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民间口头演述的史诗进而创建闻名遐迩的“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学派的帕里和洛德二人都是古典学出身。1960年，洛德的《故事的歌手》出版，这是一部从古典学出发、落脚于人类学田野方法的著作，以其横跨语文学解析与田野作业的双重优势，革命性地改变了国际学术界对于古希腊文学特别是荷马史诗的认知，进而创立了解析民间口头诗学的范式。今天，这部书中的思想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在21世纪的中国人文学界引起持续讨论，这是由于它为回应若干重要问题提供了烛照：古典学是否可以顺应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是否有可能大幅度拓展其论域？是否有可能更新其主要研究方法？
荷马《荷马史诗》 资料图片
古典学对民间文学的影响
西方古典学作为一门主要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学问，一直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它以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为前提，以研读传世经典为正途，以语文学分析为看家本领。在这门学问中，荷马史诗被视为西方文学传统的滥觞和最高典范，故而荷马史诗是由谁和怎样创作出来的——也即“荷马问题”，长期以来是古典学领域聚讼纷纭的焦点，还曾引发分辨派（荷马多人说）和统一派（荷马一人说）的持久争论。
青年学者帕里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接受了系统的古典学训练，熟稔语文学方法，其学位论文选择以荷马史诗为研究对象。帕里得出两个革命性论断：荷马史诗是“传统的”，而且必定是“口头的”，这不啻向古典学界和文学界宣布荷马史诗是由众多歌手口头创编出来的，天才的盲诗人荷马不存在。这一说法随即招致众多质疑，质疑的焦点主要是荷马史诗文本高度统一，结构精密，不可能出自不稳定的口头演述。帕里消解了荷马史诗的原创作者，将其降格为传统的传声筒，这颠覆了古典学关于荷马“轨范”（conventions）之高级审美和深刻内涵的总结。而这种总结的出发点，是与文学天才的伟大创造力相联系的。诗歌中的程式和重复等成分不是口头创编诗歌的专属特征，无法因此得出此乃口头诗歌属性等结论。
在帕里之前的几十年间，西方的人类学（聚焦“原始文化”）、民俗学（关注“民众知识”）、民间文学（重视“通俗文艺”）等新兴学科纷纷出现，开拓新领域，创立新范式，形成一片繁荣景象。布留尔关于早期社会的思维和心灵的研究、拉德洛夫对民间文学的大规模搜集和刊布给了帕里以启迪，他计划在荷马史诗的句法分析基础上用以今证古的“类比方法”，结合当代史诗演述的田野观察，推演荷马史诗在古希腊时代的演述情形。
于是，帕里带着他的学生和助手洛德来到南斯拉夫，从民间歌手口中录制史诗，进而通过现场调查，解决口头诗歌的创编问题。帕里超越他的前辈民间文学搜集者的地方在于他细化了案头准备并系统化了田野研究的技术路线。从格林兄弟搜集德国童话故事到拉德洛夫搜集中亚诗歌，基本上只是做了民间口头演述的文字记录和誊写，没有精细考察和验证猜想的步骤。帕里和洛德则立足古典学成熟的文本校勘理念、句法解析技术，利用考据索隐、深挖文义的功夫，建构起一整套口头诗歌研究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方法。可以说，是古典学方法给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
民间文学对解决古典学问题的作用
一般而言，对人类的知识和实践的研究，要么面对文献穷究义理，要么面对活生生的群体或个体，研究人的思想和表达、组织和行为等。人类创造和传承的信息如汪洋大海，而被文字写定的信息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当仅靠文献材料无法解决问题时，就需要另想办法。中国学术界从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到后来的“三重”乃至“四重”方法的倡导都可看作超越囿限的尝试。田野研究是人类学、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等领域的重要方法。民间文学具有过程性、场域性、具身性，仅依靠阅读记录文本是远远不够的。既然荷马史诗文本和其他历史文献无法为解决“谁是荷马”提供扎实材料，那么也只好深入民间，观察“当代的荷马”们的诗歌演述活动，以期对荷马史诗的创编机制、传承规律和接受效果，形成比较切近和深入的体认。
帕里和洛德的田野研究，在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他们从1933年夏季开始，进行了为期15个月的田野研究，一共采访了169位歌手，录制了3500张铝制唱盘，还在现场记录了大量采访人与歌手的对话。虽然他们最初的动机是通过以今证古的类比，探查被帕里推定为口头创编的荷马史诗在不借助文字而成为结构完整、语言丰富、情节起伏、故事感人的长篇韵文叙事的奥妙，但在实际的田野研究过程中，还是形成了不少关于口头诗学法则的总结。例如口头演述的文本没有所谓“权威本”，每次演述的都是“这一个”文本；口头诗歌的创编、传播和接受是在同一时空中完成的，其中受众也参与了意义的制造等。这些论断驳正了关于口头演述的文艺不可能产生长篇叙事的诘难，大幅提升了口头诗歌的艺术内涵和历史地位。一句话，口头创编的荷马史诗完全配得上它崇高的艺术地位。从民间诗歌演述传统的田野研究中得出的口头程式理论为理解荷马史诗和其他古代口头诗歌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模型。
古典学的范式转换
帕里和洛德的学术实践超越了解决“荷马问题”的古典学旨趣，推动古典学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从只关注精英的书面经典转向同时重视民间的口头传统；从将文学视为天才的创造物转向将文学理解为集体传承的文化实践；从文本分析走向了田野观察和实证研究。这一转换的实质是让古典学从一个高度封闭、壁垒森严的精英学科走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具人民性的学术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研究为古典学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双重支撑。帕里和洛德的实践证明，深入活态口头传统现场可以获得仅凭典籍文献无法获得的文化理解深度。
中国既有深厚的古典传统，也有着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资源。从《诗经》中的“国风”到各民族世代传唱的史诗，从敦煌变文到地方戏曲，从村头巷尾的传说故事到仪式中的神歌，这些口头和书面交织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中国古典学与民间文学互鉴互融的深厚基础。进一步说，古典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本质上是文明传承中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关系。二者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书面经典的形成离不开口传文化的滋养，口头传统的赓续也常常与书面经典虬结缠绕。帕里、洛德以卓越的学术实践证明了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进而深刻影响了晚近西方古典学的面貌。中国的古典学建设应当从这一国际学术趋势中汲取启示，走一条面向人民、服务文化建设的新路。这意味着在研究对象上，不仅应关注精英阶层的经典文本，也应重视民间口头传承的智慧结晶；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应继承传统的语文学工夫，也应吸纳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方法；在学科定位上，不仅应追求学术的纯粹性和自主性，也应自觉承担赓续文脉、服务社会的文化使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李培艳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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