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麻袋从仓库滚出来的时候,我正蹲在门口刷牙。

六月的早上六点半,天已经大亮,街上没什么人。

我嘴里含着牙膏沫子,听见身后“”一声,回头一看,一个灰扑扑的麻袋躺在地上,系口的绳子打成一个古怪的结。

我吐出牙膏,走过去踢了一脚。麻袋不轻,里面装的是硬东西。

蹲下来看那个结的时候,我手抖了一下。牛桩结,我爸教我的那种,全世界会打这结的人不超过五个。我爸走了七年,我从没教过别人。

解开绳子,里面是旧报纸包着的东西:一张发黄的拆迁合同,一块被火烧过的木牌,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瘦得脱了相,站在一家小粮油店门口——是十年前从自家三楼跳下去的王平兴。

我蹲在地上,足足愣了半分钟。手机响起来,是宋文杰。

“东西收到了?”

“你放的?”

沉默了几秒。“不是。下午两点,老码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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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天上午,我没开店门。

把那包东西拿到二楼卧室,摊在床上,翻来覆去看了不下十遍。

拆迁合同是王平兴签的,日期是2014年3月,甲方写着李长兴的名字。

条款我看得火冒三丈——八十平的铺面,补偿价才三十万,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

可王平兴还是签了。

名字歪歪扭扭,像是手抖着写上去的。

那块木牌巴掌大小,烧得只剩半边,上面刻着一只小马,缺了一只耳朵。

雕工粗糙,一看就是自己拿刀子慢慢削出来的。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歪歪扭扭地刻着:儿子生日快乐。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王平兴有个儿子,那年才六岁。

听说他老婆后来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再没人见过他们。

这东西能留下来,大概是那孩子小时候的玩具,被火烧过,又被什么人捡起来藏了十年。

我把木牌攥在手里,手心全是汗。木头上的烧痕硌着掌纹,生疼。

老婆沈妍在楼下喊我吃早饭,喊了三遍,我才应了一声。把东西收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锁进柜子最底层,下了楼。

沈妍把稀饭端到桌上,看我脸色不对,问怎么了。我说没事,昨晚没睡好。她没再追问,把咸菜往我面前推了推,自己低头喝粥。

喝了两口,我放下碗:“我出去一趟。”

“今天不开店?”

“下午再开。”

沈妍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结婚二十年,她早就习惯了我这副样子——有什么心事不爱说,等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

我骑着摩托车去了老码头。

说是码头,其实早就废弃了,只有几条破船搁在岸边,长满了青苔。

宋文杰坐在一条水泥墩子上,穿便装,面前摆了两瓶矿泉水。

我把塑料袋扔到他面前:“你先看看。”

他没急着拿,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才伸手掏出来。

翻照片的时候,他的手指在边缘停了一下——王平兴的脸被烧焦了一角,正好遮住一只眼睛,看起来瘆得慌。

宋文杰把东西放下,没说话。

“这东西到底是谁放的?”我又问一遍。

他摇头:“不是我。但我知道是谁。”

“谁?”

“韩玉璇。王平兴的老婆。”

我脑子里转了半圈,才想起这个名字。

当年王平兴出事之后,这个女人来过店里一次,买了一把锁。

她瘦得皮包骨头,眼睛红红的,没说什么话。

之后就没见过了。

“她前两天来找过我,”宋文杰说,“拿的就是这些东西。她说她藏了十年,不想再藏了。”

“她找我干什么?”

“因为我告诉你是我老同学。她在县里信得过的就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你。”

我心里一阵发毛:“她人呢?”

“走了。她说她把东西放你店里,你自然会来找我。”

“她怎么进去的?”

宋文杰摇头:“她没告诉我。但她跟我说一句话——彭冬生家的仓库后门锁是老锁,一把螺丝刀就能撬开。”

我后背一凉。我家仓库后门确实有一道铁门,铁锁用了十几年,锈得厉害,用个螺丝刀确实能撬开。这个韩玉璇,十年前来过一次,就记住了。

“你打算怎么办?”宋文杰看着我。

“不知道。”

“她把东西给你,就是信你。”

我点了根烟,抽了两口,手指还在抖。江风吹过来,把那包塑料袋吹得哗哗响。“她想要我帮她做什么?”

“告李长兴。”

“我能告得过?”

“以前不能。现在能了。”

宋文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他压低声音说:“我调过来半年了,一直在查他。他公司账目有问题,好几个项目的手续都不合规。王平兴那条线如果能翻出来,够他吃不了兜着走。”

“那你怎么不早动手?”

“缺个由头。缺一个敢站出来的人。”他看着我,“王平兴的老婆,就是这个由头。你,是她的传话筒。”

我心里一沉。手里的烟烧到了烟屁股,烫了一下,我才扔掉。

02

从码头回来,我直接去了店里。

打开柜子,那包东西还在。我拿出来摸了摸,又锁回去。

下午三点,我正蹲在店门口整理货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胖脸。

李长兴。

我没见过他本人,但见过照片。

县里那个叫得响的开发商,五十出头,脑满肠肥的一副身板,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金链子。

他笑呵呵地看着我:“彭老板是吧?认识一下,我姓李。”

“认识。”

“那就好说话了。”他推开车门走下来,穿着一件花衬衫,挺着肚子走到我面前,“听说,最近有人往你店里送了点儿东西?”

我心里一紧,但没露出来:“什么东西?”

“别装了,彭老板。大家都是明白人。”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

我没接,他也不在意,自己点上,“王平兴的老婆回来了,你不知道?”

“你撒谎的水平不怎么高。”他吐了一口烟,眯着眼睛看我,“老彭,我跟你没什么过节。那条街拆迁的事,我跟你谈过,你不肯,我认了。有钱难买不卖,对吧?”

我没说话。

“但是王平兴的事,跟你没关系。那是十年前的事,你掺和进来,对你没好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好好想想。”

说完,他上车走了。

我站在原地,腿有点软。店里的电风扇呼啦呼啦地转着,吹出一股热风。

晚上回家,沈妍已经把饭做好了。红烧肉,炒青菜,一碗紫菜蛋花汤。我坐在桌前,筷子夹了两下就不想吃了。

“你今天怎么了?”她问。

“没事。”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她把筷子放下,“是不是李长兴又来找你了?”

我没吭声。

沈妍叹了口气:“老彭,那店咱不要了不行?他给多少钱咱接着,换个地方开,也能过日子。”

“那是我爸留给我的。”

“我知道。可命比店重要。”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你凭什么说他不敢?”

我没回答,低头扒了两口饭。沈妍也没再说话了。

吃完饭,我一个人去了仓库。

打开柜子,把那包东西拿出来。

手电筒的光照在木牌上,那只缺了耳朵的小马还是笑眯眯的。

底下的字在灯光里若隐若现:儿子生日快乐。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王平兴是从自己家三楼上跳下来的。

那天是星期六,下午两点多,街上不少人。

他站在楼顶边缘,下面有人喊别跳别跳。

他站了十分钟,然后跳了。

头先着地,当场就不行了。

他老婆从店里冲出来,抱着他的头哭,哭得整条街都听见了。

有人说是李长兴逼死的。拆迁谈不拢,李长兴就让人天天去店里闹,堵门砸玻璃,还威胁不让他儿子上学。王平兴扛了半年,扛不住了。

这事后来被压下去了。县里说他是“个人原因”,家属也没闹。但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没人敢说。

我把木牌放回塑料袋里,锁好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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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二天一早,我骑摩托去了县北。

韩玉璇住在娘家,老房子是那种前后都长的院子,墙皮掉了大半,门框上的漆掉得一块一块的。

我敲门的时候,里面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中年女人的脸。

瘦,皮肤发黄,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十年前那个买锁的女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韩大姐,我是彭冬生。”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把门推开。

院子里不大,堆着些杂物。屋里的家具很旧,一张八仙桌摆在正中间,桌上放着个遗像。王平兴的遗像,年轻的时候照的,还带着笑。

韩玉璇给我倒了杯水,坐在我对面,低着头不说话。

“东西我收到了。”我说。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你来找我,是想帮我还是想让我收回去?”

“我想帮你。”

她肩膀抖了一下,抹了一把眼睛:“十年了。我等这个字等了十年。

“你为什么找我?”

因为你是这条街上唯一一个不怕他的人。

“我哪不怕?”

“怕的人早就把东西交出去了。”

她站起来,走到里屋,从床底下拉出一个铁盒子。盒子上了锁,她拿钥匙打开,里面是一叠纸和一张光盘。

“这是他这些年买通的那些人的转账记录。还有他公司的偷税漏税账目,他非法集资的证据。”她把铁盒子推到我面前,“这是王平兴死前一年偷偷记下来的。他怕自己出事以后没人给他做主,就把这东西藏起来了,交代我,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拿出来。”

我看着那叠纸,手有点抖:“他早就知道自己会出事?”

韩玉璇没说话,眼泪掉在手背上,吧嗒吧嗒的。

“你为什么以前不拿出来?”

“拿出来有什么用?那时候他李长兴在县里一手遮天,我一个女人,能斗得过他?”

“现在呢?”

“现在他变天了。他背后的人调走了,宋文杰也来了。”她看着我,“而且你来了。”

04

从韩玉璇家出来,摩托骑到半路,我的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

“喂?”

“彭老板,你刚才去北边了吧?”

黄旭。声音懒洋洋的,还在笑。

“你跟踪我?”

“谈不上跟踪。关心一下你嘛。”他笑了一声,“你把那东西送给宋文杰了?”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我劝你一句,那东西早扔了早好,给自己省点麻烦。”

他挂了。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手心全是汗。骑到半路,拐进一条小道,停在一棵大树后面,回头看了看——没人跟上来。这才回了店里。

下午,薛丽萍来了。

她拎着一袋苹果,一进门就喊:“老彭,有人往我那儿反映,说你家门口半夜有人晃悠。你知不知道?”

“知道。”

“黄旭的人?”

“应该是。”

薛丽萍把苹果放在柜台上,皱着眉:“你打算怎么办?”

“扛着。”

扛着不是办法。”她压低声音,“我帮你想了条路。你去找宋文杰,让他帮你想个办法。他不是你老同学吗?

“找过了。”

他说什么?

“让我先扛着。”

薛丽萍点点头:“那就扛。扛过去就好了。”

她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店里,把玩着一把扳手。

扳手冰凉凉的,握在手里挺沉。

以前跟着我爸学修水管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把扳手教我的。

他说:“修东西跟做人一样,用力不能太猛,太猛就滑丝了。也不能太轻,太轻拧不紧。”

我拿着扳手,心里忽然就定了些。

晚上来的人不少。

先是一个老邻居,说家里的电灯坏了,让我去看看。

我去修了。

回来的时候又碰上一个老头,问一根水管多少钱,我报了价,他嫌贵走了。

还有个年轻女人,拿着一个烧坏的水壶,问我能不能修。

我看了看,换根电源线就行,让她明天来拿。

关门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

我蹲在门口,点了根烟。街上的路灯昏黄黄的,照在地上像一层霜。远处传来几声犬吠,然后安静了。

我抽完烟,起身准备关门,忽然看见街对面站着个人。瘦瘦的,穿着一件深色外套,看不清脸。

我停了一下,那人转身走了。

我锁好门上了楼。沈妍已经睡了,呼吸均匀。

我躺下来,眼睛盯着天花板,半天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王平兴从三楼上跳下来的画面,一下一下地,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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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6月14号这天,我起了个大早。

拉开卷帘门的时候,下意识看了一眼仓库门口。

什么都没有。

街上安安静静的,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我蹲在门口刷牙,嘴里全是牙膏沫子,脑子里过了一遍昨晚宋文杰说的话——你再撑几天,快了。

什么快了?

他没说,我也没问。

但那几个字好歹让我心里有底。

白天的生意跟平常一样。

上午来了两三个熟客,买了几根水管,一盒钉子。

中午我关了店门去吃饭,走在路上,忽然觉得有人在看我。

回头,没人。

但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

吃完饭回店,刚掏出钥匙,余光瞥见门口台阶上放着一个信封。

白色信封,没贴邮票,没写名字。我弯腰捡起来,打开。里面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快走吧。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

我拿着纸条进了店,把它递给沈妍看。

她看了一眼,脸色就白了:“谁放的?

“老彭,咱走吧。这店不要了行不行?”

“不行。”

你疯啦!

她声音忽然大起来,眼圈都红了。“店重要还是命重要?他们今天放纸条,明天放什么?”

“你别管了。”

“我不管?”

她抓起桌上的茶杯摔在地上,瓷片溅了一地。

“我嫁给你二十年,跟着你省吃俭用过日子。你开店的时候我帮你搬货,你欠债的时候我帮你还,你爸住院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夜。你现在跟我说别管了?”

我在原地站了半天,喉咙里像塞了一块石头。

“你查出来有瘤子要动手术的时候,我吓得三天没睡着。”

她愣住了。

“李长兴找人把价抬到一百八十万的时候,我真的动过念头。”我蹲下来捡地上的瓷片,“那天晚上我把合同看了四遍,连还价都想好了。第二天早上去医院看见你躺在病床上,眼睛下面是黑的,头发白了一片。我忽然就觉得,这钱不能要。店不能卖。我爸留给我的东西,我守不住,对不起他。”

手被瓷片划了一道,血渗出来。沈妍蹲下来,按着我的手:“你傻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