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十年七相换首相恐换汤不换药|保守党|大选|工党|英国首相|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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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震旦智库）

英国首相斯塔默因为民调低迷，加上党内逼宫，多名阁员相继辞职施压，终于在6月22日宣布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魁，结束不到两年的首相任期，工党会在7月中至9月选出继任者。

这是英国自脱欧公投后10年内六次更换首相，反映的不仅是英国政治和社会局势，因至今仍无法消化脱欧的代价而持续动荡，更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都共同面对运作失常的危机，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和观念的对立与撕裂加剧，政治呈现碎片化，所谓票选民主体制所立足的理论前提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当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首相和工党领袖职务后，英国将在10年内迎来第七位首相。从卡梅伦到特雷莎·梅，从约翰逊到特拉斯，再到苏纳克、斯塔默以及即将产生的新首相，这个数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保守党执政后期的混乱。许多人自然会问：工党是否正在走上同一条道路？

表面上看，两者确实有相似之处。都是执政党内部压力不断累积，最终导致首相在任期内离任。但如果仔细观察这场危机背后的政治逻辑，就会发现，工党面临的问题与保守党并不相同。

保守党后期的危机，本质上来自长期执政后的自我消耗。脱欧、冠病疫情、约翰逊的诚信争议、特拉斯的小预算风波，以及持续恶化的民调，共同削弱选民对保守党的信任。每一次更换首相，都是为了挽救已经失控的局面，每一次换人，又进一步证明执政党正在失去稳定性。

斯塔默的处境则不同。

两年执政下来，无论是修复对欧关系、增加国防投入，还是推动产业政策，工党政府都拿出一定的成绩。即使批评者，也很难否认斯塔默是一位认真而勤勉的首相。

问题在于，执政能力和选举能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2024年大选时，斯塔默最大的政治成就，是带领工党击败保守党并重新执政。但到了2026年，工党面对的主要威胁已经不再是保守党，而是改革党。

过去一年，多数民调都显示改革党支持率领先工党。在许多工党议员看来，未来大选的核心问题，已经从“如何击败保守党”变成“如何击败改革党”。地方选举失利、福利改革争议，以及持续低迷的民调，则不断加深这种焦虑。

真正困扰工党的，并不是斯塔默是否适合执政，而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他是否仍然是带领工党赢得2029年大选的最佳人选。

然而，这种担忧长期以来并没有转化为真正的挑战。

两党领导人更替机制存在明显差异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工党与保守党的领导人更替机制，存在明显差异。

保守党议员可以通过向1922委员会秘密递交不信任信，表达不满。一旦达到门槛，现任领袖便必须面对挑战。至于谁来接替，则是后续竞选阶段须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候选人可以主动参选、争取议员支持，并通过多轮投票竞争，进入最终决选。因此，对于保守党而言，“是否更换领袖”与“由谁接班”，往往是两个可以先后处理的问题。

工党则不同。过去一年，即使越来越多议员对斯塔默感到担忧，也始终难以形成类似保守党的“倒相”机制。对于许多人而言，更大的担忧并非斯塔默本人，而是重演保守党过去几年不断换相、不断内斗的恶性循环。

换句话说，工党内部并不缺少对斯塔默的质疑，缺少的是一个足以让多数人相信的替代方案。

这一局面在最近几周开始发生变化。

随着伯纳姆重返下议院，并在马克菲尔德（Makerfield）地区补选中击败改革党，工党内部开始出现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判断：改革党并非不可战胜，而伯纳姆或许能够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候选人。

这也改变许多议员对于风险的计算。

过去，他们认为换掉斯塔默的风险大；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认为，继续保留斯塔默的风险更大。

斯塔默宣布辞职后，工党高层迅速向伯纳姆靠拢，多位重量级人物放弃参选并公开支持他，使原本充满不确定性的接班问题，迅速明朗化。

这正是此次换相与保守党最重要的区别。

保守党后期的换相，往往发生在领导人已经失去执政能力之后；工党的换相，则发生在越来越多人相信已经出现替代方案之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党已经解决问题。

改革党的崛起并非单纯由斯塔默个人造成。生活费压力、移民争议、地区发展失衡，以及选民对传统政党的不满，都不会因为更换首相而自动消失。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面临的许多挑战，本身就超出任何一位首相能够轻易控制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带来的跨大西洋关系不确定性、俄乌战争持续引发的欧洲安全压力、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问题的发展，以及长期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和经济增长疲弱，都将继续困扰未来几年的英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