续好好干,你可是咱们车间的技术骨干,梳棉机这块除了你没人玩得转。”
周建国站起来,点了点头,转身要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老赵又叫住了他。
“老周,你儿子志愿填报的事儿,你要是拿不准,可以来找我。我闺女前年填志愿的时候我研究了不少,多少懂一点。”
周建国张了张嘴,想说谢谢,但觉得这两个字太轻了,说不出口。他最后只是用力点了点头,推门出去了。
走出办公室,周建国站在走廊里,看着外面的厂区。夕阳西斜,把厂房的红砖墙染成了橘红色。下班的人三三两两地往外走,说说笑笑的,跟每一个普通的日子一样。
周建国忽然觉得,其实天也没塌下来。
他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路过菜市场,拐进去买了半斤猪头肉和一斤花生米。卖猪头肉的老陈看到他,顺嘴问了句:“周师傅,听说你儿子高考考了六百多分?厉害啊。”
周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664分,考得挺好。”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他没有犹豫,也没有心虚,就像是在说一个事实。因为它本来就是事实。
回到家,周明远正在客厅里对着笔记本电脑研究什么。看到周建国进来,他抬起头,犹豫了一下说:“爸,我在看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和排名。”
周建国换了拖鞋,走到儿子旁边坐下,把猪头肉和花生米放在茶几上:“看到什么合适的了吗?”
“664分在全省排三千八百多名,985的后段能冲一冲,211的好专业基本都能上。”周明远的声音还是有些低沉,但比昨天好了不少,“我在看华中科技和东南,这两所的电子信息专业都不错,往年的录取排名也差不多在三五千左右。”
周建国看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表格和数字,看不太懂,但看到儿子认真地分析着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专业的样子,他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这种感觉很复杂,有心疼,有骄傲,还有一点点鼻酸。
“好好研究。”周建国站起来,“选个你喜欢的,不用管学费的事,你爸供得起。”
周明远转过头,看着周建国走进厨房的背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继续看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打着。
六月底的天气越来越热了,知了在窗外的树上拼命地叫,叫得人心烦意乱。但周建国家的客厅里,空调呼呼地吹着冷风,茶几上摆着切开的两半西瓜,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对着电脑屏幕研究志愿填报的事情。
这是好几天以来,这个家里第一次有了正常的生活气息。
周建国虽然看不懂那些学校和专业的具体区别,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他打了电话给所有他觉得能问的人——厂里上过大学的年轻技术员、小区的邻居、亲戚家里有大学生的,问了一圈下来,心里大概有了个数。
“华中科技和东南大学都不错,都是老牌的好学校。”他放下手机,对着周明远说,“但是有个问题,这两所学校在湖北和江苏,离咱们这儿不近。”
刘春华在旁边插了句嘴:“男孩子嘛,走远点怕啥,又不是出省就不能回来了。”
周建国想了想,觉得也是。他自己一辈子没出过这个省,最远就去过隔壁市,还是厂里组织旅游去的。但儿子不一样,儿子应该走得更远,看得更多。
“你自己选,不管你选哪个,爸都没意见。”周建国把话说得很硬气,但语气里还是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舍。
周明远的手指在触摸板上滑来滑去,反复对比着几所学校的录取数据和专业排名。他的表情很专注,跟考试的时候一样。这种专注让周建国看着心里踏实了不少——这小子缓过来了。
填志愿的截止日期是七月二号,时间还算充裕。周建国一家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讨论、纠结、再研究的循环。每一个亲朋好友的建议都不一样,有的说学校比专业重要,有的说专业比学校重要,有的说城市比什么都重要,听得周建国头都大了。
但不管多纠结,日子还是照样过。
周建国每天照常上班,下班。厂里的人渐渐不提712的事了,偶尔有人提起,周建国也能面不改色地接上两句。他发现自己之前把这件事想得太严重了——在别人眼里,这不过是一个茶余饭后的小话题,过几天就没人记得了。真正一直耿耿于怀的,只有他自己。
老王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跟他说:“老周,我发现你最近嗓门小了不少啊。”
周建国愣了一下:“有吗?”
“有。”老王点点头,“以前你说话整个食堂都听得见,现在倒是正常了。”
周建国想了想,笑着说:“可能耳朵好了吧。”
老王哈哈笑了几声,没再多说。
周建国心里清楚,不是耳朵好了,而是心里那口气顺了。吹牛的时候声大,是因为心虚,非要大声嚷嚷才能让自己相信。现在不用吹了,话反而说得踏实了。
七月一号,填报志愿前的最后一天晚上。
周明远把最终确定的方案拿给周建国看。屏幕上是一个表格,第一志愿填的是东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第二志愿是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后面还有几个保底的选项,都是211里专业比较强的学校。
“想好了?”周建国问。
“想好了。”周明远说,语气很坚定,“东南大学的电子信息工程在全国排名很靠前,而且南京那个城市我去查了,挺好的。分数方面,我比他们去年录取的最低排名高了一千多名,应该比较稳。”
周建国看着屏幕上那个“东南大学”的名字,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南京,那地方远不远?好像从县城坐高铁要五六个小时。以后儿子去了那边,一年能回来几次?寒暑假能在家待多久?毕业了会不会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但这些话他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好,那就这么填。”周建国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你做的功课比我多,我信你。”
周明远看着他爸,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是“嗯”了一声。
填完志愿那天晚上,周明远破天荒地主动坐到了周建国旁边。父子俩并排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谁也没看。
坐了好一会儿,周明远忽然说:“爸,我要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其实考完那天我估分的时候,我就知道712不太可能。”周明远低着头,双手交握在一起,“我作文和英语作文都估得太高了,理综的大题也有好几道记不清答案。当时算出712,我自己都不太信。但是我没有跟你说清楚,因为……因为你那么高兴,我不忍心扫你的兴。”
周建国沉默地听着。
“后来你到处跟人说712,我就越来越不敢跟你说实话了。”周明远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怕你失望,怕你觉得我骗了你。其实应该早点跟你说的,也不至于最后那么难堪。”
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
周建国伸手把茶几上的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他看着儿子的侧脸——这孩子瘦了,下巴的线条变尖了,嘴唇周围冒出了一层细细的绒毛,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
“明远,爸问你,你考试的时候尽全力了吗?”周建国开口了,声音很平静。
周明远抬起头:“尽全力了。”
“尽全力了就行。”周建国把茶杯放回茶几上,“高考这种事情,尽力了就没有遗憾。估分估高了很正常,谁都希望自己考得好,爸爸不会怪你。但是以后记住了,有什么事不要憋在心里,跟你爸说。”
周明远低下头,眼镜片后面有什么东西在闪:“嗯。”
“行了,不说了。”周建国站起来,“志愿填了,就等录取通知吧。”
周明远忽然站了起来,从后面抱住了他爸。
周建国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僵在了原地。在他的记忆里,儿子从上了初中以后就再也没有抱过他了。这突然的拥抱让他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
他的手在空中悬了几秒,然后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后背。
“好了好了,都大小伙子了,别跟你爸来这套。”周建国的声音有些发颤,但他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一些。
周明远松开手,眼睛红红的,但脸上带着笑。
周建国别过头去,清了清嗓子,朝厨房走去,边走边喊:“春华,饭好了没有?饿死了!”
厨房里传来刘春华的声音:“马上好,催什么催!”
周建国站在厨房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客厅。周明远正站在沙发旁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这个画面让周建国忽然觉得眼眶一热,他赶紧转过头去,假装被厨房的油烟呛到了。
七月十号,第一批次录取结果公布。
那天下午,周明远一个人在房间里查结果。周建国请了半天假在家等着,坐在客厅里,手里握着遥控器,把一个台换了又换,一个节目也看不进去。
刘春华也请了半天假,坐在他旁边,手里的针线活半天没动一下。
夫妻俩谁也没说话,但耳朵都竖得尖尖的,听着儿子房间里的动静。
等了不知道多久,周明远的房门开了。
周建国和刘春华同时站了起来。
周明远走出来,脸上的表情跟查分那天截然不同。他嘴角微微翘着,眼睛亮亮的,手里端着笔记本电脑,把屏幕转向爸妈。
屏幕上显示着一行字:恭喜您已被东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录取。
刘春华第一个反应过来,她一把抱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这段时间一直绷着,表现得比谁都淡定,但实际上她比谁都紧张。现在看到这个结果,所有的情绪一下子全涌了上来,哭得说不出话来。
周建国站在旁边,看着屏幕上那行字,看了一遍又一遍。他的眼眶红了,嘴角动了动,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哭,最后使劲拍了一下大腿,转身朝阳台走去。
刘春华泪眼朦胧地喊他:“你干嘛去?”
“买鞭炮!”周建国的声音从阳台传过来。
“你疯了?小区不让放!”
“那我去厂里放!”
刘春华又好气又好笑,正要拦住他,周建国已经站在阳台上点燃了一根烟,对着外面的天空用力吸了一口。他没有真的去买鞭炮,只是在阳台上站了很久,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灰落在阳台的栏杆上,被风吹散了。
那天晚上,周建国一个人坐在小区楼下的长椅上,拿着手机翻通讯录,翻了很久,却一个电话都没打。
上次他打遍了通讯录里所有人的电话,宣告了一个后来落空的好消息。这一次,他不想再那样了。
他最后只给他二姐打了个电话,声音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二姐,明远被东南大学录取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电话那头传来二姐兴奋的声音,说了一大堆恭喜的话。周建国安安静静地听着,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挂了电话,他又拨了一个号码。
“老赵,是我,周建国。”他对着电话说,“明远被东南大学录取了。上次你说请客的事儿,我想了想,等通知书到了,我请车间里的兄弟们吃顿饭,你帮我张罗一下。”
老赵在电话里哈哈笑了:“早就该这样!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
周建国挂掉电话,把手机揣回兜里。晚风从小区门口吹过来,带着夏天特有的闷热和草木的气息。远处不知谁家在放音乐,断断续续地飘过来,是那首他年轻时最喜欢的歌。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朝家里走去。楼道里的声控灯随着他的脚步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照亮了灰白的水泥楼梯。
走到家门口,他正要掏钥匙,门从里面打开了。刘春华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部手机,表情有些复杂。
“怎么了?”周建国问。
“你自己看吧。”刘春华把手机递给他。
周建国接过来一看,是一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那个群是厂里的同事群,他之前也在里面,但后来嫌吵就退了。刘春华还在里面,刚才群里聊得热火朝天,她截了几张图给周建国看。
群里的消息是这样的——有人把周明远被东南大学录取的消息发了进去,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大部分人都说恭喜,说664分已经非常厉害了,东南大学是个好学校。但也有几个人在阴阳怪气,说什么“之前不是吹712上清华吗,怎么变成东南了?”“降级得有点厉害啊”“老周这嘴啊,以后可得老实点了”。
周建国看着这些消息,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消失了。
他把手机还给刘春华,沉默了一会儿,说:“嘴长在别人身上,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话说得云淡风轻,但刘春华看得出来,他心里不痛快。这个跟了他大半辈子的女人太了解他了——周建国嘴上说不在乎,心里其实在意得很。他这个人在厂里风风雨雨二十多年,什么委屈都咽得下去,唯独受不了的就是被人看笑话。
“进屋吧。”刘春华说。
周建国换了拖鞋,走进客厅。周明远正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在跟同学聊天,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笑得挺开心。看到周建国进来,他收起笑容,叫了一声“爸”。
周建国在儿子旁边坐下来,忽然问:“明远,你觉得东南大学怎么样?”
周明远愣了一下,说:“挺好的啊,我之前不是做了很多研究嘛,这个学校的电子信息工程全国能排前十,业界口碑很好。我挺满意的。”
“那就好。”周建国拍了拍儿子的膝盖,“你满意就行。”
他嘴上这么说,但周明远还是察觉到了什么。他放下手机,看着他爸:“爸,是不是又有人在说什么了?”
周建国摆了摆手:“没有的事,你别瞎想。”
“爸。”周明远的声音认真起来,“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664分是我的分数,东南大学是我的学校,我选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不觉得丢人。你也不应该觉得。”
周建国看着儿子,看着他那副认真到有点严肃的表情,忽然觉得这孩子长大了,比他想象的要成熟得多。
“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教育你爸了?”周建国笑了,用力揉了揉儿子的头发,“我知道了,别废话。”
周明远被他揉得东倒西歪,躲闪着说:“爸,我都十八了,别老揉我头。”
父子俩在沙发上闹了一阵,刘春华从厨房探出头来,笑着骂了一句:“一个老的一个小的都没个正形!”
这个夏夜里,这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充满了久违的笑声。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录取通知书到了。
快递员打电话的时候,周建国正在厂里加班。刘春华接的电话,然后赶紧给周建国打电话,让他回家。周建国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扳手,跟老赵请了个假,骑上电动车就往家赶。
到了家,快递员已经走了,周明远正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着一个深蓝色的EMS信封。信封上的校徽图案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
“拆了吗?”周建国问。
“等你回来一起拆。”周明远说。
周建国在儿子对面坐下来,刘春华也坐了过来。一家三口围着茶几,像是什么重要的仪式一样。周明远拿起信封,手指微微发抖,慢慢地撕开了封口。
里面是一张录取通知书,设计得很精美,上面印着东南大学的校徽和大门,还有周明远的名字和录取专业。
周明远拿着那张录取通知书,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爸妈,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出了两个字:“到了。”
周建国从儿子手里接过录取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的嘴唇翕动着,像是在默念上面的内容。刘春华凑在他旁边一起看,看了一会儿,眼眶又红了。
周建国把录取通知书轻轻放在桌上,忽然站起来走进了卧室。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出来,脸上看不出什么异样,但眼眶旁边有些发红。
录取通知书摆在茶几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正好照在那张纸上。纸上印着的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周明远,东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这一天,周建国家没有放鞭炮,没有大摆宴席,也没有在朋友圈里发任何消息。
只是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踏踏实实地吃了一顿刘春华包的饺子。猪肉白菜馅的,周明远最爱吃的那种。饺子端上来的时候冒着热气,整个客厅里都是面皮和馅料混合的香味。
周建国蘸着醋吃了一个,烫得直龇牙,但脸上的笑怎么都收不住。
一边吃着饺子,一边商量着去学校报到的事情。什么时候动身,坐火车还是坐飞机,要带哪些东西,南京那边的天气怎么样,要不要提前买一床厚被子……这些琐碎的事情在饭桌上被反复讨论着,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期盼和期待。
录取通知书静静地躺在旁边的柜子上,落日的余晖给那张纸镀上了一层金边。
窗外的蝉鸣声一阵一阵的,夏天正盛,而秋天的脚步已经不远了。
晚饭后,周建国收拾了碗筷,一个人下楼遛弯。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看到他,都热情地打招呼。大家都知道他儿子考上了东南大学——这事儿刘春华在小区广场舞队里说了,大家传得很快。
“老周,恭喜啊,儿子考上好大学了!”下棋的老孙头远远地冲他喊。
周建国笑了笑,走过去站在棋盘旁边看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老孙头一边落子一边说:“东南大学好啊,南京那边的,好学校。你家明远以后肯定有出息。”
“借您吉言。”周建国说,语气很平淡,但心里是高兴的。
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走到一处没人的角落,拿出手机翻了翻。他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厂里那个群里又多了很多消息。他往下滑了滑,看到老赵发了一张截图,是东南大学今年的录取分数线,然后配了一句话:“老周家明远考上了这个学校,电子信息工程,王牌专业,咱们车间的骄傲。”
底下跟了一串大拇指和鼓掌的表情,之前那几个说风凉话的人也冒出来了,跟着发了几句“恭喜恭喜”。
周建国看着那些消息,看着老赵那段话,鼻子一酸。他赶紧把手机塞回兜里,仰头看了看天。天已经全黑了,几颗星星稀稀拉拉地挂着,不算亮,但很干净。
他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朝家的方向走去。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小区的路。路灯把路照得明晃晃的,两旁的树影婆娑,在地上画出一片片深深浅浅的黑色。
这座他生活了快五十年的县城,这条他走了无数遍的路,这栋他住了十几年的旧楼,还有楼上亮着灯的那扇窗户里住着的人——这就是他全部的世界。
而现在,他的儿子要从这个小世界里走出去了。
周建国在楼下站了很久,直到蚊子把他咬得受不了,才转身上了楼。走到家门口,他正要开门,听到屋里传来刘春华和周明远说话的声音。
“妈,你说我爸是不是还在为之前那些事儿不高兴啊?”
“他啊,没事。你爸这个人你还不了解?脸皮厚着呢,过几天就忘了。”
“其实我觉得664挺好的。”
“当然好了,你考什么样妈都觉得好。”
周建国站在门外,没有推门,而是靠在墙上,听了好一会儿。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他也不管,就那么在黑暗中站着,嘴角挂着一丝看不见的笑。
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灯光涌出来,亮堂堂的。
“忘了带钥匙了?”刘春华站在门口问。
周建国走进门,换了拖鞋,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看着儿子和老婆,忽然说了一句:“等九月份送明远去南京报到,咱们一家三口好好逛逛南京城。听说那边有个中山陵,还有夫子庙,我还没去过呢。”
刘春华和周明远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好。”周明远说,“到时候我给你当导游,我已经把南京的地图都研究过了。”
窗外的夜色中,这座小县城安静地沉睡着。纺织厂的烟囱在远处矗立着,机器的轰鸣声隐约可闻。周建国的工装挂在阳台上,被夜风吹得轻轻晃动。
这个夏天还很长,而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
客厅里,周建国拿出了一本崭新的中国地图册,翻到江苏省那一页,用手指沿着南京的位置画了一个圈。他的手指粗糙,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洗不掉的机油印子,但此刻,那只手指在地图上移动的样子,像是在描绘一个崭新的世界。
刘春华坐在旁边,伸头看了一眼地图,又看了看周建国,抿着嘴笑了。她想起很多年前,她和周建国刚结婚那会儿,两个人挤在厂里的宿舍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那时候周建国就跟她说,以后有了孩子,一定要让他好好读书,上大学,走出这个小县城。现在,这个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虽然实现的方式和想象中不太一样,但终归是实现了。
周明远从房间里拿出了一台计算器,凑过来跟他爸一起研究地图,一边算着从县城到南京的里程,一边查着火车票的价格。他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规划着去报到的路线和行程,认真得像是做一道数学题。
窗外,月亮从云层后面钻了出来,洒下一地清辉。远处纺织厂的机器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像是一首低沉而绵长的夜曲。
这个普通的小县城里,这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一个普通的夜晚就这么过去了。
而九月的南京,正在不远处的未来等着他们。
九月一号那天,周建国起了个大早。
天还没亮透他就醒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索性爬起来,摸黑走到客厅,把那两个大行李箱又检查了一遍。这两个箱子是刘春华上个月专门去买的,一大一小,都是深蓝色的,轮子顺滑得很。大箱子里装着被褥和冬天的衣服,小箱子里是洗漱用品和几本周明远非要带的书。周建国把每个箱子都打开看了一遍,确认东西都在,又把拉链拉上,整整齐齐地靠墙放好。
刘春华听到动静,披着外套走出来,看见他蹲在箱子旁边发呆,叹了口气说:“你这一宿翻了多少回了,天还没亮呢,折腾啥?”
周建国没吭声,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点了根烟。东方天际线上刚刚泛出一点鱼肚白,小区里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空无一人的水泥路上。他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在清晨的空气里散得很快。
今天要送儿子去南京了。
从县城到南京,坐高铁要五个多小时。他和刘春华商量过了,两个人一起送,送到学校安顿好了,他们再坐火车回来。来回的路费不少,但周建国觉得必须送,这是儿子第一次出远门,不送他不放心。
周明远也起得很早。他洗漱完,换上了一件新买的白色T恤,站在镜子前照了照,又理了理头发。高考后的这两个月,他长高了一点,也胖回来了一点,之前熬夜备考瘦下去的那几斤肉慢慢长回来了,气色好了很多。
客厅里的餐桌上摆着刘春华做的早饭,比平时丰盛得多,有煎鸡蛋、小米粥、几碟小菜,还有一碟子她凌晨起来现蒸的花卷。一家三口坐下来吃饭,吃得很慢,谁也没说多少话,气氛有些微妙,既兴奋又沉重,像一根被拉紧了的橡皮筋,绷得人心里发慌。
吃完饭,周建国拎起那两个行李箱,掂了掂分量,大的那个少说有四十斤。他把箱子拎到楼下,塞进出租车的后备箱里。周明远背着一个双肩包,刘春华拎着一个手提袋,三个人站在楼下等车的功夫,邻居孙大爷出来晨练看到了,远远地喊了一声:“老周,送儿子去上大学啊?”
“对!”周建国的嗓门忍不住又大了起来,“送他去南京!”
“好事好事,路上顺利啊!”孙大爷笑眯眯地挥了挥手。
出租车来了,三个人上了车。周建国坐在副驾驶,刘春华和周明远坐在后面。车子启动的时候,周明远回头看了一眼自家住的那栋楼,灰扑扑的六层楼房,外墙的瓷砖有些已经脱落了,露出里面斑驳的水泥。他家在四楼,阳台上还晒着昨天洗的衣服,在晨风里轻轻摆动。
他盯着那几件衣服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头来,目视前方,没有再回头。
高铁站是新建的,去年才通车,白色的站房在晨光中显得很气派。周建国是第一次来这里坐车,进了候车大厅有点找不着北,还是周明远带着他过了安检,找到了检票口。他站在检票口前面,看着那些拿着行李来来往往的人,忽然有一种很强烈的不真实感。他这辈子没出过省,坐火车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现在却要坐高铁去南京了。
检票的时候,他学着周明远的样子把车票塞进闸机里,闸机发出“嘀”的一声,门开了,他赶紧拎着箱子走过去。那模样把刘春华逗笑了,她自己其实也是第一次坐高铁。
列车进站的时候,周建国看着那辆白色的流线型列车缓缓驶入站台,眼睛瞪得老大。他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高铁,现在亲眼看到了,心里头既新鲜又震撼。上了车,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伸手摸了摸座椅,又摸了摸面前的小桌板,像个小孩子一样东看西看。
“这椅子还能往后靠呢。”他研究了一会儿扶手下面的按钮,小声对刘春华说。
刘春华白了他一眼:“别乱动,坐好。”
周建国嘿嘿笑了两声,老实地把手收了回来。列车启动的时候几乎没什么感觉,窗外的景物却开始飞快地往后退。他看着窗外,看着那些熟悉的田野和村庄一点一点地消失在视野里,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的风景。
车速越来越快,窗外的景象越来越模糊。周建国靠在椅背上,脸上的表情平静了下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外面。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待在那个小县城里,守着那台老梳棉机,日复一日地听着轰隆隆的机器声。他以为世界就是那个样子的——纺织厂、宿舍楼、菜市场、棋牌室,边界清晰,范围固定,一眼就能望到头。
但现在他坐在这列高铁上,以三百公里的时速穿过江南的田野和城市,窗外的世界像一幅巨大的卷轴一样徐徐展开,他才忽然意识到,他所以为的那个世界只是很小很小的一块。
刘春华坐在他旁边,从小桌板上拿起一瓶矿泉水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拧上盖子,忽然转过头对坐在后排的周明远说:“明远,南京那边冬天冷不冷?被子带够了没有?”
周明远从前排座椅中间探过头来:“够了够了,爸你都问了好几次了,厚被子和薄被子都带了。”
周建国“哦”了一声,点了点头,又转过头去看窗外了。
列车一路向南,窗外的田野渐渐变成了丘陵,又变成了城市。五个多小时的车程,周建国几乎没怎么合眼,一直看着窗外。刘春华靠着座椅睡了一会儿,醒来发现他还在看,忍不住说了句:“你不困啊?”
“不困。”周建国说,眼睛还是没离开窗户。
下午两点多,列车驶入了南京南站。三个人手忙脚乱地拎着行李下了车,被人流裹挟着往出站口走。南京南站太大了,比县城的高铁站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周建国站在出站大厅里,看着头顶巨大的穹顶和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头有点发怵。但周明远倒是很镇定,他拿出手机导航,领着爸妈找到了地铁站,买了三张票,坐上了去学校方向的地铁。
地铁里人很多,周建国被挤来挤去的,护着行李箱,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汗。他看了看四周——年轻人居多,很多都背着书包或者拎着行李箱,看样子也是去报到的新生。这些孩子跟他儿子一样,从各个地方汇集到这座城市里,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他忽然觉得有些恍惚,好像自己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但又有那么一点点奇异的关联——因为他的儿子即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地铁到站了,三个人拎着行李出了站,远远地就看到了东南大学的校门。校门口挂着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新同学”,红色的底子,金黄色的大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校门两侧种着高大的梧桐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把整条路都遮成了一片绿荫。
周建国站在校门口,仰头看了很久,没有说话。
周明远走在前面,回头喊了一声:“爸,走啊。”
周建国回过神来,拎起箱子跟了上去。走进校门的那一刻,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校门外面是南京的街道,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校门里面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两旁是整齐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到处挂着迎新的横幅和彩旗。穿红马甲的志愿者骑着三轮车来来回回,帮新生拉行李。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喷灌器转动着,在阳光下喷出一道小小的彩虹。
他的儿子就要在这里生活四年了。
周建国想到这里,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他想把眼前的一切都记在脑子里——这校门,这梧桐树,这条大道,这些骑着三轮车的志愿者们——回去以后,他可以跟厂里的人说,说东南大学有多好,多气派。
但转念一想,他又忍不住在心里暗暗感叹,如果当初明远估的那712分是真的,他们此刻去的就不是这里,而是清华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他没有说出来,只是拎着箱子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念头不对,不应该这么想。明远考上东南大学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比清华差一点又怎样呢,他儿子还是走出来了,走得更远,看得更高。可念头这种东西,有时候不受控制,尤其是他这种在心里琢磨了一辈子清华的人。
报到处设在体育馆里,里面排着长长的队伍。周明远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证件去排队,周建国和刘春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等着。体育馆里开着空调,凉快得很,周建国把行李箱靠墙放好,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他打量着周围——来报到的新生来自全国各地,有的家长穿着很讲究,一看就是城里人。有的跟他一样,从县城甚至农村来的,穿着朴素,坐在角落里,眼神里带着同样的好奇和局促。所有家长脸上都带着相似的表情,那是一种混合了骄傲和不舍的神情。
“你说,明远住宿舍能习惯不?”刘春华小声问他。
“有什么不习惯的,男孩子嘛。”周建国说。
“他从小到大没住过校。”
“总得住,早晚的事。”
刘春华不说话了,低头摆弄着手提袋的带子。周建国看了她一眼,知道她心里不好受。明远从出生到现在,一天都没离开过她身边,现在一下子要到千里之外来上学,半年才能见一回,她嘴上不说,心里肯定空落落的。
但他又能说什么呢?孩子总要长大的,翅膀硬了就要飞,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周明远办完手续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宿舍钥匙和校园卡。宿舍在五楼,没有电梯,周建国拎着大箱子一口气爬了上去,到了五楼的时候喘得不行,弯着腰歇了好一会儿。
“你爸这身体可不行了。”刘春华说。
周建国摆摆手:“歇歇就好,歇歇就好。”
宿舍是四人间,其他三个室友已经到了两个,一个来自安徽,一个来自浙江,家长们正在铺床叠被。看到周明远进来,两边的家长都热情地打招呼,互相问从哪里来的。周建国也跟着打招呼,嗓门忍不住又大了起来:“我们从湖南来的,坐高铁坐了五个多小时,这地方真不错啊。”
家长们聊了一会儿,各自继续收拾东西。周建国把大箱子打开,开始给儿子铺床。他以前没铺过床,在家里都是刘春华弄的,但今天他非要自己来,不让刘春华插手。他先把棕垫铺好,再铺上棉褥子,然后是床单。床单是他特意买的新的,深蓝色的底子上印着格纹,摸着还挺厚实。他弯腰把四个角都掖得整整齐齐,用手掌抚平每一个褶皱。完了又觉得枕头不够高,把枕芯抖了抖,重新摆弄了一番。
刘春华在旁边整理衣柜,把衣服一件一件地叠好放进去。内衣、袜子、T恤、衬衫、裤子,分门别类地码放整齐。
周明远也在收拾自己的东西,把书放在书架上,把电脑装好。父子俩各忙各的,偶尔对视一眼,又各自移开目光。
收拾完已经快下午四点了。安徽室友的父母提议大家一起吃个饭,于是三家的家长带着孩子,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小饭馆,拼了两张桌子,热热闹闹地坐了一桌。
饭桌上,安徽室友的爸爸是个健谈的人,几杯啤酒下肚,话就多了起来,说他儿子高考发挥失常,本来能考六百五的,结果只考了六百三,来了东南有点不甘心,但好在专业不错,也算是一个好结果了。浙江室友的爸爸也是个实在人,说他家孩子从小偏科,数学理综都很好,就是语文英语拖后腿,好在最后总分还行,能上东南已经超出预期了。
周建国听着他们聊,破天荒地没有插嘴抢话。他一边吃菜,一边安安静静地听,偶尔点点头,附和两句。他注意到,这些家长跟他之前想的不太一样。他们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但并不怎么炫耀,说到孩子的成绩也是轻描淡写的,反倒是更关心孩子在这里能不能适应,宿舍条件好不好,食堂的饭菜贵不贵、好不好吃、有没有辣椒。
他忽然有些后悔,觉得之前自己那么高调地到处宣扬明远能上清华,实在是有些可笑。真正有底气的人,不需要大声嚷嚷。真正走得远的孩子,也不需要家长替他吹嘘。
“周明远他爸,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分?”浙江室友的爸爸顺嘴问了一句。
周建国放下筷子,平静地说:“664。”
“那不错啊,比我家这个高了三十多分呢。”
“都挺好的,进了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宿舍就是缘分。”周建国端起啤酒杯跟对方碰了一下,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
周明远在旁边听到这句话,看了他爸一眼,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吃完饭回到宿舍,天已经黑了。该是告别的时候了。
周建国和刘春华站在宿舍楼下,跟儿子面对面站着。夜晚的校园很安静,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随着晚风轻轻晃动。远处隐隐约约能听到操场那边传来的音乐声和笑声,大概是高年级的社团在搞迎新活动。新生宿舍楼的窗户里透出一格一格的灯光,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一个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年轻人。
刘春华的眼眶已经红了,拉着儿子的手不肯松开。她把周明远的衣领整了又整,袖口扯了又扯,嘴里反复念叨着那些话——按时吃饭,天冷了加衣服,缺钱了就给家里打电话,跟室友好好相处,学习别太拼了,身体要紧,有空了就给家里来个电话,你爸手机现在也会收微信了。
周明远一一点头应着,声音也有些发颤。路灯的光照在他的镜片上,看不清眼睛里的神情,但他的嘴唇抿得很紧,显然也在忍着什么。
周建国站在旁边,两手空空地垂在身侧,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这辈子最不会的就是说那些肉麻的话,心里翻江倒海的,嘴上却一个字都蹦不出来。他看着儿子的脸,这张脸他看了十八年,从皱巴巴的小婴儿看到现在的大小伙子,从来没觉得看不够过。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伸出手,重重地拍了一下周明远的肩膀,说:“好好的。”
就三个字,多一个都没有。
但他拍在儿子肩膀上的那只手,停留的时间比平时长了那么一两秒。
然后他转过身,拉起刘春华,头也不回地朝校门口走去。他走得很快,步子迈得很大,刘春华几乎要小跑着才能跟上。
身后传来周明远喊了一声:“爸!妈!你们路上小心!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周建国没有回头,只是抬起手,在空中挥了挥。那个手势随意而洒脱,像是在说“知道了,别啰嗦”,但他挥手的幅度很大,手臂举得很高,在路灯下投出一个长长的摇摆的影子。
走出校门之后,他放慢了脚步。刘春华终于追上来,拽住他的袖子,哽咽着说:“你就不能回头看一眼儿子吗?”
周建国还是没有回头。
他怕一回头,眼泪就掉下来了。
当天晚上,周建国和刘春华在南京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了。房间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一个老旧的小电视,墙纸有些发黄,但收拾得还算干净。刘春华一进门就坐在床边,掏出手机给周明远发微信,一条接一条地发,发完之后抱着手机等回复,等了很久也没等到,开始有些着急。
周建国说:“急什么,儿子刚到新环境,肯定忙着认识新同学,哪有空一直看手机。你以为还跟在家一样,手机不离手啊?”
话是这么说,但他自己也拿出手机偷偷看了一眼——周明远在家庭群里发了几张宿舍的照片,还发了一句“都收拾好了,挺好的”。底下还有一条,是专门发给他的:“爸,床铺得很舒服,比我家里还舒服。”
周建国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揣回兜里,若无其事地打开电视看新闻。刘春华在旁边看着他,忍不住笑了一声——他看的是南京本地台,节目里说的全是本地的新闻,可他看得津津有味,好像能听懂似的。
第二天一早,他们坐火车回县城。来的时候是三个人,回去的时候只剩两个人了,行李少了一个大箱子,手里却好像更沉了。刘春华靠在周建国的肩膀上,一路无话。周建国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脑子里反复回放着昨天在校园里的画面——那条梧桐大道,那栋宿舍楼,儿子站在路灯下挥手的样子。
回到县城已经是下午了。走出火车站,熟悉的街道、熟悉的空气、熟悉的方言扑面而来。一切都没有变,但周建国觉得好像哪里不太一样了。
他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发了黄的奖状取下来,小心翼翼地卷好,收进了柜子里。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东西,端端正正地贴在了奖状原来的位置上。
那是他在南京火车站买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东南大学大礼堂的全景,红砖建筑,绿树掩映,气势恢宏。他从学校里的纪念品商店买来的,在火车上一直揣在怀里,没让刘春华知道。
刘春华从厨房出来,看到墙上多了这么一张东西,愣了一下,然后抿着嘴笑了。她没有说什么,转身回了厨房,锅铲的声音很快又响了起来。
周建国站在客厅中间,退后两步,欣赏了一下那张明信片,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他拿起手机,给老赵发了条微信:“回来了。明天上班。”
老赵秒回了三个大拇指的表情。
周建国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在沙发上坐下来,忽然觉得家里安静得有些不习惯。以前这个点,周明远不是在房间里学习,就是在客厅里看电视,总有些动静。现在房间的门开着,里面空空的,书桌上只剩下几本不要的旧练习册。
他站起来,走到儿子的房间门口,站了一会儿。房间里收拾得很干净,床铺叠得整整齐齐,书架上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些高中用过的教辅资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光秃秃的书桌上,能看见空气中浮动的细小灰尘。
他伸手把房门轻轻带上了,转身走进厨房,对正在切菜的刘春华说:“你辛苦了这么多年,把明远带大。”
刘春华正在切土豆丝,手里的刀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切,没回头:“说什么呢,都老夫老妻了,突然说这些干啥。”
周建国走过去,从后面搂了一下她的肩膀,很轻很短暂,然后松开了,转身去阳台收衣服。刘春华站在原地,菜刀悬在半空中,好半天才落下去,砧板上的土豆丝切得粗细不一,有些已经快变成土豆泥了。
周建国又回到厂里了。生活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像一个沿着固定线路运行的钟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老赵见到他的时候,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周,回来了?儿子安顿好了?”
“安顿好了。”周建国点点头。
“那就好,那就好。”老赵递给他一支烟,“怎么样,学校好不好?”
“好得很。”周建国接过烟,就着老赵递过来的火点上,深吸一口,“学校很大,比咱们整个厂区都大,走一天都走不完。宿舍楼也高,食堂好几个,图书馆那个气派,跟电视上演的一模一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的,没有以前那种夸张的炫耀,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老赵听着,却觉得比之前听着更舒服,也跟着点了点头。
日子就这么慢慢地过着。
周建国每天上班下班,跟以前一样跟机器打交道,耳朵还是背,嗓门还是大,但不再逢人就提儿子的事了。只是偶尔有人问起来,他才会接上两句,说儿子在南京挺好的,学的是电子,以后出来干高科技。话语简短,但语调里有藏不住的欣慰和底气。
有一次,车间里新来了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姓陈,刚大学毕业没几年,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斯斯文文的。小陈听说周建国的儿子在东南大学读书,主动过来搭话。
“周师傅,您儿子在东南大学读什么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周建国一边拧着螺丝一边回答。
“那专业不错啊,东南的电子很强,在全国都能排进前十。”小陈眼睛亮了,“我有个大学同学就是东南电子毕业的,现在在上海做芯片设计,年薪都五十多万了。”
周建国手里的扳手停了一下:“年薪多少?”
“五十多万,还不算年终奖和股票。”小陈说,“您儿子好好学,以后出来肯定比这个还高。”
周建国“哦”了一声,低头继续拧螺丝,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拧螺丝的力道明显轻快了不少。
晚上回家,他把这事跟刘春华说了。刘春华正在看电视,听了之后愣了愣,说:“五十多万?那得咱俩挣多少年啊?”
周建国没接这个茬,只是说:“别跟明远说这些,他现在好好学习就行了,别让他有压力。挣钱的事以后再说。”
刘春华点点头,又把注意力转回电视上了。但她明显心不在焉了,手里的遥控器翻来覆去地按,一个台也没看进去。
周明远的大学生活倒是挺顺利的。他隔三差五会在家庭群里发一些照片和消息,有时候是食堂的饭菜,有时候是校园里的风景,有时候是跟室友的合影。照片里的他笑得很自然,整个人看起来比高中时候开朗了不少。
他开始参加社团活动了,进的是学校的电子设计协会,每个周末都跟几个同学一起捣鼓电路板和单片机,常常在实验室里泡到很晚。第一次期中考试,他在全专业排到了前百分之十五。他把成绩截图发到群里,周建国看了半天没说话,后来给刘春华看,刘春华说:“前百分之十五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专业一百个人里头,他排前十五名。”周建国解释道,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刘春华“哇”了一声,赶紧在群里发了三个鼓掌的表情。
周明远又发了一条消息:“我们专业有个教授,搞芯片设计的,特别牛,我选了他的课,他还夸我实验报告写得好。”
周建国看着这条消息,心里头热乎乎的。他不太懂什么芯片设计,但他知道,儿子在大学里过得很好,这就够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转眼到了冬天。
十二月底,周明远放了寒假回家。这是他去南京之后第一次回来,周建国专门请了半天假去火车站接他。站在出站口等着的时候,他伸长脖子往里面张望,心跳得比等高考成绩那天还快。
列车到站了,出站的人流涌了出来。周建国在人堆里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周明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背着一个大包,手里还拎着一个袋子,走路的步子比半年前沉稳了不少,整个人看起来成熟了一些。
“明远!”周建国喊了一声,嗓门大得整个出站口都听得见。
周明远循声看过来,笑了,快步走过来。父子俩面对面站着,周建国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儿子,像是要确认他有没有缺胳膊少腿,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说:“瘦了。”
“没瘦,胖了两斤呢。”周明远笑着说。
“那就是学校食堂的饭不好吃,把你吃得面黄肌瘦的。”周建国不由分说地接过儿子手里最重的那个包,拎着一掂,“这都是啥?这么沉。”
“给妈带的南京特产,盐水鸭和糕团。”
周建国嘴上说着“买这些干嘛,浪费钱”,手却把包拎得稳稳的,嘴角的弧度怎么都压不下去。
回到家,刘春华已经做了一大桌子菜等着了,全部都是周明远爱吃的。红烧肉、糖醋排骨、蒜蓉西兰花、酸辣土豆丝,还有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饺子。周明远看到这桌菜,眼眶一下子就热了,在南京半年,食堂的饭虽然花样多,但怎么都比不上他妈做的这一桌。
那顿饭吃了很久,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旁,听周明远讲学校里的各种事,从专业课的趣闻到室友的生活习惯,从南京的天气到夫子庙的小吃,说了整整一个晚上。周建国一边听一边喝酒,不知不觉喝了小半斤白的,脸红扑扑的,话也多了起来。
“你那几个室友,处得怎么样?”
“挺好的,安徽那个叫张磊,特别逗,天天给我们讲笑话。浙江那个叫林浩,学霸,天天泡图书馆,把我们几个都带得爱学习了。”
“那就好,室友处得好比什么都重要。”周建国点点头,“学业别太累了,但也别太放松了,大学四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好好学,将来……”
“将来找个好工作。”周明远接过话来,笑着说,“爸,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周建国看着儿子,忽然觉得这半年不见,儿子的确变了不少。说话做事都更有主见了,不再像高中时候那样什么都闷在心里。大学确实能改变一个人,把他的世界打开了,见到了更多的人,经历了更多的事,心智也跟着打开了。
寒假的日子过得很快。周明远在家待了将近一个月,除了偶尔跟高中同学聚一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有时候帮刘春华做做家务,有时候窝在沙发上看书,有时候跟周建国一起看看电视。父子俩坐在沙发上,看球赛看得起劲,周建国时不时点评两句球员的表现,周明远跟着附和,母子俩在旁边看着,觉得这个家终于又完整了。
过完年,周明远又该回学校了。这次周建国没去送,只是在门口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了声“到了发消息”,就转身进屋了。他从窗户里看着周明远拖着行李箱走远,直到拐弯看不见了,才放下窗帘,拿起工装出门上班。
日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但周建国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看电视上的科技节目了。以前他只爱看新闻和抗战剧,现在却经常停在科教频道上,看那些讲芯片、人工智能、5G技术的纪录片。有些内容他看不太懂,但他看得津津有味,因为儿子学的就是这个,他觉得自己得了解一点,不然以后跟儿子聊天都接不上话。
他还学会了用手机购物。以前他连微信支付都不会用,现在不仅会用,还学会了在网上买东西。有一次他在网上看到一款机械键盘,说是专门给程序员用的,手感特别好,他想都没想就下单了,直接寄到了周明远宿舍。
周明远收到键盘之后,在群里发了一长串感叹号:“爸!!!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键盘!!!我爱死你了!!!”
周建国看着那串感叹号,笑得合不拢嘴。刘春华凑过来看了一眼,说:“你买这个干嘛,他不是有键盘吗?”
“那个不一样,这个好用。”周建国说,语气笃定得好像他自己就是搞编程的。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过去,快得让人来不及细想。
周明远在大学里的表现越来越好。大二下学期,他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跟两个队友熬了三天三夜,做出来的作品拿了华东赛区的二等奖。他把奖状拍给周建国看,周建国把那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最后发给了老赵。
老赵回了条语音:“老周,你儿子真出息了!这比赛含金量高啊,以后找工作加分不少的!”
周建国把老赵这条语音反复听了三遍,然后又转发给了刘春华。
但也不是所有事情都一帆风顺。大三的时候,周明远遇到了一些挫折。他申请了一个很有名气的教授的课题组,面试没有通过,被刷下来了。他打电话回家的时候,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沮丧。
“爸,那个课题组的竞争太激烈了,报名的三十多个人,就招四个,我面试排在第五,就差一个名额。”周明远说。
周建国在电话这头沉默了一会儿,说:“第五也不差了,三十多个人里排第五,说明你底子好。这次不行,下次再来,怕什么?你爸在厂里参加技术比武也拿过第二,也没耽误我继续干啊。”
周明远在电话那头笑了:“爸,你什么时候参加的技术比武?”
“你上初中的时候,那次输给了三车间的老钱,他比我多拧了一颗螺丝。”周建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但其实根本没这回事,他就是随口编来安慰儿子的。技术比武倒是真的有过,不过他拿的是第三,不是第二,而且跟拧螺丝没关系,比的是梳棉机的排障速度。
周明远被逗笑了,沮丧的情绪散了不少。挂了电话之后,他给他爸发了一条微信:“谢谢爸,我没事了,继续努力。”
周建国看着这条消息,心里头说不出的踏实。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不需要替儿子铺路,他只需要在儿子摔倒的时候告诉他,摔跤没什么大不了的,爬起来继续走就是了。
大四那年,周明远开始找工作了。他没有考研的打算,想早点出来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秋招的时候,他投了很多份简历,有南京本地的企业,也有上海和深圳的公司。凭借大学期间的成绩和竞赛经历,他拿到了好几个面试机会,其中有一家在上海的半导体公司,做芯片设计的,专业非常对口。
面试过程很漫长,从网上笔试到线上面试,再到线下面试,前后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周明远每次跟家里打电话都会汇报进展,语气一次比一次紧张。周建国每次都给他打气,说肯定没问题,但挂了电话之后自己也开始紧张,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面试结果出来的那天,周明远打来了视频电话。屏幕上的他表情很严肃,周建国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握着手机的手不自觉地用力了。
“爸,妈。”周明远深吸了一口气,“我被录取了,上海那家半导体公司,芯片设计岗位,年薪二十五万,还有五万的签约奖金,下个月就签三方协议。”
视频那头沉默了两秒钟。
然后是刘春华的一声尖叫,她一把抢过手机,对着屏幕喊:“真的吗?真的吗儿子?你没骗妈吧?”
“真的,录取邮件都收到了。”周明远在屏幕那头笑了,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周建国站在刘春华身后,看着屏幕里儿子的笑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嘴唇哆嗦着,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但被他硬生生地憋了回去。他转过身,走到阳台上,对着窗外深吸了好几口气,才把胸中那股汹涌的情绪压下去。
二十五万。这个数字在他的脑子里来回滚动着。他在纺织厂干了大半辈子,一年的工资加起来也就几万块钱。他儿子刚毕业,年薪就是他的好几倍。这不是钱的事,不全是钱的事,而是他儿子真的走出去了,走到一个他连想都想不出来的高度了。
他从阳台上走回来,重新站到手机屏幕前,看着屏幕里笑得正开心的儿子,一字一顿地说:“明远,爸为你骄傲。”
周明远听到这句话,笑容顿了顿,然后眼眶也红了。从小到大,他爸很少说这种话。“考得不错”“还行”“继续努力”——这些就是他能得到的最高评价。现在,他爸说“为你骄傲”,这四个字比二十五万的年薪更让他觉得沉重和滚烫。
签约的事很快就在小区里传开了。刘春华在广场舞队里说了,周建国在厂里也说了。但这一次,他说得很克制。
“老周,听说你儿子签了上海的公司,年薪多少来着?”老王在食堂里问。
“还行的。”周建国夹了一筷子菜,慢悠悠地说,“够他自己花的。”
老王笑了:“你这嘴可真是,以前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现在反倒藏着了?”
周建国也笑了,没接话。他不再需要大声嚷嚷了,他儿子的优秀已经不需要他来证明,事实本身就会说话。
毕业典礼那天,周建国和刘春华又去了南京。这次是坐飞机去的,周明远给他们买的机票,说高铁时间太长了,怕他们累着。周建国这辈子头一回坐飞机,在登机口前面紧张得手心出汗,起飞的时候紧紧抓着扶手,脸色发白。但等到飞机穿过云层,窗外的天空蓝得像一块巨大的宝石,阳光毫无遮拦地洒在云海上面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他透过舷窗往下看,看到大地上缩小成模型一样的城市和田野,心里头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开阔感。
“老头子,你看什么呢?”刘春华坐在旁边问。
“看下面。”周建国指了指窗外,“咱家要是也能从这么高看下去,肯定也是小小的一个点。”
刘春华凑过来看了一眼,说:“本来就是小小的一个点。”
飞机准点降落在南京禄口机场,周明远在到达口等着他们。两年没见,儿子又长高了,穿上那件学士服站在人群里,周建国一眼就认出来了,差点没敢认。儿子身姿挺拔,像一棵笔直的白杨树,眼镜换成了银框的,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利落,跟当初那个缩在沙发上掉眼泪的小孩判若两人。
毕业典礼在学校的大礼堂举行,校长和老师们在上面讲话,台下的毕业生们穿着统一的学士服,黑压压地坐了一片。周建国坐在家长席上,看着台上的周明远走上台,从院长手里接过毕业证书,鞠躬,转身,微笑。那一刻,大礼堂里的灯光照在儿子的脸上,周建国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
他想起很多很多年前,明远刚上小学的时候,他每天骑自行车送儿子上学。冬天的早晨,明远坐在后座上,小手揣在他的棉袄口袋里,脸蛋被寒风吹得通红。那时候他就想,儿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不要像他一样窝在这个小县城里一辈子。
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不是以他当初设想的方式,但实现得比他设想得还要好。
毕业典礼结束后,一家三口在学校里逛了很久。周明远带他们去了自己住过的宿舍、上过课的教室、做过实验的实验室。每到一处,周明远都要停下来,给他爸讲一讲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有些他记得清楚,有些已经模糊了,但他讲得很认真,周建国听得更认真。
走到学校门口的那条梧桐大道上,两旁的梧桐树比四年前更加繁茂了,枝叶在上空交错,形成了一条绿色的长廊。周建国在路边站定,忽然想到四年前送儿子来报到的那天,他站在这条大道的这一头,拎着沉重的行李箱,满心都是不舍和期待。如今站在这里的儿子,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他拎箱子的小伙子了。
“爸,你在想什么?”周明远问。
“没什么。”周建国收回思绪,“走吧,去你说的那家食堂,你妈饿了。”
刘春华在旁边白了他一眼:“明明是你自己饿了,非要赖我。”
晚上,一家三口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饭店里吃了顿散伙饭——不对,不应该叫散伙饭,周明远说,应该叫“庆祝饭”。庆祝毕业,庆祝新工作的开始,庆祝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饭桌上,周建国喝了酒,脸红红的,但这次他没有说太多话。他坐在那里,看着对面的儿子和身边的妻子,觉得这一辈子,值了。
晚上回到酒店,周明远送他们到门口就要回自己住的地方了。他现在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跟大学室友合租的,离学校有段距离。告别的时候,周建国又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这一次,他说了三个字,不是“好好的”,而是——“辛苦了。”
周明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周建国看着儿子转身走进电梯,电梯门缓缓合上,那张年轻的脸一点一点地被门缝遮住,最后完全消失。他站在走廊里,发了很久的呆,直到刘春华在房间里喊他,他才回过神来,转身回了房间。
回到县城之后,周建国的日子还是照常过。他还在纺织厂上班,每天跟那台老梳棉机打交道。厂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小李这样的徒弟也走了好几个,跳槽去了市里的大厂或者干脆转行干别的。周建国能理解,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路,不可能一辈子窝在这个车间里。但眼看着自己带出来的徒弟一个个离开,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他在厂里的地位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以前他是技术骨干,谁见了都要叫一声“周师傅”,现在随着设备更新换代,很多老机器被淘汰了,新型的自动化设备他不太玩得转,厂里新招来的年轻技术员们学历高、学得快,他慢慢从顶梁柱变成了“老资格”,更多时候负责带带新人、处理一些年轻技术员搞不定的疑难故障。
他不说,但刘春华看得出来,他心里有落差。
有一次他下班回来,情绪明显不高,刘春华问他怎么了,他憋了半天才说出来——厂里新来了一批全自动梳棉机,操作界面全是英文的,电脑控制的,他看不懂,连开机都不会。车间主任让一个刚来半年的小伙子操作新机器,让他继续管那几台老设备。
“你说,我是不是老了?”他坐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说。
“你都五十出头了,还不想老?”刘春华给他倒了杯热水,“老就老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周建国没说话,端着水杯发呆。
后来是周明远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春节回家的时候,特意带了一台旧的平板电脑回来,把他爸厂里那几台新设备的操作界面翻译成了中文,还录了一段视频,一步一步地教他爸怎么操作。周建国跟着视频学了好几个晚上,终于在正月十五那天,成功地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启动了新机器。
那天他下班回来,脸上的笑怎么都收不住,进门就喊:“春华,我今天自己开那台新机器了,小陈还想来帮忙,我说不用,我自己来。你猜怎么着?真让我开起来了!”
刘春华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他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忍不住也笑了:“行行行,就你能。”
周建国换了拖鞋,在沙发上坐下来,给周明远发了条语音:“儿子,那新机器我搞定了,你教的法子管用,以后你有空再教教你爸别的。”
消息发出去没两分钟,周明远就回了语音,声音里带着笑意:“爸你太牛了,那机器我看了说明书都头疼,你居然自己搞定了。我把你拉进一个群里,里面全是搞机械的老师傅,你有不懂的可以在里面问。”
周建国点开那个群,看到群名叫“老技工互助联盟”,里面有好几百号人,头像大多是一些老师傅的自拍或者工作照,聊天内容全是各种技术问题和经验交流。他看到一条条专业讨论在屏幕上刷过,忽然觉得心里头某个地方踏实了下来。他不是一个被时代抛下的老工人,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学,还有很多人跟他一样在学。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周明远在上海已经工作两年了。
这两年他干得很拼,在公司的表现得到了认可,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变成了项目组的核心成员。他参与设计的一款电源管理芯片通过了验证,即将投入量产,年底的时候他被提升为高级工程师,年薪也涨到了将近四十万。
升职那天,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周建国听到这个消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周明远差点掉眼泪的话:“儿子,你比你爸强太多了,你爸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你供出来了。”
挂了电话之后,周建国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电视开着,他完全没看进去。刘春华问他怎么了,他摇了摇头,说“没事”,然后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
阳台外面的县城夜景跟很多年前一样,没什么太大的变化。纺织厂的烟囱还在,但厂子的规模缩小了不少,好几条生产线都停了。小区里的树长高了一些,路灯换成了LED的,亮得刺眼。远处新修了一个商业广场,晚上霓虹灯闪烁,有些大城市的气息了。
他吐出一口烟雾,忽然想到,自己这辈子已经过了大半,剩下的日子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但是他的儿子,还在这条路的起点上,前面还有无限的可能。二十年后,明远站在阳台上看夜景的时候,看到的将是什么样的一幅画面?
这样的念头让他心里又酸又暖。
不过,上海的生活也不是全无烦恼。最大的问题是房子。上海的房价高得离谱,周明远虽然工资不低,但靠自己攒首付,至少还得六七年。他有时候打电话回家,会提到上海的房价,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
周建国听了,记在心里。他私下里跟刘春华商量,说攒了一辈子有一点积蓄,虽然不多,但要是卖了这个老房子,再加上明远自己的积蓄,大概能够在上海付个首付。
刘春华一开始不同意,说房子卖了咱俩住哪儿?周建国说咱俩回乡下住去,老家那个房子虽然破旧,但收拾收拾还能住人,你大哥不也在乡下嘛,互相有个照应。再说了,咱在县城住了大半辈子,也该换换环境了。
刘春华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同意了。她知道周建国的脾气,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但这次,周建国没能如愿。周明远坚决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爸,房子的事我自己能解决,你们不用操心。你们辛苦了一辈子,攒那点钱不容易,留着自己养老用。你们的钱我一分都不会要的。我买房子的事,我自己想办法,上海也有公积金政策,慢慢攒就是了,又不急。”
周建国在电话里急了:“你这孩子,你攒得攒到什么时候去?上海的房价你不是不知道,一年涨得比一年快,再等下去就更买不起了。”
“爸,真的不用。”周明远的声音很平静,但很坚定,“你们把我供到大学毕业,我已经很感激了。剩下的路,让我自己走。你和妈攒的那点钱,我不需要,也不能要。你把钱留着,把身体养好,比什么都强。”
挂了电话,周建国对着手机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他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他坐在沙发上,对刘春华说:“这孩子,翅膀是真的硬了。”
刘春华在旁边抹着眼泪说:“硬了不好吗?你养他不就是为了让他翅膀硬吗?”
“好,好得很。”周建国靠在沙发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就是有点舍不得。”
又过了一年,周明远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女孩。
女孩叫苏静,比他小两岁,是隔壁项目组的软件工程师,两个人因为一次跨部门的合作项目认识的,一来二去就熟了。苏静是苏州人,个子不高,说话轻声细语的,但写代码的时候手指翻飞,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专业能力一点不比男生差。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两道月牙,脾气好,说话温柔,周明远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人都变得柔软了。春节回家,周明远把苏静的照片给爸妈看,刘春华看了半天,笑得嘴都合不拢,直说姑娘长得俊,一看就是个好脾气的,旺夫相。周建国倒是表现得很淡定,只是问了几句姑娘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的,然后“嗯”了一声,没再多说。
但刘春华发现,第二天周建国就把那张照片打印出来,放进了相框里,摆在电视柜最显眼的位置。
那年清明节,周明远带苏静回了趟老家。
这是他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紧张得跟当年高考似的,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给爸妈买了礼物,给苏静打了无数个电话嘱咐这嘱咐那。苏静倒是很轻松,说就是去见见叔叔阿姨,又不是去面试,紧张什么。
到了家,苏静大大方方地叫了叔叔阿姨,还带了自己亲手做的糕点。刘春华拉着她的手看上看下,越看越喜欢,恨不得当场就叫儿媳妇。周建国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但眼神一直在偷偷打量这个姑娘,衡量着她是不是那个能和儿子走一辈子的人。
吃饭的时候,苏静主动给周建国夹菜,说:“周叔叔,明远经常跟我说起您,说您以前在厂里是技术骨干,什么机器都会修,特别厉害。”
周建国被这句话哄得心花怒放,端着酒杯的手都稳了几分。但他还是绷着脸,故作淡定地说了句:“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老了,不中用了。”
苏静笑着摇头:“哪有,明远说您前几天还自己修好了家里的洗衣机,比我爸强多了,我爸连灯泡都不会换。”
周建国终于绷不住了,嘴角翘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周明远,发现儿子正冲他挤眉弄眼,显然苏静这番话是提前做了功课的。但他不生气,反而觉得这姑娘懂事,知道哄老人开心,说明她心里有他们家。
吃完饭,周明远带苏静去县城里转了一圈,看了他小时候上的小学,走了他每天上学放学的那条路,讲了很多小时候的故事。苏静听得很认真,还时不时问他一些问题,什么你小时候是不是特别乖啊,你爸是不是从小就对你特别严啊。周明远一一回答,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特别柔和的表情,苏静看着他的侧脸,忽然觉得这个在大城市里打拼的男孩,骨子里还是那个小县城长大的朴实少年。
回到上海之后,周明远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问爸妈对苏静的印象怎么样。
刘春华抢着说好,好得不得了,恨不得你们明天就结婚。周建国接过电话,沉默了一会儿,说:“人不错,你要对人家好。将心比心,你带人家回了家,人家就是把你当自己人了,你不能辜负人家。”
周明远在电话那头认真地回答:“爸,我知道。”
挂了电话,苏静问他:“叔叔说什么了?”
“他说让我对你好。”周明远笑着握住她的手。
苏静靠在周明远的肩膀上,轻声说:“你爸挺好的,话不多,但每句都挺实在的。”
半年后,他们订婚了。订婚仪式很简单,两家人一起吃了个饭,就算是定了下来。婚期定在第二年的秋天,不冷不热的时候,回老家办婚礼。
婚礼那天,周明远在众人的注视下,对着苏静说出了真挚的誓言。台下,周建国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端端正正地坐在第一排,表情庄重而骄傲。那双习惯了握住扳手和螺丝刀的手,此刻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有些不知道往哪儿搁的局促。
轮到新郎父母致辞的时候,周建国被司仪请上台。他站在台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宾客,手心里全是汗。这场面他不太适应,灯光太亮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让他觉得自己像是被放在展览台上的一台老机器。
他清了好几次嗓子,把话筒换来换去地拿,最后终于憋出一段话:“各位亲朋好友,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儿子和苏静的婚礼。我这人嘴笨,不会说话,以前还因为说大话闹过笑话,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就说一句——明远,你从小到大都是爸的骄傲,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苏静,欢迎你来到我们家,我和你妈会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疼。你俩好好的,比什么都强。日子是人过出来的,只要两个人齐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话不多,但每一个字都说得结结实实,落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上。
周明远看着台上那个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的男人,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高考查分的那一天——那个蹲在他面前说“是爸的错”的周建国,那个在阳台上抽了一整包烟的周建国,那个在东南大学校门口头也不回地挥手离去的周建国,那个说要卖房子给他凑首付被拒绝后沉默了很久的周建国。每一个画面都清清楚楚地刻在他脑子里,叠在一起,变成了此刻站在台上的这个日渐苍老的男人。
他低下头,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顺便擦掉了眼角的泪水。旁边的苏静看到了,没有说话,只是从桌子下面伸出手,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结婚之后,周明远和苏静在上海继续打拼。两年后,他们攒够了首付,在闵行区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面积不大,但足够两个人住了。房子装修的时候,周明远特意留了一间朝南的房间,说是给爸妈留的,以后来上海了有个地方住。
拿到房产证那天,周明远给家里拍了张照片。周建国看着照片上那本红彤彤的房产证,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递给刘春华,说:“你看,儿子在上海有房子了。”
刘春华拿过去看了又看,眼角的皱纹都笑深了,说:“真不容易,两个孩子真不容易。”
那天晚上,周建国失眠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些年的往事。他想起明远小时候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的样子,想起查分那天明远掉眼泪的样子,想起南京南站地铁里明远说“爸,走啊”的声音,想起婚礼上儿子摘下眼镜擦眼泪的动作。他还想起更早的事,他和刘春华刚结婚的时候,挤在厂里那间十几平米的宿舍里,墙上贴满了旧报纸,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那时候他就想,以后有了孩子,一定不能让他再过这种日子。
现在,他儿子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家。这个轮回,走了整整三十年。
又过了两年,苏静怀孕了。消息传来的时候,周建国正在厂里修机器,接到电话之后,他愣了好几秒,扳手“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把旁边的小徒弟吓了一跳。然后他一把捡起扳手,对着电话大声喊:“真的?我要当爷爷了?”
整个车间的人都听到了,纷纷围过来恭喜他。老赵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周,这回你得请客了吧?”
“请!一定请!”周建国的嗓门又大了起来,但他马上收住了,压低声音说,“等孩子生下来再说,现在不着急。”
他放下电话,继续修机器,手上的动作比平时轻快了许多。下班的时候,他特意绕到菜市场买了老母鸡和一堆补品,说要让刘春华炖好了寄到上海去给苏静补身子。
刘春华说:“寄过去都坏了,再说了,上海什么买不到?”
周建国想了想,觉得也是,但他还是把那只老母鸡炖了,拍了个视频发给苏静,说这是爷爷给孙子炖的鸡,虽然吃不到,但心意到了。苏静收到视频的时候笑得不行,说没见过爷爷在孙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追着喂饭的。
孩子出生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全家都沉浸在一种甜蜜的忙碌中。
预产期在来年三月。春节刚过完,周建国和刘春华就提前半个月收拾好行李,坐上了去上海的高铁。这一次坐高铁,周建国已经轻车熟路了,上车找到座位,把行李放好,拿出保温杯泡了杯茶,戴上老花镜看了会儿手机,跟当年那个第一次坐高铁时手足无措的样子判若两人。
列车穿过江南的初春田野,窗外是大片大片嫩绿的麦苗和金黄的油菜花,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周建国看着窗外,忽然对刘春华说:“你说,这孩子在上海出生,以后算上海人还是咱们那儿的人?”
刘春华想了想,说:“都算吧。”
“嗯。”周建国点了点头,“咱们那儿出来的根,在上海生出来的叶。”
刘春华看了他一眼,难得听到他说出这么文绉绉的话,心里觉得有些新奇,也有些感慨。这个男人,跟当年那个大嗓门吹牛的男人,真的不太一样了。时光是个奇怪的东西,它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本质,但会把他的棱角磨平,把浮在表面的沙粒吹走,露出底下坚实的底色。
到了上海,周明远到车站接他们。他开着一辆普通的白色轿车,是去年贷款买的,为的就是接送苏静产检方便。周建国坐在副驾驶上,看了看车里干净的内饰,又看了看儿子熟练地驾驶着车在城市的高架桥上穿行,心里头又涌起那种熟悉的恍惚感——这个在魔都车流中从容不迫的年轻人,真的是当年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冻得脸蛋通红的那个小孩吗?
到了儿子家,周建国进了门,站在玄关处打量着这个两居室的小房子。房子不大,装修简约温馨,苏静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摆着鲜花,沙发上搭着暖色的毯子。墙上挂着周明远和苏静的婚纱照,旁边还有一张全家福,是他和刘春华在婚礼上拍的,被放大装裱起来,放在很显眼的位置。电视柜上,他当年放在家里的那个相框——就是印着苏静照片的那个——被周明远带到了上海,就摆在电视机旁边,里面换成了他们订婚时的合影。
他换了拖鞋,走到那间朝南的客房里看了看。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床上铺着崭新的床单,床头柜上还放了一盆绿萝,窗帘是浅蓝色的,透着窗外的天光。他知道,这是儿子专门给他们留的房间。
刘春华一进门就开始忙活,把带来的土特产塞满了冰箱。周建国帮不上忙,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喝茶,看着窗外的上海街景发呆。
三天后的凌晨,苏静被推进了产房。周明远在产房外面来回踱步,紧张得手心出汗,时不时看一眼产房紧闭的大门。周建国和刘春华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三个人谁都没有心思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走廊里安静极了,只有头顶日光灯发出的微弱电流声。周建国看着儿子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忽然想起了自己等周明远出生的那个夜晚。那是在县医院的老产科楼里,条件比这里差多了,走廊窄得只能过一个人,灯光昏黄得像豆油灯。他也是这样在外面等着,来回地走,心里又激动又害怕。那年他二十五岁,在纺织厂刚转正不久,口袋里没几个钱,但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如今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他在同一根走廊里,以同样的心情,等着另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几个小时后,产房的门终于开了。护士走出来,笑着说:“恭喜,母子平安,是个男孩,六斤八两,非常健康。”
周明远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张了张嘴,声音都在发抖:“我老婆呢?她怎么样?”
“产妇也很好,一切顺利,等一会儿就能转到病房了。”
周建国听到“母子平安”四个字的时候,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胸口那块大石头“咚”的一声砸进了温暖的水里,溅起一片热乎乎的浪花。他转过头看向刘春华,发现她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眼泪抹了一脸。
他伸手拍了拍她的后背,说不出话来。
又过了一阵子,护士把宝宝抱出来给他们看一眼。小小的婴儿裹在浅蓝色的襁褓里,脸蛋红红的,皱皱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小拳头攥得紧紧的。周建国凑过去看了一眼那张小小的、皱巴巴的脸,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感受。
这种感觉和当年看到明远出生时不一样。那时候他是父亲,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这个孩子养大,怎么挣钱养家,怎么让孩子有出息。但现在他是爷爷了,他不需要再操心那些了,他只需要好好地看着这个小生命长大,用全部的慈爱去陪伴他。
周明远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动作笨拙得像个新手,手臂僵硬地弯着,生怕碰坏了怀里的宝贝。他低头看着儿子,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地砸在襁褓上。苏静在产房里没有看到他哭,但他爸看到了。
周建国走过去,站在儿子身边,低头看了看孙子,然后伸手拍了拍周明远的后脑勺,就像很多年前那样。
“别哭了,多大的人了,还哭。”周建国说,声音有些发哑,“当年我抱你的时候,你也是这么大一点。现在你抱你儿子了,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周明远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爸,嘴唇颤抖着,问了一句让周建国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爸,我当年……也是这么小吗?”
“对。”周建国把目光移向那个小小的襁褓,嘴角微微翘起,“你比他轻一点,五斤六两,还没他好看。”
说完这句,他转过身去,面朝着走廊尽头的窗户。窗外是上海的清晨,晨光刚刚从高楼大厦的缝隙里透过来,把整座城市镀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
没有人看到,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悄悄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
苏静出院之后,周建国和刘春华在上海多住了一段日子,帮忙照顾月子和带孙子。周建国不会做什么精细活,就负责买菜和打扫卫生,每天早上起得最早,去菜市场挑新鲜的鲫鱼和猪蹄,回来给刘春华熬汤。那个当年连微信支付都不会用的老工人,现在能熟练地扫码付款,还会跟菜市场的大妈砍价,虽然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妈们经常听不懂,但比划比划也就懂了。
空闲的时候,他喜欢抱着孙子在客厅里转悠。小宝宝长得很快,一天一个样,脸上的褶子慢慢舒展开了,皮肤变得白白嫩嫩的,眼睛也完全睁开了,黑葡萄似的,又大又亮。周建国抱着他,嘴里哼着跑了调的老歌,从客厅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这头,一走就是好半天。
有一天下午,刘春华和苏静在卧室里休息,周明远在公司上班还没回来。周建国一个人抱着孙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爷孙俩的身上。
小宝宝醒着,不哭不闹,睁着一双黑亮黑亮的眼睛看着他。周建国低头看着这个小生命,想起了很多很多年前,他也是这样抱着明远,坐在纺织厂宿舍楼那间小小的屋子里,看着窗外的夕阳一点一点地落下去。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台自行车、一间宿舍和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但他不觉得穷,因为他怀里抱着他的儿子,那是他全部的希望。
如今他又抱着一个婴儿,是他的孙子。而他的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男人,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扎下了根。
小宝宝忽然笑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那是一个无意识的笑容,嘴角微微一翘,露出还没有长牙的粉嫩牙床。但周建国觉得那是孙子在对他笑,他的心一下子就化了。
“小家伙,你以后肯定比你爸还厉害。”周建国轻声说,“你爷爷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是个工人,但我的儿子是芯片工程师,在上海的大公司里上班。你以后,说不定是个科学家呢。”
小宝宝当然听不懂,只是继续笑着,小手从襁褓里伸出来,在空中胡乱挥舞。周建国伸出一根手指,让那只小手攥住。那只小手太小了,连他的一根手指都握不满,但那股柔软的力道却让周建国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东西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周建国和刘春华该回老家了。
临走那天,周明远抱着孩子,和苏静一起送他们到小区门口。刘春华抱着孙子亲了又亲,舍不得撒手,说了好多遍“奶奶走了啊,你乖乖的,听爸爸妈妈的话”。周建国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他拍了拍周明远的肩膀,说:“我们回去了,你们好好的。”
还是这句话,跟四年前在东南大学宿舍楼下说的一模一样。但这一次,他没有转身就走,而是多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儿子,看了看儿媳妇,又看了看孙子。
然后他弯下腰,对着小宝宝挥了挥手:“跟爷爷说再见。”
小宝宝当然不会说再见,但他挥舞着的小手像是在跟爷爷奶奶告别。周建国直起身子,拉起刘春华,转身上了等在路边的出租车。
这一次,他回头了。
透过车窗,他看到儿子一家三口站在小区门口,苏静抱着孩子,周明远站在旁边,朝他们的方向挥手。阳光很好,照在这一家三口的身上,金色的,暖融融的。
周建国隔着车窗也朝他们挥了挥手,然后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刘春华以为他累了,轻声说:“睡会儿吧,到了高铁站我叫你。”
周建国没有睁眼,只是嘴角动了动,露出了一个浅浅的、踏实的微笑。
回到县城之后,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但周建国发现,他住了一辈子的这座小城,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纺织厂去年彻底停产了,老厂房被一家物流公司租了下来,改成了仓库,那些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老机器被拆解、卖掉,不知道去了哪里。他有时候路过老厂区,看到那些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厂房,心里会有些惆怅,但也不至于难过。他知道,时代在往前走,有些东西注定是要被淘汰的。
工厂关停之后,老赵开了个小五金店,就在厂区附近的老街上,卖螺丝螺帽水龙头什么的,日子也过得去。周建国有时候去他店里坐坐,两个人喝着茶聊聊天,一聊就是一下午。老王退休了,在家带孙子,每天接送孙子上幼儿园,过得比上班还忙。小李去了深圳,在一家电子厂当技术员,偶尔会在群里发几张照片,晒晒深圳的高楼大厦。
周建国自己呢,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厂子关停之后,他没有再去别的地方找工作,就在家附近的一家五金店帮忙看店。老板是个年轻人,对他挺尊重,叫他周师傅,偶尔遇到难修的旧物件,还会专门请教他。他虽然工资没以前多了,但也不累,而且离孙子近——好吧,孙子在上海,并不近,但心理上他觉得很近。
他开始学着用智能手机看短视频,关注了好几个育儿博主,说是要学习科学的育儿方法,以后好帮忙带孙子。他还让周明远教他用视频通话,三天两头就打个视频过去,看看孙子长大了没有。屏幕里的小宝宝越长越大,开始会爬了,会坐了,会咿咿呀呀地发出一些没有意义但无比可爱的音节了。每次视频,周建国都恨不得把脸贴到屏幕上去,对着孙子做各种鬼脸,把小宝宝逗得咯咯直笑。
苏静有一次跟周明远说:“你爸现在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觉得他挺严肃的,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可爱了?”
周明远笑着说:“他一直都这样,以前是绷着的,现在不用绷了。”
转眼又是一年,小宝宝满周岁了。周明远和苏静带孩子回老家办周岁宴,在县城最好的饭店里订了几桌,把两家的亲戚朋友都请来了。
周岁宴很热闹,按照当地的风俗,给孩子准备了抓周的东西——书、笔、算盘、钞票、玩具等等,摆了一桌子。小宝宝被放在桌子前面,睁着好奇的大眼睛看着面前这一堆花花绿绿的东西,伸手抓了一个,举得高高的,像是在炫耀。
大家定睛一看,是一本小书。
周建国哈哈大笑,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缝,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盛开的菊花。他端起酒杯,对着满桌的亲朋好友大声宣布:“我这孙子以后肯定跟他爸一样,是个读书的料!将来也考清华!”
这话一说出来,在场的人都笑了。
周明远也笑了,他看着他爸,看着那个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但精神头十足的老头,心里头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知道他爸这句“考清华”只是随口说说的玩笑话,跟当年那个满世界宣扬“712分清华见”的周建国已经完全不同了。一个是用大话来撑自己的门面,一个是发自心底的骄傲与期待,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底色截然不同。
抓周结束,宴席开始。周建国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去敬酒。他今天喝了不少,脸红红的,但走路的步子还很稳,说话也还清楚。他敬到周明远和苏静这桌的时候,端着酒杯,看着儿子和儿媳妇,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酝酿什么重要的话。满桌的人都安静下来,等着他开口。
最后他说:“明远,苏静,你们比我和你妈有出息。你们的孩子,将来会比你们更有出息。这就叫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最好的事。这就够了。你爸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来,干杯。”
满桌的人都端起了杯子。周明远端起酒杯,跟他爸碰了一下,玻璃杯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他看着杯中的酒,忽然觉得眼眶有点发热。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杯酒一饮而尽。液体滑过喉咙,火辣辣的,但胸口那块地方是暖的,滚烫的。
宴席结束后,宾客散尽,一家人回到家里。小宝宝玩了一天,累得睡着了,被苏静抱进了房间。刘春华在厨房收拾东西,客厅里只剩下周建国和周明远父子两人。
两个人并排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但谁都没有看。茶几上摆着一壶新泡的茶,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柔和。
沉默了一会儿,周明远忽然说:“爸,你还记不记得高考查分那天?”
周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怎么不记得,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你说,是你错了,不该到处乱说,不该给我那么大压力。”周明远看着茶几上的茶壶,声音很轻,“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不是你的错。你希望我好,希望我出人头地,这没有错。是我自己没考好,让你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
周建国摇了摇头,伸手端起了茶杯,但没有喝,只是捧在手心里。茶杯的温度透过杯壁传到他的掌心,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这双手修了几十年的机器,此刻却被一个小小的茶杯煨得温热。
“明远,面子那东西,不值钱。”他看着杯中的茶水,缓缓开口,“那段时间我到处吹牛,说的是你能上清华,其实说到底,是我自己这辈子太窝囊了,想借你的光,让自己脸上好看一点。我把自己的面子压在你身上,这对你不公平。后来我想明白了,你的路是你自己的,不是你爸用来撑门面的。你考多少分,上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都是你自己的事。你好了,我脸上自然就有光了,不需要我吹。”
周明远侧过头,看着他爸。灯光下周建国的头发白了很多,头顶稀疏了不少,脸上的皱纹比前几年更深了。但他说话的样子,沉稳而平静,跟当年那个在食堂里大声嚷嚷“712分清华见”的男人,真的判若两人了。
“爸,你是不是老了很多?”周明远忽然说。
周建国转过头,看着儿子,然后笑了,笑得眼角堆满了褶子:“废话,都当爷爷的人了,能不老吗?”
笑完之后,他的表情慢慢变得认真起来,像是有什么很重要的话要说。他放下茶杯,看着儿子的眼睛,嘴唇翕动了几次,终于把那些憋了二十年的话说出了口。
“明远,有些话爸一直没跟你说过,今天趁着喝了点酒,跟你说说。”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许多,“你爸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在厂里待了一辈子,跟机器打了一辈子交道,手比脑子好使。我年轻的时候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文化,所以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你身上。后来你高考出了成绩,664分,我当时确实有点失望,但那失望不是冲你的,是冲我自己——是我把牛吹出去了,下不来台了。”
“但你后来去了东南大学,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上海的好工作、结婚生子、买房安家——你知道爸心里有多高兴吗?比当初你要是真考上清华还高兴。因为这一切,是你自己挣来的,干干净净的,一步一个脚印。不是靠谁的吹嘘,也不是靠谁的安排,是你自己拼出来的。”
“所以啊,”他抬起手,放在周明远的肩膀上,那只手沉甸甸的,带着他全部的温度,“你从来都不欠爸什么,是爸该谢谢你,给了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一件事——当你的爸。”
周明远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裤子上,洇开了一片深色的水渍。他没有说话,只是用力攥紧了他爸的手。那双手粗糙、坚硬,每一道老茧他都摸得清清楚楚,这些茧子撑起了这个家,供他读完了十六年的书。
客厅里很安静,挂钟在墙上滴答滴答地走着。阳台上晾着的衣服被晚风吹动,发出轻微的簌簌声。远处不知谁家传来电视机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太清。茶几上的茶水已经不冒热气了,但父子俩谁都没有动。
过了很久,周明远松开了手,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深吸了一口气。
“爸,你放心,我会好好的。”他的声音还有些发颤,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稳,“苏静也好好的,你孙子也好好的,咱们一家人都好好的。等孩子大一点了,每年过年都回来,或者你们来上海,反正现在高铁方便,随时都能见面。”
“知道,知道。”周建国靠在沙发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像是一口气把心里憋了很多年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好好的就行。”
外面的天色已经全黑了,周建国走到阳台上,看着楼下小区的夜景。路灯还是那些路灯,树还是那些树,但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远处纺织厂的旧址上亮着几盏灯,那里现在是一个物流仓库,偶尔有货车进进出出,跟当年机器轰鸣的工厂完全是两副光景。
属于他的那个时代正在一点一点地退场,而属于他儿子、他孙子的时代,才刚刚拉开大幕。
他站在阳台上,夜风吹过来,带着秋天特有的凉爽和远处桂花树的甜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那股香味吸进肺里,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第二天,周明远一家三口坐高铁回了上海。周建国和刘春华送他们到高铁站,在进站口挥手告别。这一次告别,气氛轻松了很多,没有眼泪,没有沉默,只有此起彼伏的“路上小心”“到了发消息”“孩子别着凉”之类的家常话。
小宝宝被苏静抱在怀里,冲着爷爷奶奶挥了挥肉嘟嘟的小手,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像是在说再见。周建国忍不住又伸出手指让他攥了一下,然后退后一步,看着这一家三口刷票进站,消失在候车大厅的人流中。
走出高铁站,周建国站在站前广场上,抬头看了看天。秋天的天空高远而湛蓝,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不急不慢的。阳光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不热不燥。
他想起了很多很多年前的六月二十四号,那个查分的上午,那个从天堂跌到谷底的瞬间。那时候他以为那是他这辈子最难过的一天,现在回头看,那不过是漫长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罢了。真正重要的,从来都不是那个数字,而是在那之后,他们一家人一起走过的所有的路。
“走吧。”刘春华挽住他的胳膊,一如三十年前那样自然而然地挨着他,“回家去。”
周建国点了点头,跟着她朝停车场走去。走了几步,他忽然回头看了一眼高铁站的方向。那辆载着他儿子一家的白色列车已经开走了,站台上空荡荡的,只有阳光洒在铁轨上,明晃晃地延伸向远方。
他转回头,目视前方,迈开了步子。
秋天的风从远处吹来,吹动了他的衣角,也吹动了路边梧桐树的叶子。那些梧桐树的小树苗已经长得很高了,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枝叶茂盛,在阳光下投下一片一片的绿荫,跟南京东南大学门口的那些梧桐树,大概是同一批种下的吧。周建国这样想着,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
远处,高铁列车的白色身影在阳光下闪了一下,然后消失在了地平线上。
他笑了笑,回过头来,大步朝前走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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