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三章 反抗的景观
中层背景：吉打州和穆达地区的灌溉系统
以穆达河为名的穆达地区，至少从14世纪开始，就一直是整个半岛主要的大米出产地。水稻种植主要集中在吉打州和大约500平方英里的吉打/玻璃市（Kedah/Perlis）冲积平原，这块平原拥有大片肥沃而厚实的湿地黏土。在难得的晴朗的日子里，从坐落在南端4000英尺高的日来山山顶（吉打州的最高峰）眺望，我们可以看到西起马六甲海峡、东至中央山脉连绵起伏的山麓的连续40里长的稻田。在这一望无际的稻田中间，只是夹杂着反映了该地区村庄典型的线状分布的林荫路，以及更为少见的像州府亚罗士达这样的大城市。在水稻种植季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在雨季时节，我们会看到一望无际的稻田，犹如同马六甲海峡连成一片的巨大的浅水湖面；在水稻成长的季节，我们会看到变化多端的绿色海洋；在水稻成熟的季节，我们会看到无边无际的金色的稻穗；在水稻收割之后的时节，我们会看到漫天遍野的褐土和林立的稻茬。
穆达平原的政治和社会历史至少在两方面显示了现存的阶级关系。我们首先必须记住，我们考察的这个社会直到本世纪都是由大量的拓荒者（入侵者）和移民组成的社会——边疆社会。虽然水稻种植开始于14世纪，但是，穆达平原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最近才开垦出来的。暹罗人1821年的入侵彻底破坏了那里延续下来的定居，使穆达平原的人口锐减到大约5万人，或者说是入侵前一半的水平。吉打州的人口直到本世纪初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当时正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新的排水灌溉系统建设项目的引入和推广吸引了大量移民的涌入。恰恰是在这段时间（大约1880—1910年），穆达平原上的许多村庄，包括塞达卡村，开始有居民定居下来，而且，在当时，稻田事实上是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最初，苏丹把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权和运河的开掘权授予了贵族阶级，但是这些人很快就被一个非贵族的、资本主义的、商业的土地拥有群体取而代之。这种边疆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吉打州农村地区的阶级关系只是一个简单的富人和穷人、大农户和小农户的关系，而没有加入传统封建社会内部的地主和农奴、贵族和平民关系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曾广泛而长久地存在于东南亚的其他地区，而且与王室宫廷政治有牵连。
穆达地区历史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国家通常不是剥削农民的一个有效的机器。实际上，这也是马来西亚历史的一个特征。正如古利克在他对前殖民主义时代国家历史研究所总结的那样，“逃离”（迁徙）是农民对抗压迫最经常的一种选择。由于马来西亚是一个边缘的（处于边疆的）、流动的社会，同时，由于王室的强制性权力有限，这是一种虽充满艰辛但却成功的策略。例如，1864年，王室试图强行调动役来修筑一条贯穿整个半岛的公路，这项工程引发了大量的农民向南部地区迁移。再如，苏丹的首相（Menteri Besar）想修建一条从首府亚罗士达开始的万迈萨曼运河（Wan Mat Saman Canal），然而，当这条运河在1885年动工后，大部分工程都是靠雇用中国劳工完工的。直到本世纪末，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和华裔人口的增加，为政府提供了另一种税收来源，从而使得政府没有太大的必要来压榨马来农民。事实上，此时吉打州的税收主要通过企业家来征收：政府通过拍卖的方式把收税的权力转让给他们，这些人由于具有专营权和特许种植权，因而他们竭力通过征收比租金更高的税收来获取利润。这样一来，种植鸦片和从事投机活动的农场很容易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这种税收是水稻生产和农产品出口税的3倍以上。因此，恰恰是贫穷的华人而不是马来农民，受到了殖民主义的财政政策的冲击。甚至在国家独立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家的收入，至少在财政收入方面，很少来自马来农民。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在大多数农业生产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国家和农民之间很普遍、很残酷的斗争：国家向农民征收重税，而农民为维持基本生存抵制缴税。甚至到今天，马来西亚整个国家的税收仍然倚重于进出口税收、政府特许产品生产税、借贷收入和商业税收，而非直接来源于稻米生产者的农业税。毫不夸张地说，现代马来西亚政府仅仅在食物供给和政治稳定方面依靠稻米种植者，但政府并不指望着他们提供必要的财政资金，因而，农民上缴的农业税几乎不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农民们对政府充满敌意、猜疑、抱怨的情况很少出现，因为马来西亚农民很少有过东南亚其他地区农民那样承受沉重税赋的历史。
到1970年，穆达地区的农村人口已经超过50万人，他们基本上是专门种植水稻的马来人。比重很小的城市人口（112000）分散在19个城镇中，在这些地方，华人和马来人的数量大体相当。即使在推行双耕之前，吉打州的政治家们也喜欢称他们的州是马来西亚的“粮仓”，因为吉打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水稻种植面积，而且也一直是国内市场最主要的稻米供应地。吉打州水稻种植业之所有拥有重要的商业地位，是因为在历史上吉打州地区的水稻产量一直很高，而且吉打州的水稻耕地面积相对较大，这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吉打州的农民在维持生活必需之余仍有大量的剩余粮食可以出售。虽然农业收入相对而言要低于其他产业，但是在历史上这里农民的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全国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沿用先前的评论说，如果你必须在马来西亚的某个地方做个农民的话，吉打平原应该是首选之地。
穆达地区相对较为优越的生态和社会条件表明，这个地区并非是我们考察严重的阶级冲突的理想场所。在这里你能看到贫困，但不存在巨大的痛苦；你能看到不平等，但没有明显的两极分化；你能看到租金和税收负担，但没有残酷的压榨。在最近几百年中，吉打州一直都存在着农民的迁移和逃离、土地掠夺、对边疆地区的袭扰，而且最近还发生了抗议和政治反抗，但是，这里并没有东南亚其他地方都曾出现过的农民起义。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作为研究阶级冲突的对象，其优势恰恰在于它是一个难得的案例。假设有这样一个地区，绝大多数农村人口都比十年前生活得好，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大量的阶级对抗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测，在东南亚其他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地区，也会存在大量的阶级对抗。
虽然拥有肥沃的土地、宜人的气候、相对的繁荣，但吉打平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其他层面仍令人忧虑。如果这片土地只适合种植水稻，那么，它就不适合种植其他农作物，而且，这个地区随后将逐渐形成十分脆弱的单作模式。如果农场的平均面积保持稳定（4英亩或5.6里郎），那么，这个地区多数农民就只能在小块土地上分散耕作，这使得他们远远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并且迫使他们在农闲季节涌向大城市和大农场寻找就业机会。如果水稻的产量高于平均水平的话，土地租金也会相应地占到收入的35%，这也意味着很多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的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计。如果说近一半以上的农户都曾经拥有稻田，那么，他们的数量在过去60年的时间里在逐步减少，因为连续不断的债务和农业歉收使许多人失去了手中的土地。
穆达地区稻田灌溉项目始于1966年，完全推广是在1973年。此项目的目标在于解决上述问题中的一部分。总体而言，这个项目不仅包括两条大坝、主体工程、主运河和分支运河，还包括配套的基础设施，以便有可能种植26万英亩左右的双耕稻田。犹如其他地方，穆达地区的“绿色革命"和其他措施一并推行，这些措施包括新的生长快、产量高的水稻品种的引入、复合化肥的使用、新技术和机械化、简单便利的贷款，以及新的加工和销售渠道。几乎所有相关的官方负责人——世界银行、马来西亚政府和负责该项目的官员——都相信，截至1974年，该项目取得了成功。在灌溉项目的推广地区，92%的区域都种植了双季稻，新的水稻品种被普遍接受，而且，新的生产动力已经使水稻产量达到了自给的水平。世界银行作为项目的主要资助者，其激情洋溢的成绩报告被广泛引用：
"这个项目的推广使得农场的平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对农场主和农民都是如此.....水稻产量从1965年的26.8万吨增加到1974年的67.8万吨，而且有望在1980年达到71.8万吨.....项目的推广也增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样，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失业群体将从中受益.....目前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8%，远远超出了当时预期的10%。"
从1974年的情况来看，这个项目近乎绝对成功。大量的重要研究都从生产、技术、就业和收入的角度记录下了这种成功。从1980年的情况来看，项目的评估，尤其是根据就业和收入而进行的项目评估，并不十分准确。当然，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个项目的话，马来农民在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上都要比现在差很多。
穆达地区的“绿色革命”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土地租赁、就业、收入和制度等方面的主要变化。既然这些变化能够而且已经被记录下来，我们有必要确定这种变化的性质和程度。一旦变化的基本轮廓被描绘出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行动者在这个小舞台上必须处理的原材料。
从1970年开始推广双耕之后，穆达地区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视觉的角度看，这些变化对任何一个熟悉先前吉打州农村情况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明显的。相当一部分变化并不是由于双耕的推广，而是由于政府为马来西亚农民提供基础设施的协同性的政治努力，包括修建清真寺、祈祷室、诊所、公路、学校和提供电力。其他方面的变化更直接地来自双耕带来的平均收入的增加。曾经萧条的小城镇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的商店和密集的市场。曾经几乎被废弃的公路现在又开始充满了卡车、公共汽车、小汽车和出租车，本田70摩托车更是像自行车那样普遍。许多家庭的房子，曾经是棕榈树的屋顶和墙壁，现在都换成了波状锡制的屋顶和木板墙壁。屋内也增添了大量的缝纫机、录音机、电视、冰箱和煤油炉等日常生活用品。
穆达地区发生的这些看得见的变化也许很惊人，但是，一系列并不是很引人注目的变化意义更大。事实上，这些变化可以称之为“有益的缺失”，犹如先前经常发生、但现在很少见的悲惨的事件。比如，在推广双耕之前，这个地区1/3的农民不能满足自家的粮食需要。如果他们没有其他机会赚钱，并从市场上购买粮食的话，他们只能被迫靠木薯粉、玉米、木薯根等维持生命，这种窘况至少要延续到来年收获粮食的时候。在一个灾年之后——这个地区有过许多灾年，如1919年、1921年、1925年、1929年、1930年、1946年、1947年、1949年、1959年和1964年——大部分农民同样都面临着饥荒，双耕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是只拥有小块土地（0.71英亩）的佃农，他们现在也能收获足够吃的粮食，尽管他们可能严重缺乏现金收入。如今，很少有农民一天不吃两顿米饭了。水利灌溉和化肥的使用，不仅仅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而且使每季的收成有了保障。当然，这种新的农业生产机制也很脆弱，比如，在1978年，由于缺水取消了灌溉季，这使得穆达地区的农民痛苦地想到了昔日的情况。尽管如此，缺粮食闹饥荒的情况，即使对那些最贫穷的农民，也已经很少发生了。
从已有的数据来看，由营养不良及其必然带来的人类（尤其是儿童）死亡，尽管还没有完全根除，但已经大为减少。与营养不良相关的各种疾病以及因为营养不良导致的婴儿和幼童的死亡率也下降了，这种下降与双耕的引入紧密相联。在1970—1976年间，穆达地区的婴儿死亡率几乎下降了一半，而此前，婴儿的死亡率要远高于整个国家和吉打州婴儿死亡率的平均水平。对穆达平原的“进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970年，贫血和营养不良是第七位导致人类死亡的疾病，而到1976年，它已经降到了前十位之外，然而，交通事故已经从第六位上升到了第二位。
另一个“有益的缺失"是农闲季农民外出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双耕的推广。在1970年以前，短期和长期的外出是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这在下面的事实中也有所反映：穆达地区人口增长率是自然增长率的一半，而农民外出率似乎是水稻主产地区中最高的。此外，在农闲季，小农和佃农家庭必须有一个成年人外出打工赚钱补贴家用，至少也是短暂的外出。双耕在穆达地区的推广暂时减缓了这一趋势，出现了所谓“再农民化"的过程。许多农民第一次很悠闲地一整年都呆在家里。在单耕时不能维持生存的小农户现在看到了希望。这不仅仅是因为同一块土地可以收获两次，而且因为农民有两季获取（田间）劳动工资的机会。由于1969年泰国劳工进入受到限制，以及烟草种植在贫困的、以劳务输出为主的吉兰丹州的盛行，就业竞争的压力大大减小，劳动工资的收入也大大提高。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只是暂时地缓解了竞争压力。到1978年，联合收割机取消了很多由于水利灌溉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穆达地区少地的农民再次被抛到了大街上。
如果农民在家中专门从事水稻种植的好处只是短暂的，那么，双耕对土地占有的影响显然是持久的。两次收成、稳定的产量、相对稳定的水稻价格在多数情况下有助于打破农民负债的恶性循环。此前，收成不好意味着农民可能要丧失土地。从店主和当铺老板那里得到的按季贷款仍然是穆达地区的农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但是这些贷款因为连年好收成已经被彻底还清了，而且只有极少数人会采用日后危及土地所有权的借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阶层相对稳定，而且也减缓了农村地区无产阶级形成的进程。
已经出现的这些变化——基础设施、消费品、大米供给、营养、就业和农户的还债能力等——都是过去十年中穆达地区取得的进展。然而，也有其他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只能被视为模棱两可的信息，因为对它们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价者所处的阶级立场。这里仅仅是尽力去描述记录下来的基本事实，而把社会的解释留到第五章。为考察整个穆达地区的情况，求助于统计资料还是有益的。不过，一旦我们进入村庄层面（“前景”），这些数据就会变得有血有肉。
土地所有权
就任何一个农业场所而言，人们希望了解的首要事实是，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如何分配的。在穆达地区，土地的分配非常不均（基尼系数为0.538），尽管大部分土地并不是被极少数人所控制。而且，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引入双耕之后，稻田所有权的分配变得更加不均或更为集中。基本的情况见表3.1。一定要记住，表3.1的数据只包括拥有稻田的农民，因此，它排除了近14600名雇农和8000户无地的农户（占农业人口的37%）。即使如此，土地分配不均的程度仍然令人吃惊。拥有7—10英亩水稻田的农民只占人口的11%，他们却拥有总土地面积的42%。恰恰是这些富裕的农民阶层，连同一些大土地承租者，是穆达地区商业农场主阶层的核心，他们出售的水稻占整个地区市场上水稻的3/4。另一方面，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61.8%）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事实上，40%的农户只拥有1.42英亩以下的土地，他们获得的收入只是维持生存必需的一半。
表3.1 1975—1976年移达灌溉工程范围内稻田面积的分布情况
伴随着双耕的推广，稻田价格上涨了大约5倍，远远超过了消费品价格的增长和水稻收入的增长，这也意味着将来可能发生社会流动（农民外出）。1970年以前，这种情况出现得较少，一位勤劳节俭的佃农能买得起一小块土地，从而改善他的处境。随着土地价格的猛涨，佃农已经买不起土地了，只有那些有钱的地主才能通过买卖土地赚取更多的利益，并扩大他们拥有的土地。传统的向上流动的渠道就这样被完全堵死了。
农场规模
考察耕地的分布情况（无论是自己拥有土地还是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是分析基本生产要素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表3.2给出了双耕推广前后农场规模的比较数据。实际上，农场规模的不均，尽管不如土地所有权分配不均表现得那么显著，但它依然十分明显。几乎占穆达地区一半以上的小农户仅仅耕种了17%的稻田，但是，占总农户14%的大农场主却耕种了40%的稻田。处在这两部分人中间的是一个为数众多的、耕种中等农场的农户。在过去十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趋势是小农场的数量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农民拥有的土地面积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因此，平均每个小农场的面积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只有1.4英亩。
表3.2穆达地区的农场规模分布，1966年与1975—1976年
土地使用
最根本的变革首先发生在耕种过程的社会安排中。穆达地区的土地占有和使用不仅复杂，而且也十分灵活。例如，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的农民，他们耕作自家的部分土地，同时也会出租小块土地，然后再租种另一小块土地，有时为了赚点儿钱甚至也会为别人收割水稻。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发现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土地使用类型：（1）自耕农（owner- operators），他们耕种自己拥有的土地；（2）佃农（pure tenants），他们全部租种别人的土地；（3）半自耕农（owner- tenants），他们既耕种自己的土地，又租种别人的土地。从1966年开始，土地使用模式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佃农人数比重急剧下降（见表3.3）。有证据表明，这一趋势甚至在双耕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1970年以后，这种发展趋势被大大地加速了。佃农在1955年是穆达地区土地使用类别的主要部分，到1976年，这部分农民已经在农民总数中降到了1/4以下，而且他们耕种的土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4。这些证据表明，我们正亲眼目睹穆达地区的佃农阶级快速消灭的过程。从农场规模到土地使用的数据，所有这些境况都是一个逐步两极分化的过程——仅仅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小农（大多是自耕农）的比重正在上升，佃农的数量全面下降，而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农场在快速增长。这样的结果同东南亚其他地区“绿色革命”导致的结果相似。
表3.3 1966年与1975—1976年穆达地区的土地使用
对这些结构性变迁的解释是复杂的，因为结构性变迁不仅在底层产生了一个为数众多的、边缘化的、普遍贫困的小农阶层，还在上层产生了一个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农场主阶层，同时还在二者之间产生了一个依然重要的中农阶层。双耕的引入、产量的提高和机械的使用使得继续耕作对地主而言不仅是有利可图的，而且还是可行的。这不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佃农会被取代，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耕农——不管是小的还是大的——会不断增加。人口统计数据也能部分解释其中的原因。虽然持续不断地有农民外出打工，但是在1957年到1976年间，穆达地区的人口几乎增加了30%。截至1980年的十年间，穆达地区的人口增长超过18%，达到了539000人。考虑到这一时期稻田面积是固定不变的，人口增长使得农场主逐渐开始收回出租的土地，并把这些以前由他们自己经营的土地分给众多的子孙后代。这也有助于解释小农为什么会激增，而佃农为什么会被解雇。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相信，在1976年以前已经被证明的这些趋势，不仅仍会继续存在，而且很可能加速。更重要的是，1976年以后，技术、生产成本和大米价格的变化为解雇小佃农提供了更深层的动力。联合收割机不仅大大降低了监督成本，还加快了农闲季的收割速度。显然，这有利于大农场的经营。考虑到穆达地区租金的“刚性”原则，1979年农闲季节以来免费化肥的使用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水稻的农户价格30%的增长，使得自耕比以前更有利可图。最近的迹象也证实了这种观点。
1966年之后，租佃形式出现了另外两种引人注目的变化，而且，这两种变化都倾向于在牺牲小佃农利益的情况下增进拥有资本的大租佃者尤其是半自耕农——的利益。首先是每季收租的时间和方式。1955年，穆达的佃农3/4以上都是在收获之后交租，形式是交纳固定数量的稻谷，或者是相应的现金。与稻谷数量无关的现金地租很少，只占所有租金缴纳的12%。到1966年，现金地租已经变得和谷物地租一样普遍了；在1975年，3/4以上的地租都是现金，这似乎彻底改变了20年前的交租方式。然而，谷物地租可以在每季收获之后交纳，因此，通常是可以依据每季水稻的实际产量做适当的调整；现金地租却要在每季耕种之前交纳，而且数目是固定不变的。在地主转向现金地租时，佃农被迫一次性付清两倍的租金，一份是为上季交租，另一份是为下一季的耕种交租。现在还没有人研究这种变化的后果，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相当多贫穷的佃农因交不起租金而被有能力交租的农民取代了。除了子孙从父辈那里租种土地之外，穆达地区大多数的租佃现在已经变成完全食利性的租赁，在此，所有耕种土地的风险都由耕种者承担，因为他们在这一季的耕种之前已经预付了固定的租金。
在土地租佃关系中，另一个更关键的变化是，土地租期越来越长。这种称为pajak的长期租赁方式至少是2季，现实中一般要延长到10或12季。全部租金要一次性付清，而且这些交易都有书面的、经过公证的契约。长期地租这种方式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通常是那些中等收入的农民为了某个目的——比如，重要的婚礼、盖房子、去麦加朝圣或者偿还一大笔债务等——而筹集资金的方式。因为这类家庭急需出租土地，他们土地的租金价格一般低于当时市场租金价格。而如今，长期地租的租金已经相当于或者高于市场价，而且，有钱的地主为了投资的目的通常采用这种方式来筹集资金。
对地主而言，长期租赁要优于抵押，因为在这种方式下，土地使用权可能出让许多年，但是地主仍保留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对于小的佃农来说，后果则不堪设想，他们会因付不起地租而被排挤出土地租赁市场。这里仅仅列举一个典型的长期租地契约的例子。在1979年，若要租6个季（3年）3里郎的土地，需一次性预付租金2700—4000马元。然而，这个数目是穆达地区农民年平均收入的2一3倍，远远超出了当地大多数农民的支付能力。那些有钱的马来地主和华裔商人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长期地租的形式，因为他们拥有资本和现代化机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而且他们借此来谋求更有利的投资机会。他们愿意付高额租金，而且倾向于租用大面积的稻田。由此，正在出现的是一个富有的、完全商业性的佃农阶层，而他们进入土地租佃市场而取代资本缺乏的小佃农。
我们无法估计，在1976年之前，有多少小佃农在竞争中因缺乏资本而被排挤出了土地租赁市场。然而，很清楚的是，在1976年之后，大农场和长期租地模式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在那之后进行的村庄研究几乎都注意到了这种发展趋势，而且还就它给穆达地区贫穷农民可能造成的后果发出了警告。
机械化
在传统条件下，种植水稻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大多数的劳动集中在水稻种植的四个阶段：耕地、插秧、收割和脱粒。如果使用雇佣劳动力，他们大多出现在这四种劳作中，因为诸如除草和修堤这样的其他劳动可以一点儿一点儿地做，而且一般是由家庭成员自己完成的。在穆达地区，少地的农民家庭通常要依赖这些劳动机会去获得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引进大大减少了这样的劳动机会，因为前者实现了耕地的机械化，而后者则实现了收割和脱粒的机械化。插秧是剩下的唯一没有机械化的田间劳作，它可以为那些贫困的家庭提供一些就业机会——然而，这种劳作现在甚至也受到了威胁。
严格地讲，使用拖拉机耕地，既不是由“绿色革命”引起的，也不是取代人力的新事物。1970年以前，穆达地区大多数的稻田都使用拖拉机耕地，但是在双耕之后，犁地的速度变得至关重要。可以说，至少最初的时候，拖拉机推动了双耕，从而使得每年插秧、收割和脱粒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由于拖拉机创造的雇佣机会远远多于它减少的机会，因此，拖拉机的使用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却不一样。1975年，穆达地区所有的稻田都是由人工收割和脱粒的。到1980年的时候，巨大的西式收割机——其价值约20万马元，而且通常为商人辛迪加所拥有——收割了几乎80%的稻田。如果说我们很难想象这种令人吃惊的科技飞跃（从镰刀和打谷桶到叮当作响的拥有32个底座截盘的机器巨人）给农民带来的影响，那么，计算出其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太难。
就耕种2.8英亩以下土地的农户（占到穆达地区家庭的46%）和雇佣劳动者（约占7%）而言，联合收割机的引进对其收入的影响尤其明显。前者的净收入至少有1/4是来自收割水稻，而后者的收入通常是全部来源于此。如果我们计算收割（一般由女人来做）和脱粒（一般由男人来做）在全部的雇佣劳动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联合收割机的使用频度，我们就会发现，联合收割机的引入减少了薪资劳动收入的44%。对于那些最贫困的小农阶层来说，他们租种土地的纯收入减少了15%；而对自耕农来说，他们的收入减少了11%。当然，就完全的雇佣劳动者而言，这样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而且很难想象，在新的环境下，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如何继续生存下去。因而，联合收割机在穆达地区的应用意味着，贫穷的农民阶层以前靠出卖劳动力赚取的工资收入减少了几乎一半。尽管现存工作的工资水平提高了，但这无法弥补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损失。
机械收割对工资收入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其间接的后果将更具有危害性。机械化运作促进了大农场和长期地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小块土地租赁的机会。此外，它还取消了拾穗这样的劳动，改变了当地的雇佣模式，减少了插秧劳动者的收入，改变了当地的社会关系。这些变化很少出现在地区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塞达卡村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从剥削到边缘化
到目前为止，双耕的影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有关获取土地、工作和工资的问题。在此，我们有必要停下来简单地分析它对阶级关系的影响。穆达地区的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切断了农村各阶层间的经济联系。在双耕之前的穆达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直到1975年，富有土地的阶级和缺少土地的阶级是通过工作——工资以及耕种——租金交换而结合在一起的，尽管这种交换具有剥削的性质，但它在水稻耕作中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富裕的地主和农场主拥有大面积的土地，他们不可能单靠自己耕作，因此他们在犁地、插秧、收割和脱粒诸方面需要劳动力。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尽管没有财富和土地，但他们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他们可以为地主和农场主提供所需的服务。由于劳动高峰通常出现在水稻耕种过程中，所以，雇主会通过提供一定的物品和贷款的方式来获取及时可靠的劳动力。从更一般的角度来看，地主“经营”的不仅仅是土地，也包括较为贫困的村民，因为地主要想使土地有利可图，他们就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机械化的推进，租种土地变得非常昂贵。除去地主的近亲之外，其余的那部分佃农都要预付固定的市场化的租金，而此租金并不考虑农业歉收的情况，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成了大资本家式的土地所有者的承租人。更重要的是，现在水稻种植很大程度上不必依赖雇佣劳动力。除了插秧和一些情形，诸如一小块土地早熟或者倒伏（被风雨刮倒）不得不实行人工收割之外，大农场主很少需要雇用贫苦村民。因此，他们相应地也不再有动机表现出善意。当然，这两个阶级之间的联系不会完全消失，但是无疑比起以前减弱了，而且所有的迹象表明，这种阶级之间的联系纽带正逐步趋于消亡。如果说以前贫苦的村民是通过相互依赖和剥削的纽带同富裕的雇佣者联系在一起，那么，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被推开了，被边缘化了。如果他们不再被剥削，如果说他们现在拥有了所谓的“自由”，那么，这也只是失业者或多余者的自由。
收入
穆达灌溉工程对整个地区收入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影响最好分两个阶段加以考察：1966年到1974年的初始阶段和随后而来的1974年到1979年的第二阶段。基本的汇总数据见表3.4。这个表包括穆达地区最常见的五种土地使用类型。如同所有的平均数，它们也只是个概括。这种概括隐藏了大量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以便建立集中趋势的某种尺度。为了避免低估小农场主的收入，人们总会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判断。
表3.4 1966年、1974年、1979年的穆达地区土地使用类型和农场规模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说明：表中数据为家庭纯收入（以1979年马元为不变价格）。通货膨胀因素已根据马来西亚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从1966年到1974年，双耕引入的最初阶段，所有类别的农民的收入都出现了巨大增长。在这期间，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平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这主要是由于引入了双耕，加之化肥投入，产量提高了。然而，1974年后，收入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到1979年，除了半自耕农之外，所有类别的农民的实际收入都下降了。佃农和小所有者的平均损失意味着，到1979年末，他们的实际收入比1966年少了20%。小佃农损失最严重，他们的实际收入还不及13年前的水平。只有半自耕农和自耕农依旧充分保持着1966年的实际收入水平。
这种大范围的收入下降主要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首先，早些时候由双耕带来的水稻产量快速增长的势头已经停了下来，而且，水稻产量在这一时期一直都停滞不前。其次，1974年之后的五年时间里，水稻的价格一直很稳定。再次，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22%，生产投入的成本持续提高，从而抵消了各类土地占有模式的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下降促成了1980年1月大规模的农民游行示威运动——这也是15年来的第一次——在这次游行示威中，成千上万的农民聚集在亚罗士打，要求提高水稻的价格。
表3.5反映了1966年到1979年间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趋势，该表比较了小农场主的纯收入在这时期占其他类型农民纯收入的比重。显然，所有这些差别实际上源于双耕引入的第一阶段（1966—197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阶段虽然抑止了（并未逆转）这些新的不平等，却以普遍的更低的实际收入作为代价。小佃农在1966年的收入是半自耕农的一半，而现在只占到他们收入的1/4了。更确切地说，有幸残存下来的佃农的收入已经下滑到了半自耕农收入的1/4。更大数目的小自耕农的收入13年前占自耕农收入的一半以上，而现在仅占其收入的大约1/3。穆达地区小农经济地位的下降，一是由于他们的农场规模小，二是由于灌溉工程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这一工程并不是有比例地向土地所有者提供稀有的生产要素）。他们一开始就很穷；他们现在依旧很穷，而且相对而言变得更穷了。依据这些数据，我们根本无需去质疑基斯·格里芬对“绿色革命”做出的总体评价：“现在正发生的这些变化倾向于增加相对的不平等。”
表3.5 1966年、1974年、1979年不同土地使用类型的收入比较
资本主义式的大农场主提供了当地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水稻，他们和众多小农之间的鸿沟现在看来是难以逾越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前者已经几乎不再需要雇用后者来种植水稻了。如果我们以1966年作为比较的起点，穆达地区绝大多数的农民家庭确实比以前富裕了很多，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来越大，而且，相当多的农民——可能要占总人口的35%—40%——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们的收入和10年前差不多。考虑到国家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考虑到机械化带来的工资损失，考虑到贫穷的农民只能耕作小块的土地，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他们的命运就没有改变的可能性。
贫穷
大型官僚机构的特征就是创建一系列测量的尺度，然后据此界定目标并测量目标得以实现的程度，而国家是这类机构的杰出代表。这样，众所周知的贫困这个人类苦难就能够用一些数据来表示——每个家庭拥有的现金数额、每天摄入的卡路里量等等。尽管我们随后有充足的机会去考察贫困的定义——它是怎样被感受的、怎样被理解的，但是，用数字对贫困进行宽泛地描述仍然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
表3.6中的数据是以官方的贫困线收入为依据的，它表明的是，与这种标准相比，不同的土地使用群体的收入在1966年以后是如何变化的。
表3.6不同的土地使用类型和农场规模的农户纯收入占农村贫困线收入的百分比
说明：按照农村贫困线的标准，每户每月的收入如下：1966年为148马元，1974年为215马元，1979年为267马元。如果我们根据实际收成、因含水量而导致的稻谷价格降低，以及新肥料和扶持性价格等因素（1981年）对上述数据作一调整，那么，总体而言，小所有者和小佃农的收入依旧远远在贫困线之下（其收入分别是贫困线的72%和52%），而且佃农和自耕农的平均收入也只是略高于贫困线（其收入分别是贫困线的109%和126%）。只有半自耕农的收入高达贫困线的213%。
明显而严峻的现实是，到1979年，1966年到1974年间农民获得的大部分收益基本上已经被消耗掉了。甚至最初的价格提高和产量增加都没有使小农场主——不管是小所有者还是小佃农——生活在贫困线之上，而且，到1979年时，他们再次远远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尽管佃农和自耕农的收入都有明显的增长，但许多人（即便不是大多数人）的收入仍旧在贫困线之下。在1979年的穆达地区，“官方"的贫困农户最少有33000户。这些家庭意味着当地的贫困问题难以解决。他们依旧是贫穷的，尽管整个地区实施了双耕，尽管穆达地区拥有肥沃的土壤，尽管为服务稻农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尽管政府推出了消除贫困的项目，尽管政府最近提高了水稻价格并增加了化肥补贴——简言之，尽管这里经历了13年精耕细作型的农业发展。
当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在灌溉项目开始时就存在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和农场规模的不平等。新品种、灌溉和双耕带来的收益是根据生产资料的多少分配的。小农缺少的恰恰是土地和资本，因而，他们很难大幅增加收入。土地租期的延长，水稻价格的上涨以及地主对出租土地的回收，所有这些因素都进一步限制了小农获取土地的机会。他们最富有的是劳动力。在联合收割机使用之前，这种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但是，收割的机械化、生产资料成本的提高以及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等因素逐步侵蚀了他们微薄的收益。
制度性进入
连同生产的变化，同“绿色革命"相关的农场规模、土地使用模式和机械化也引发了制度革命。如前所述，其他方面的变革都不如政府对水利灌溉的控制那么显著，也比不上政府对水稻加工、市场、贷款提供和化肥分配越来越多的参与那么明显。这些变革最主要的制度性动力就是穆达农业发展局（MADA）和它的27个地方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有自己的农民协会。这些地方分支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将贷款分配给其成员，用于租用拖拉机，购买化肥、农药和插秧。多达15000个农场主（约占总农户的25%）从政府提供的这些服务中受益。除去少数人被动地接受服务之外，各地的农民协会都会凭借个人的和集体的力量成为积极的维护水稻农场主利益的代言人。它们实际上发挥了相当于水稻生产者游说团的作用，持续不断地通过年度决议、请愿和授权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制定出对其成员有利的政策。竞争性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在吉打州，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而且，除了一两个地方机构之外，所有其他的地方团体都由执政党成员有效地控制。
穆达地区的农民约有40%的人曾经参加过农民协会，但这些成员决不能完全代表穆达地区农民的全部情况。表3.7就反映了农民协会成员分布的不均衡性。耕种2.8英亩（4里郎）以下的农场主占农业人口的一半，但是他们在农民协会中的比例只占12.4%。另一方面，耕作5.7英亩以上土地的大农场主只占农业人口的23%，但是，他们却占农民协会成员总数的47%。富有的农场主把持农民协会是第三世界国家类似机构的普遍特征。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有计划的官方政策，确切地说，是那些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的政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表3.7农场规模的分布、农民协会的会员
农场规模(英亩) 占穆达农场的百分比 占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百分比 占贷款接受者的百分比
贷款的分配更不平衡，获利的更多是有钱人，而非农民协会的会员。耕作5.7英亩以上土地的大农场主只占农业人口的23%，但是他们占贷款人数的60%，而且在追加的实际贷款中，他们所占的份额还要高些。小农场主几乎占穆达地区人口的一半，却只占贷款人数的6%。那些最需要贷款资助的人没有得到贷款，而那些有能力通过银行或金融机构借贷或者自己拥有储蓄的人却得到了贷款。此外，逾期还款人数的日益增加表明，许多大农场主都设法把政府贷款变成直接的补贴。没有人去追查日益积累起来的坏账，因为债务人大多数是执政党在地方的忠实追随者，因此，他们几乎是难以追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穆达农业发展局、执政党和吉打州政府是相对富裕的农场主阶层利益的抵押品，这是“绿色革命”帮助他们建立并巩固的。
随着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特权阶级获取影响力和贷款的能力也在增加。如果说水稻农场主的利益受到了关注，那么，它们越来越是大农场主的利益。在一些问题上，比如保护性的水稻价格和化肥的补贴等方面，他们的利益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穷人和富人的利益在这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其他问题上——机械化、农业领域的工资政策、贷款资格、土地租金和土地改革等方面——他们之间的利益有严重冲突。现在，由于大农场主控制着农民协会，穆达穷人的根本利益甚至有计划地被排除在政策安排之外，而那些从“绿色革命”中受益最多的人将继续获益。
这些农业“进步”的事实经常出现在对亚洲其他地区“绿色革命”的分析中。正如基斯·格里芬所概括的那样:
"这种状况(大农场主处于支配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政策的倾斜，从而有计划地使稀有资源流向了更大的、更富裕的农场主。虽然政策加重了农村地区的不平等，但从政府的角度说，它也有其优点，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而且还扩大了市场剩余。考虑到城市地区对大量廉价商品的需要......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的确已经发生了:'绿色革命'壮大了农村中与城市统治集团有着天然联盟的那些人，而且，它能够使这些统治集团保证他们的现状在本质上永远不会改变。"
在穆达地区也是这样，由于经济、政治和制度因素的相互结合，目前已经普遍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要说缓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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