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Susan Orlean 成为《纽约客》的固定撰稿人。迄今她出版了八本书,发表了一大批深度人物特写和报道——那些你原本不觉得自己会感兴趣的话题,却因为她无边的好奇心,让你一页一页停不下来。

最近,她出了一本回忆录《Joyride》,把自己那些书和杂志文章背后的故事翻了出来:一篇报道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一个作者是怎样在灰心时重新把路走通的。这本书出版后,她和《创意非虚构播客》的主持人 Brendan O’Meara 坐下来聊了聊。谈话中最先被提起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读者反应里一个让 Orlean 自己都意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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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以为这本书最能引起写作者的共鸣,”她说,“但事实上,很多非写作者也从中找到了呼应。书里关于韧性、关于在沮丧中重新站起来并走出自己那条路的内容,完全不需要你是一个写作者才能体会。这确实让我没想到,也特别好。”

这个反馈恰好对准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在《纽约客》写了三十多年事实类稿件的人,为什么在提到自己身份时,几乎不称“记者”或“报道者”,却总是选择“写作者”这个词?

Orlean 的答案听起来有几分“困惑—梳理—再确认”的味道。“这挺难的。一方面,我觉得称呼本身几乎无关紧要,只不过是选个标签。严格来讲,我当然算是一名记者——我在写关于真实世界的、基于事实的故事,如果要去定义新闻工作,这大概就是定义之一。我也绝对是一名报道者,报道在我的工作里占百分之五十的分量。”

但真正让她更愿意趋向“写作者”这个身份的,是一种整体视角。“记者、报道者,这些更像是工具,而最终的产出是写作本身。所以对我来说,‘写作者’是一个更能完整描述我这份工作的词。”

这种看法并非孤例。在《Joyride》里,她早早提到了那篇后来被许多人记住的《美国男人在十岁》——关于科林·达菲的人物特写,整篇报道的原文甚至作为附录重印在了回忆录里。有些写作者会因为某篇报道被人牢牢记住,就像盖伊·塔利斯与“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或者汤姆·朱诺德与“坠落的人”。Orlean 借着这篇报道,其实也在轻轻追问:到底是一篇作品定义了一个写作者,还是写作者在无数个好奇心的瞬间里,不断重新定义着自己?

如果把这件事换算得更朴素一点,Orlean 给出的线索是:在那些看上去只是去观察、去提问的日子里,最终留下来并且能打动人的,其实是一种对待世界的方式。不是急于给谁贴标签,而是在你还没觉得一件事跟自己有关时,先蹲下来看个清楚。这种好奇心,被她用将近一整个职业生涯,活成了一种近乎同情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