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八旗是清朝最重要的军事支柱。在康熙朝随着人口繁衍，生活在京师的八旗人员生计问题日益严重，为维护统治基础和政权支柱，有清一代的统治者想尽办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其中就有京旗苏拉（闲散人员）移驻东北，经过乾嘉道近百年的努力，不能说是没有效果，简直就是收效甚微，有种闹剧的感觉，下面就来说说京师八旗移垦东北这事。
堕落的八旗子弟，极其闹心的清帝：京师八旗苏拉移驻东北缘起。
顺治元年（1644），八旗军进入北京，至此，清廷代明而起建立全国性政权。清廷统治者自然而然的将八旗军做为国之根本，为八旗军建立了薪俸制，并圈占民地，建立了众多皇庄、王庄以及大量的旗地，指望着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时间的推移，八旗内部开始分化，少数旗人凭借权势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多数旗人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基础，变得负债累累，八旗生计问题开始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旗丁堕落，不知节俭，超前消费，陷入贫困。清廷本是给旗丁生活保障的，八旗都统衙门按季会发放给旗丁粮米，保障旗丁及其家属的生活，但在康熙中期，旗人开始出现了将粮米刚一入手，则全部卖掉换钱的情况，“八旗官兵将所给之米，未及抵家，止贪得一时小利，辄行变卖”。而这些旗丁在变卖粮米之后，就将所得挥霍一空，搞得清帝大为光火，雍正帝就对其腐化堕落行为予以斥责。
《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六》：近来满洲不善谋生，惟恃钱粮度日，不知节俭，妄事奢靡。朕屡曾降旨，谆谆训谕，但兵丁等相染成风，仍未改其糜费之习。
《清世宗实录》
八旗兵丁不仅变卖口粮，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消费生活，竟然不惜以自己的军饷为抵押物，借高利贷，恶性循环，以至于生活更加困顿。而放高利贷的人则是八旗内部如佐领、骁骑校这样的官员。这种利滚利式的高利贷盘剥，往往让八旗兵丁倾家荡产，对此，清廷再三禁止，违者治罪。
《八旗通志初集·卷七十》：乃有佐领、骁骑校，但思網利，串通领催人等，指称他人名色，或于该管佐领，或于其弟兄所管佐领下，借放印子银两。有十个月扣完者，亦有十二个月扣完者，每月关领钱粮之时，勒令清偿，不许暂缓。因而将利作本，利又加利，以致兵丁生计，往往因此匮乏。
《八旗通志初集》
第二、旗丁典卖旗地。清廷建立统治之初，八旗兵丁所得土地，或自家耕种，或因庄头招人租种。后由于八旗人口激增，原有收入不能维持，或因堕落腐化，于是就有了典卖土地之行，虽然清廷规定旗地严禁卖给民人，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旗人往往以长租或者指地借钱的名义变卖旗地，“显避交易之名，阴行典买之实”。此一举动，旗人大量的土地就到了民人手里，早在乾隆初年，就出现了旗地“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属民人”，“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矣”等盛况。
《清会典事例》
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康熙、雍正二帝也做过一系列努力，清廷屡次直接以银钱直接接济，如康熙帝“曾发帑金五百四十一万五千余两，一家获赏，俱至数百”，但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京旗聚食于京师，显然成了清廷在财政上的无底洞，于是乎必须另辟蹊径解决这一问题，“以数十万众，生齿日繁，聚积京师，不农不贾，皆束手待养，岂常策耶？”，京旗闲散人员移驻东北的计划应运而生。
乾隆时期京旗闲散移驻东北计划的落实。
关于将京旗闲散移驻东北的计划，早在雍正晚期就已经开始策划，但“已有定议，未及举行”。乾隆即位之初，朝臣就已经对乾隆言及此事。乾隆二年（1737），舒赫德就上言迁徙八旗多余人员去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处，并分给田亩耕种，既能充实东北“龙兴之地”的人口，又能缓解京师的旗人人口压力，可谓是一举两得。
东北屯垦史料
舒赫德的上奏让乾隆大为赞同，既然是好事就得说干就干。乾隆七年（1742）五月，乾隆同意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考察屯垦地区的建议，选址吉林的阿勒楚喀、拉林为屯垦地点，并征发满洲1000名前往，并制定章程。
《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六》：大学士查郎阿等奏，前往宁古塔一带相度，可垦之地甚多，惟拉林、阿勒楚喀去船厂甚近，平畴沃壤，五谷皆宜，请先移驻满洲一千名，屯垦耕种。
《清高宗实录》
从章程上看，准备不可谓是不详尽。第一，每旗设村屯2个，八旗共设16个村屯，“每村凿井四眼”，各设乡长1人，建官署21间，副都统住房36间，协领住房18间，满兵住房1000间。第二，先划拨土地，以东北八旗兵先行代垦，并给予盐菜口粮银，预计垦田1700顷，待京师八旗移驻时，再将这些已经耕熟的土地移交京旗。第三，建立仓廪126间。第四，待京旗移驻后，编入阿勒楚喀八旗，每旗补放骁骑校一员，再补放乡长一员。
《清高宗实录》
乾隆九年（1744）九月，京旗1000人陆续到达预定的屯垦，但是由于京师八旗不善于耕作，长期居住在繁华的北京，又不耐于吃苦，一上来就状况频出，次年十二月，阿勒楚喀副都统巴尔品就报告了移驻京旗的屯垦情况。
《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五》：孤寡、年老及十五六岁以下，不能力作者百余户；年力虽强，耕耘未谙，不能尽地利者十六七；力胜耕耘，兼有协助之人者十二三。大约以五口计之，种一顷者，日用外，所余不过三四十石，种五六十、六七十亩者，所余不过一二十石，再下，仅堪糊口。
《清高宗实录》
乾隆皇帝得到此报告后，居然也不气馁，令每年再从国库拨银5000两，交给该副都统，赈济那些努力耕作，但确实存在老弱鰥寡孤独、农具损坏等困难人群。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宁古塔将军阿兰泰，奏报在拉林耕作的京旗状况简直一塌糊涂，原有牛2000只，现今只存500只，由于养护不当，非常疲瘦。而且三分之一的房屋因为火灾等原因坍塌未修，原定给地1000顷，只耕种630余顷，“其余俱已荒芜”。
《清高宗实录》
乾隆帝顿时三尸神暴跳，感觉投资打水漂，大骂巴尔品“因循苟且”，并撤职交部议处。乾隆十分清楚那帮京旗苏拉想念北京奢华的生活，难免消极怠工，为了断绝其回京之念，命将这些京旗的家人一并打包发往拉林和阿勒楚喀。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二》：八旗发往拉林、阿勒楚喀种地人等，多未携家同行，恐不能在彼安心，或私自逃回，或逃往他处，皆未可定，著传谕八旗大臣等，嗣后咨送拉林、阿勒楚喀种地人等，将家属一并咨送，不准留京。
《清高宗实录》
在经过一番督促整饬以后，生活在拉林、阿勒楚喀地区的京旗满洲逐渐适应了生活。于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清高宗又开始实践再移三千户满洲去东北耕种的宏大构想，“三千满洲，请分六起”，移驻东北，从乾隆二十一年到二十七年分六批派遣。但是以《钦定八旗通志》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到乾隆二十三年，清廷移驻东北的京旗苏拉也就四批，共两千户，后就难以为继了。
不得不说，所谓京旗移垦东北的构想是好的，但是结果始终不尽如乾隆帝之意，那些京旗由于久居京师，移驻东北，实非所愿。到达之后，并不认真耕种，在补贴银两花完之后，又重新逃回京师，清廷针对这一情况，乾隆二十三年，明令“拉林种地者，私自逃回，拏获后即咨送刑部，由该部具奏，押送本地正法”，但逃归现象仍然是屡禁不止，整的乾隆帝都破防了，大骂那些移垦京旗不知感恩，并再次强调逃回必定正法的铁律，但是无论如何都于事无补。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帝只好将移垦计划束之高阁。
《清高宗实录·卷六百》：朕因满洲生齿日繁，酌量拨往拉林种地，自京起程时，赏给整装银两，复令在拉林建盖房屋，又赏给牛具等项，原为伊等生计充裕起见。伊等自应感戴朕恩，安静循分，乃年来逃回者甚众，情殊可恶，是以拏获者，俱经解回，正法示众。
《清高宗实录》
嘉道时期的京旗移垦。
乾隆年间的移驻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在嘉、道时期，京师八旗的生计问题更为严重。嘉庆十七年（1812），清廷选定阿勒楚喀、拉林西北80里的双城堡一带，作为拨驻京旗闲散之地。在京旗到来之前，“先于吉林所属闲散旗人内，令各旗共拣丁一千名，出结保送，作为屯丁”代垦，每名代垦旗丁分配30垧土地，垦种20垧土地，留荒10垧。待移驻京旗闲散时，分给京旗闲散20垧土地，剩余10垧作为原垦屯丁的固定资产，这1000名屯丁就形成了中屯。嘉庆二十四年（1819），清廷再次动员盛京、吉林两处旗丁2000人“置买牛条器具，刨挖井眼，搭盖窝棚”，为左、右二屯。
《吉林外记》
道光元年（1821），双城堡旗丁代垦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开垦阿勒楚喀、双城堡三屯地亩九万数千垧，现已渐有成效”。于是乎，清廷开始着手京旗迁徙事宜。一开始想移驻3000户。道光九年（1829），改为1000户。但在到达之后，道光二十四年（1844），仅剩598户。由于不断逃故。同治元年（1862），仅剩376户。
《东北屯垦史料》
由于驻扎在双城堡的京旗闲散久居京师，耽于安逸，不善吃苦。清廷有时不得不默许招募娴于农耕的流民，“其京旗闲散素未习耕，著准其契买奴仆，注明旗册，代其耕作，或雇觅长工，助其力穑，所有应得地亩，不得私行典卖”，这一举措倒是客观上推动了内地流民参加劳作。但副作用也很明显，就是随着天长日久，京旗闲散又懒于耕作，过于依赖流民，后果就是从雇佣关系，变成租佃关系，最后转化为典卖旗地，反而变成民地。清廷一度下令驱逐流民，但东北的官庄和旗地反而成了关内逃往东北流人的最大庇护所，“流民多藉旗佃之名，额外开荒，希图存身。旗人亦藉以广取租利，巧为庇护”，所以效果相当之差。清廷所谓的东北封禁政策反而被自己京旗屯垦东北政策所打破，估计也是在清廷意料之外。
综上所述，清廷制订的京旗屯垦政策基本是归于失败，属于吃力不讨好的项目。但确实为吉林地区的开发做出了一定贡献。
引用文献：《清会典事例》、《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清宣宗实录》、《东北屯垦史料》、《双城堡屯田纪略》、《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吉林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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