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

一九七八年七月，我十八岁，大哥二十，二哥十九。那年夏天热得邪乎，蝉鸣从早到晚不歇气，像一把钢锯在锯着日子。我们三兄妹挤在一张方桌上复习，桌子腿用瓦片垫着才不晃。大哥坐东头，二哥坐西头，我坐北面，南面空着，摆着一盏煤油灯和三个豁口的搪瓷缸。屋里没有电扇，窗子开到底，热风裹着晒麦子场的土腥味灌进来，把复习资料吹得哗哗响。母亲隔一会儿就端一盆凉水进来，毛巾拧得半干搭在椅背上，她走路没声，放下水盆就退出去，不敢打扰。

大哥是三个人里最用功的。他上过两年高中，后来停课回乡务农，但书本一直没丢，箱底压着数理化课本，封面用牛皮纸包了又包。每天晚上收工回来，他洗把脸就坐到桌前，煤油灯挑得亮亮的，头埋得很低，后颈上晒脱的皮一层一层地掉。二哥和我底子差，我初中都没正经读完，全靠大哥下了工之后给我们补课。他讲题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条理分明，一道几何题能画出三种解法，粉笔头在桌上磨秃了还在画。二哥听两遍就犯困，脑袋一点一点的，大哥就用铅笔头敲他手背：“别睡，就这几个月了。”

高考那天，母亲煮了三个鸡蛋，一人一个，又往每个书包里塞了两张油饼。考场设在县城中学，离家里二十里地，我们天不亮就出发，骑着借来的三辆自行车，一路土路颠过去。大哥骑在最前头，背挺得直直的，车后座绑着他的文具盒——一个铁皮盒子，里头装着两支钢笔、一支圆规、一把直尺。二哥跟在后头，车链子有点松，一路嘎啦嘎啦响。我垫后，车筐里放着母亲准备的凉茶，茶壶用毛巾裹着，怕颠洒了。

考场是栋老教学楼，红砖墙面爬满了爬山虎，窗户高而窄。我们仨被分在不同教室，进考场前，大哥把手搭在我和二哥肩上，用力按了按，什么也没说。我回头看他，他嘴唇抿成一条线，额头上沁着细汗，目光却沉着。那目光我一辈子忘不掉——里面有紧张，有期待，还有一种长兄如父的笃定。

考了三天。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我没做出来，手心全是汗，钢笔在草稿纸上划破了纸。二哥考完物理出来脸色发白，说他最后三道题全没底。只有大哥，每场出来都神色如常，问他考得怎么样，他只说“还行”，不细讲。二哥偷偷跟我说：“大哥肯定稳了，他从不吹牛，说还行就是很好。”

八月放榜那天，生产队的大喇叭念了全公社录取名单。大哥的名字排在第三个——“陈建国，南京工学院。”喇叭里那个男声干巴巴的，但“南京工学院”五个字砸在屋顶上，砸在我们心口上，砸得母亲手里的簸箕掉在地上，苞谷粒撒了一地。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烟头一明一灭，他没站起来，但我看见他拿烟的手在抖。

没有我和二哥的名字。我把那天的喇叭声翻来覆去听了三遍，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嚼，确认没有“陈建军”也没有“陈建民”。二哥当天就躲进了后院的柴房，母亲去叫他吃饭，他说不饿。我在堂屋里坐着，盯着墙上那张毛主席像发呆，毛主席慈眉善目地看着我，好像在说“没关系”。但我知道，怎么没关系？大哥走了，他的路是亮的，我和二哥的路呢？

大哥临去南京前一夜，家里杀了只鸡，母亲炖了满满一锅，放了香菇和红枣。饭桌上大哥给我们三个都夹了鸡腿，说：“你俩别泄气，明年再考。”我闷头扒饭，鸡肉在嘴里嚼了很久咽不下去。二哥突然把筷子一放：“我不考了。我手笨，不是读书的料。我去学木匠。”父亲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母亲眼眶红了，筷子在碗沿上磕了一下。大哥沉默了一会儿，说：“行，随你。但你记住，不考了，也要念书，手艺活也要识字算账。”

大哥走的那天，我和二哥送他到公社汽车站。他背着母亲缝的蓝布行李袋，里面塞着被褥、换洗衣服、一包炒面、两罐咸菜。等车的时候，大哥从行李袋夹层里掏出两本薄薄的笔记本，一本给我，一本给二哥。翻开，里头是他用钢笔工工整整抄的数学公式和物理定理，字迹密密麻麻，每一页的边角都写着注释。“我不在了，你们自己看，不懂的攒起来写信问我。”车来了，他拎着行李上了车，从车窗里朝我们摆手。车开走时扬起的尘土把大哥的脸模糊了，我只记得他那只贴在车窗玻璃上的手，指节分明，掌心宽厚。

大哥在大学里的消息断断续续通过信件传回来。他在信上说南京的梧桐树很粗，说食堂有白米饭和红烧肉，说图书馆的书多得一辈子看不完。母亲每次念信都掉眼泪，父亲在旁边吧嗒吧嗒抽烟，说“出息了，出息了”。二哥真的拜了村里老木匠周师傅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去上工，刨花、锯末、墨斗、凿子，他身上永远带着一股木头的味道。我留在生产队干活，白天挣工分，晚上点煤油灯看大哥留下的笔记。数学公式我看得懂一些，物理的电磁场实在啃不动，就把笔记本从头抄到尾，抄了三遍。

第二年我再次报名高考，二哥不考，他说他已经在打家具了，打出来的八仙桌周师傅夸“能出师了”。那年我还是没考上，差十几分。我坐在门槛上对着空碗发了一下午愣。大哥写信来，说别急，慢慢来，家里不缺你这两年的工分。母亲也劝我，说“咱家出了个大学生就够了，你大哥有出息，你俩就算在农村也不愁”。我嘴上应着，夜里躺在炕上却睡不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横一道竖一道，我想着南京的梧桐树、图书馆里的白米饭和红烧肉，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翻了一夜。

我终究没再考。母亲生了场病，家里需要劳力，我放下了书本，接过了父亲手里的锄头。大哥的信还是每月一封，说他在学校里搞了个什么无线电小组，说他拿到了助学金，说寒假不回来要给老师做实验帮忙。我给他回信，说家里的庄稼长势好，说二哥打的柜子卖了好价钱，说母亲的病好了。我从来不提自己，大哥也从来不问“你还考吗”，我们之间那些薄薄的信纸，把很多话都压在了纸下面。

八十年代像一辆突然加速的火车。分田到户，集市开放，大哥大学毕业分到了省城的电子研究所，穿白衬衫戴眼镜，变成了“陈工”。二哥的木工活越来越精，不再满足于打桌椅板凳，开始做雕花的屏风和复古的家具。改革开放的风吹进来，城里人开始有钱了，喜欢“老东西”，二哥的订单排到了半年后。他把村里的旧祠堂租下来当工坊，收了四个徒弟，墨斗换成了电锯，刨子换成了压刨机，但刻花的那把雕刀还是他师傅传下来的，刀柄被他摸得油光水滑。

我呢？我留在村里种地，后来又承包了村里的鱼塘，养草鱼和鲫鱼。养鱼是个磨人的活计，凌晨三点要起床巡塘，夏天怕翻塘，冬天怕冻死。我蹲在塘埂上抽烟，看着水面下银白的鱼影游来游去，觉得它们和我有点像——闷在水底下，慢慢长。大哥隔两年回来一次，穿着西装，皮鞋锃亮，在塘埂上站几分钟就站不住了，说这里蚊子多。二哥不忙的时候会拎两瓶酒来我这儿，我俩就坐在鱼塘边的草棚里喝酒。二哥的指头比以前更粗了，关节凸起，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木屑色，他拿酒杯的时候五指拢成一个笨拙的弧度，像握刨子一样。他话不多，三杯下肚才开始唠叨：“大哥在城里好是好，但你看他瘦成啥样了，天天加班搞那个什么计算机，头发都掉了一半。”我说：“人家那是搞科研。”二哥摆摆手：“搞啥科研，我看他就是累的。咱俩虽然没上大学，可咱的日子，也没比谁差到哪儿去吧。”

我记得他说这话的时候，喝得脸通红，眼睛也红。我给他又倒了一杯。鱼塘上飞来一只白鹭，在水面点了一下又飞走了。那年是九三年，大哥已经两年没回来过年了，来信说有个大项目走不开。母亲念叨他，说“城里人忙得连娘都不要了”。二哥嘿嘿笑：“他忙他的，咱过咱的。”

千禧年的时候，大哥忽然从电子研究所出来了。我至今不知道具体的缘由，只听二哥说，所里改制，大哥被调去了一个什么后勤部门，管的不是技术是后勤——桌椅板凳、灯泡水管。他一个做无线电的，去管桌椅板凳。大哥在电话里声音很平静，说“机关单位嘛，哪里需要哪里搬”。那年春节他回来了，头发确实少了很多，鬓角全白了，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悠悠的，还是以前那样条理分明，但眼角耷拉着，整个人像一只收拢了翅膀的鸟。

二哥那会儿已经发了。他的家具厂从老祠堂搬到了镇上的工业园区，带锯、平刨、雕刻机，德国进口的，据说一套设备顶我们村一年的产值。他雇了三十几个工人，自己不用动手了，但闲不住，还是每天在车间里转悠，用手摸每一块要出货的木板，摸完皱眉头就喊返工。他买了辆黑色桑塔纳，开回来那天在村里转了三圈，喇叭按得全村狗都叫了。母亲坐在副驾上，笑得嘴合不拢，说“二小子也出息了”。大哥站在家门口看着那辆车，脸上没什么表情，就只是看着。

我在鱼塘边盖了三间瓦房，装了空调和太阳能热水器，儿子在县城念高中，成绩一般，我也不逼他。我养鱼养了十几年，终于学会了看天、看水、看鱼。鲫鱼什么时候产卵，草鱼什么时候最肥，什么时候撒料什么时候换水，全在心里装着。有人来收鱼，按斤给钱，从不缺斤短两，镇上菜市场的贩子都认我“陈老三的鱼，够秤”。日子过得平平的，像鱼塘的水面，没什么大浪，但一直满着。

零八年大哥退休了，领着机关单位的退休金，不高不低。他回村里住了两个月，说是“休养”。那两个月他每天早晨绕着鱼塘走一圈，脚步很慢，像在丈量什么。有一天傍晚，他站在塘埂上，忽然对我说：“老三，你这些年，苦不苦？”

我蹲在埂上正往水里撒最后一把料，头也没抬：“苦啥，养鱼嘛，风吹日晒的，你问鱼苦不苦？鱼不苦，我也不苦。”我站起来拍手上的渣子，看见大哥站在夕阳里，瘦瘦的一条影子拉得很长。他穿一件灰色夹克，袖子挽着，手腕细得像根干柴。我忽然心里一酸，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哥，你在城里那几十年，才是真的苦。现在回来了就好好歇，吃鱼管够。”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二哥那晚拎了一箱好酒过来，仨人坐在我堂屋里。二哥开酒瓶的时候，大拇指上那道疤还在——是早年刨木花时留下的，现在颜色淡了，像一条浅浅的线。他给每人倒满，端起杯子说：“来，咱仨敬一杯。那年高考，大哥考上了，咱俩落了。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我看，谁也没输。”

大哥端起杯子，镜片后的眼睛弯了一下。他说：“其实不是我赢了，是你们没输。我走的那条路，现在看，窄了。你们走的路，宽。”他把杯子碰过来，杯沿在三只搪瓷缸上叮地响了一声，清脆得像那年七月煤油灯下粉笔头敲桌面的声音。

我们仨把酒干了。窗外蛐蛐叫得正欢，鱼塘那边远远地传来水花扑棱的声音，大概是草鱼跳起来了。我忽然想起一九七八年那个黄昏，大喇叭念完名单后，母亲掉在地上的簸箕和满地的苞谷粒。那时候我们以为人生只有一条路，考上就是光，落榜就是暗。可路不是那样的。路是走着走着，自己长出来的。

那天晚上大哥喝多了，趴在桌上说了句梦话。我没听清，凑近了，他说：“南京的梧桐树，不如咱家门口那棵老槐树。”然后他就睡着了，头枕在胳膊上，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像落了层薄霜。二哥已经靠在椅背上打起了鼾，手里还攥着酒杯，酒洒在了裤腿上。

我收了桌子，给他们俩各盖了条毯子。推开堂屋的门出去，月亮正挂在天上，又大又圆，照在鱼塘上，整个水面像一块碎银子。我坐在门前的石墩上，点了根烟。烟头的红光明灭着，和塘里的月光一起，一荡一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