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邓稼先带着一批人走进四川盆地西北部的一片荒山,没人知道他们去干什么。 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那片荒山上竖起了中国核武器的基石。

那是绵阳最隐秘的一段历史。 后来这座城市被定为中国唯一的科技城,但很长时间里,它在公众视野里就像个“隐姓埋名”的科研基地——有硬核实力,但不怎么出声。

直到最近两三年,情况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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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绵阳的GDP站上了4600亿元,稳居四川第二。 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4000亿,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台阶。 它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一些省会城市,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数字背后的结构变化。

绵阳正在把几十年的科研积累转成产业能力。

这件事如果在十年前讲,很多人会觉得抽象。 但现在可以拿出具体产品来说了。 2024年,绵阳造出了全球首台X-FLASH放疗设备——这是一种用超快辐射脉冲治疗癌症的设备,能把传统放疗几周的疗程压缩到不到一秒钟。 研制这台设备的核心团队,就来自当地的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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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成果不止一个。 过去几年里,绵阳落地了国产高功率激光光纤、深低温温度传感器,还有应用于卫星和航天器的特种材料。 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特征:在它们出现之前,国内基本要靠进口。

2023年,绵阳的技术合同交易额是225亿元。 五年前的2019年,这个数字只有14亿。 五年翻了16倍。 技术交易额是衡量一个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活跃度的核心指标,它的增长说明有越来越多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出来了,有人愿意为它付费。

为什么绵阳的转化速度在近几年明显加快? 一个原因是体制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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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绵阳做了一件事:把科技城党工委和管委会重新设计成“专门、专责、专业”的机构,下属设立了8个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处。 每个处对口的不是某个行政区域,而是具体的产业赛道。 比如光子技术处、核医疗处、商业航天处。 这些处室的负责人很多本身就是从科研院所出来的技术背景官员,能直接对接企业的需求和科研单位的资源。

这是组织架构上的一个变化。 另一个变化,是绵阳为每条重点产业链建了一个产业研究院。

拿光学产业举例。 绵阳有全国最好的激光研究机构之一,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技术在本地“落地无门”。 2022年,绵阳建了光子技术研究院,把院所的技术团队、企业的生产需求和市场需求对接起来。 研究院孵化出了抗磁深低温温度传感器,能在极寒和强电磁干扰环境下稳定工作,用在核磁共振和量子计算设备上。 仅这一个产品,就让绵阳在精密传感器的产业链上占据了一个关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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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目前在绵阳已经扩展到核技术、机器人、商业航天等多个领域。 每家产业研究院都配有专项资金和运营团队,目标是让技术“出所即入企”。

产业落地的效果,在就业结构上也能看到。 绵阳的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在2025年增长了10.4%,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68.2%。 这些不是传统的资源型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是带着更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增量。 它们带来了新的岗位,吸引了一批年轻的技术人才回流。

绵阳高校不算少,西南科技大学、绵阳师范学院等多所院校每年培养大量理工科毕业生。 过去这些学生很多要去成都或者东部城市找工作。 现在情况在变。 当地一位做无人机控制系统的创业者说,2024年他招到了三名西南科大的硕士,他们愿意留下来是因为“这里有项目可做”。 这个“有项目可做”四个字,是产业链初步成型之后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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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的区位也在这轮发展中起到了实际作用。 它位于成都、重庆、西安三个城市的几何中心。 从绵阳坐高铁到成都,不到四十分钟,这趟车的频次已经加密到一天几十对。 很多人住在绵阳、工作在成都,两座城市的通勤密度已经接近同城化。 这种位置让绵阳能比较方便地承接来自成都和重庆两个核心城市的产业溢出,尤其是那些对生产成本敏感、对人才和供应链有需求的企业。

2024年,绵阳和重庆北碚区签了成渝非毗邻地区的第一个市区合作协议,牵头推动涪江流域九地协同发展。 这些动作让绵阳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中的角色从“边缘参与者”变成了实际的枢纽节点。

文旅方面,绵阳把“李白故里”“两弹一星”和“大熊猫”三条线路做了整合。 游客可以去越王楼看三江夜景,也去两弹城看当年邓稼先和于敏工作过的旧址,还能去中华大熊猫苑看野生熊猫。 2025年绵阳南郊机场春运期间执行航班量同比增加了不少,还新增了到惠州、兰州的航线。 这些线路的开通,说明绵阳对外商务往来和旅游需求的增长已经达到需要航空公司新开航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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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这家机构不是靠某一个风口“火”起来的,也不是靠某项政策短期刺激出来的。 它在过去六年里,GDP从2800亿走到4600亿,技术交易额从14亿涨到225亿,高新技术企业从300家左右增加到超过1000家。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老科研基地逐步把技术“开闸放水”的过程。

节奏不快,但已经挂上了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