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从法院走出来的那一刻，追着离婚律师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抚养权，不是财产分割，也不是以后靠什么过日子。我问的是：“你觉得我的好朋友们，还会跟我前夫保持联系吗？”

好吧，可能算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其实是：“就判给我这点钱，我怎么活下去？”但那个关于朋友的问题，死死地卡在我喉咙口，跟生存焦虑几乎同等分量。我跟前夫分得了孩子，法庭帮我们判得清清楚楚。可那些“婚姻共同好友”的监护权，根本没人替我们裁断。谁该得到他们？谁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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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想当然地以为，答案肯定偏向我这边。那些女朋友，是我一个一个攒回来的。她们带来的丈夫，不过是顺带加入我们圈子的附属品。有些闺蜜我从高一就认识了，她们是我的，从一开始就是。至于那些男人，只是“历史遗留问题”般的存在，一直被允许跟着混而已。

我们这群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一起结婚，一起生孩子，一起搬去郊区，一起找临时保姆，周末晚上一起下馆子。去Ponderosa吃永远搞不清是什么的“神秘肉块”，去附近的影院看电影，夏天一起去威斯康星的度假村集体出游。那时候的社交生活，谁离了谁都不完整，像一锅大家带菜凑起来的百家宴。

但离婚那天，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画面：这些夫妇，现在会不会开始友善地接纳他，还有他未来的那个女人？他们会不会带着那个“替代版的我”去看电影，去吃同一款神秘肉块？——老天爷，千万别告诉我，他们还会一起去度假。

我狠狠对自己说：不会的，没人会这么对我。

然后，它就真的发生了。前夫带着“替代版的我”出现在某一对朋友的家里。所有人似乎都很欢迎她。没错，我也带着我后来的丈夫出现，他也得到了同样的爱。但在我心里，这是两码事。我们应该享有优先权。他跟他那个新女人，应该自己去找一帮新朋友，最好搬去斯里兰卡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从头开始。

那个“替代版的我”看起来人很不错。但我认定，那只是因为当时坐在那里、一肚子怨气、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她的人，恰好不是她，而是我。我一个人替我们俩把那份别扭和委屈，加倍地挂在脸上。不过没关系，我笃定他们长不了。他肯定会再换人，总有一天会换成一个朋友们都觉得肤浅、情绪化又自私的女人——就像我那天晚上表现出来的样子。

然而这件事没按我的剧本走。他娶了她。当着这群朋友的面。

我安慰自己，朋友们迟早会厌倦“前夫夫妇”的。我后来的丈夫倒是很有耐心，可我真的很难接受——每一次逢年过节，他们俩就那样大大方方地出现在朋友家里：微笑着，闲聊着，表现得好像他们本来就应该在那个位置。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朋友们坚持把所有人都请上。那些年里，前夫那边从没邀请过我们去他们家；而我们这边组织聚会，也心照不宣地把他们排除在外。那是一种互相“省略”的冷和局，谁也不主动迈出那一步。

就这样，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有些事情突然就变了。圈子里有几个男人相继离世。死亡是一件很奇怪的催化剂，它不会让委屈消失，但会让你突然看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发现，我只是想跟所有人一起再坐一坐，就是从前的那些人，全都回来。说不清是谁先发出了邀请。前夫请了我们，我们也就请了他们。

而就在这个过程里，不知道从哪一刻起，我跟我的前夫，竟然谁都想不起来当初到底为什么那么恨对方。

当然，非逼着我说，我还是能想起来的。那些争执的内容，那些伤人的瞬间，其实并没有从记忆里消失。但它们的份量变得很轻很轻，轻到不值得再拿出来一次。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出现在同样的场合里：生日、毕业典礼、婚礼、每一个节日。我们坐在一起，不再需要特意绕开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