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来讲魏晋名士，这是第六篇，今天我们
我们知道，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的大时代，而“魏晋名士”，则是这个血腥乱世中，政治文化舞台上难得的一抹亮色；他们狂放不羁，爱好清谈，为了彰显自己的气节与风骨，追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于是和专制皇权刻意保持距离，并且加以抨击；对当时的儒家道德，也表现出一种叛经离道，嘲讽不屑的姿态。
魏晋名士的种种奇闻轶事，在今天读起来，有的让人忍俊不止，有的则慷慨悲壮，比如嵇康 ，因为特立独行最后被司马昭处死，临受刑前，潇洒地用古琴弹奏了一曲《广陵散》，遗言是，“《广陵散》，从此绝矣！”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极为震撼。这位名士，用极为超脱从容的姿态，去迎接死亡；而在生命走到尽头之际，让他感到遗憾的，竟是美好的乐曲，无法流传，蕴藏在背后的，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和世界观？
实际上，很多人对于魏晋名士的理解，还停留在他们是为了沽名钓誉而特立独行，是在实践一种彰显自身的行为艺术，但真相并不如此简单。
实际上，他们的特立独行，既有当时士大夫哲学与世界观变动的影响，也来自东汉自魏晋时代，血腥政治斗争的结果。
其实，魏晋名士所面临的，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知识分子经常遇到的一种困境，古人把这个困境，总结为“道、势之争”。
所谓道，就是理想、理念、道义；所谓势，就是现实、势力、权力。
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中的社会，是“权力”服从“大道”，但实际上，由于大一统君主专制，这种理想状况基本不可能出现；而到了战乱四起，围绕权力斗争白热化的乱世，士大夫知识分子本身的生存，都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所以，当正面“硬刚”不可能实现时，各种隐秘的反抗，就以消极的不合作，隐逸，清谈，甚至疯癫与狂狷的面貌出现。可以说，了解了魏晋名士的反抗与姿态，也就对两千年来，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士”的精神追求与道统，有了一个清晰而深入的了解。
说到魏晋名士和他们的风骨，肯定有人要问，名士这个群体，有什么特性，以及为什么在东汉到魏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简单来说，名士既是熟悉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也是当时担任官员职务的主力群体，二者合一。
这是自从汉武帝时期以来，朝廷对于儒学的推崇的结果。另外，从汉代开始，随着朝廷职能的扩大化，如何从地方挑选人才，担任各级官职，也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于是，“察举制”应运而生，简单来说，就是让地方官寻访，考评辖区里的人才，最终举荐给中央朝廷。而被举荐的人才，肯定先要在乡土社会里获得一定的声誉，才有被地方政府注意，选拔的资格。
到了东汉，儒家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士人”群体逐渐壮大，社会地位上升，也就夺取了这种对于乡间“人才”品评的权力。
这种舆论的力量，令朝廷乃至君主，都不敢小觑。
同时，由于儒学的兴盛，一部分有条件进行家学研究，有能力搜集经典的士大夫，就变成了“学阀”，不仅有利于自家子弟当官，也在这种人才品评里，拥有很强的话语权。
比如，汝南地区的名士许劭、许靖兄弟，喜欢品评人物，每月主持品评活动一次，被称为“月旦评”，影响力非常大，简直堪称儒家士人的“米其林”，能够得到许氏兄弟点评的士人，立刻声名鹊起，身价大增，连曹操，袁绍等人，都对许劭的点评非常看重。
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估计都知道这个典故，曹操亲自上门求许劭点评自己，许劭精准地给了十个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十个字不仅惟妙惟肖，而且等于给曹操发了一张行走于东汉士林的“准入证”。
东汉时期，在地方，像许劭这样的名士，对人才进行点评。而相对的，在朝廷中，当上了官员大臣的名士，也对其他同僚，乃至朝廷的大政方针进行品评，这种品评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清议”，而发动清议的儒家士大夫官员，则自称为“清流”。这种舆论潮流，也是魏晋清谈的前身。
清议，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儒家知识分子道德标准和政治理想，比如东汉桓帝时期的党锢斗争，就是皇权控制力衰落，导致清流名士集团，直接和宦官集团发生的政治斗争。
通过“品评”和“清议”形成的士大夫点评朝廷与官僚的风气，一直绵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所以，清流士大夫集团一诞生，就利用自己的独特身份以及强大的舆论影响力，试图对于君主，和朝廷的大政方针，进行影响和规范；但当乱世降临，这种活动就变成了一种风险极高，随时会带来杀身之祸的危险。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东汉末年、三国早期的一个历史人物——孔融。
孔融是鲁国人，儒家宗师孔丘的二十世孙，名门之后，从小就聪慧伶俐，“孔融让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
孔融十岁时就跟随父亲孔宙，来到了首都洛阳，他的才华，让清流党人首领李膺都大为叹服。党锢之祸发生后，年幼的孔融更是不畏凶险，毅然收留了被通缉的名士张俭，这种勇气更让他在士人中的名声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曹操崛起之后，为了装点门面，也把孔融请到了许昌，一开始双方还是相处融洽的，但随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真面目逐渐显露，孔融也公开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抗是非常经典的“名士范儿”：
公元207年，曹操向汉献帝上书，要求实施《禁酒令》，表面上的理由很堂皇，说饮酒伤风败俗，但实际上是要加强对粮食等物资的管制，扩大对民间的汲取。
于是孔融的反抗来了，他故意写了两篇洋洋洒洒的雄文，分别历数了历代帝王将相因为饮酒而建立的丰功伟绩，以及把这种荒诞逻辑推演到极致的后果：既然饮酒败坏德性，必须禁酒，那么桀纣两位昏君因为沉溺女色而亡国，是不是也要禁止男女结婚呢？
当然，檄文一出，曹操非常愤怒，于是命令手下给孔融罗织罪名，准备加以处置，其中就包括言论放荡与狂傲不孝，最终，孔融与一家妻小都被处死。
而在孔融之后，直接间接死于曹氏屠刀之下的，还有名士崔琰、毛玠、杨修、荀彧等。
为何名士会出现这种如同“飞蛾投火”一般决绝的反抗？前面说过，中国古代儒家士大夫，经常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道、势之争”，而魏晋乱世，政权更迭，尤其曹魏，司马氏政权通过篡位而夺权，出于道德上的先天不足，更加对士林的道德评议心存恐惧，力求加以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名士，或者说士人能够拥有的选择，不外乎两者:
第一类选择，是“屈道从势”、服从现实权威。大多数人会出于习惯和畏惧，选择不同程度的苟且生存，依附权力、放弃理想坚守。
另一类选择，则是“以道抗势”：遵从理想，顽固的坚守“道高于势”的理想信念，凭借知识和信念，去试图约束权力、反抗暴力和不公，批判世俗观念的种种流弊。甚至一些人，为了理想和信念，可以不顾生命安危，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那么，士人的反抗有哪几种表现呢？根据对史料的研读，大体有这样两种：
第一、建构式反抗。
当权力过分崇尚暴力，那么，士人们将拿起仁义道德为武器、“建构”道德话语体系，以对抗权力。
比如汉末皇室衰微，曹操秉政专权，大有取代之意。而曹操在军阀混战中获胜、崇尚法家，不屑东汉以来的儒家纲常、伦理道德，这时候，反抗曹操的士人们，则通过高举忠君大旗、崇尚儒家道德，以“建构”的方式，试图占领道德话语权，来与之抗衡。
第二、解构式反抗。也就是士人通过归隐，佯装狂疯癫与狂狷等方法，来嘲讽官方意识形态、消解其权威。比如传说中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每天清谈、饮酒、打铁，搞故作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这就是一种解构式反抗。面对意图篡位，又高举儒家道德大棒，标榜仁孝的司马氏，解构其权威是一种既高明，又无奈的反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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