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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的第三十六分钟,我的人生被钉死在一张纸上。

那张纸是陈慧的证词,她用娟秀的笔迹写下:“2021年3月17日晚8点,嫌疑人周远在松林北路12号实施暴力行为,我亲眼目睹。”

她签字的时候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证人陈慧,请你复述一下当晚的情况。”公诉人的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菜单。

陈慧坐在证人席上,穿着那件我给她买的白衬衫——三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我攒了三个月的加班费。她没看我,目光落在对面的墙壁上,那里贴着“公正司法”四个字。

“那天晚上我本来要去接姜晨下班,”她说,声音轻得像在说话给风听,“路过松林北路的时候,我看到周远和姜晨在争执。周远抓着姜晨的衣领,把他往墙上撞。姜晨在求饶,但是周远没停手。”

她顿了顿,手握着证人席的边沿,指节捏得发白。

“然后周远捡起地上的半截砖头,朝着姜晨的头砸下去了。”

法庭里安静了三秒。

我的律师叫李明,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他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某种职业性的遗憾——意思是“证据确凿,我没法翻了”。

我站起来。

“陈慧!”我喊她。

法官敲锤子制止我。法警按住我的肩膀,把我压回座位。但我还是喊出了那句话:“那晚我根本就不在松林路!我在公司加班!监控能证明!”

陈慧终于转过脸,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面什么都有——愧疚、恐惧、决绝——就是没有爱。

“周远,”她说,嘴唇在发抖,“你别怪我。”

别怪我。

这三个字比那一整页伪证都更锋利。

她用三个字告诉我:她知道自己在做伪证,她知道我会因此坐牢,但她还是做了。

因为那个人是姜晨。

三年后,我出狱那天,姜晨来接陈慧。

我站在铁门外面,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远处停车场里,一辆黑色宝马的副驾驶门打开,陈慧从里面下来。紧接着,主驾驶门也打开,姜晨走下来,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上的伤疤被头发遮得严严实实。

他远远地朝我笑了笑。

那种笑很体面,体面到像是在说:你看,我赢了。

陈慧没有笑。她站在离我二十米远的地方,手攥着包带,像攥着一根救命稻草。

我没有走向她。

我转身往反方向走了,口袋里装着狱友塞给我的两百块钱和我三年前那部早就没电的手机。

陈慧在身后喊我:“周远!”

我停了一下,没回头。

“你等等!”她的声音在发抖。

姜晨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低声说了句什么。她甩开他的手,朝我跑了几步,又停下来。

我继续往前走。

一个小时以后,我在路边的招待所里开了个两人间,四十块一晚。我插上充电器,等了三分钟手机才开机。屏幕上跳出三十多个未接来电,全是同一个号——陈慧的。

我删掉了未接来电记录,然后拨通了那个号码。

“喂。”她的声音很急。

“是我,”我说,“明天早上九点,民政局门口见。我离婚。”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十秒钟。然后她说:“你确定要离吗?”

“你做了伪证,把我送进监狱关三年,”我说,“你觉得我们的婚姻还能继续吗?”

她没再说话。

我把电话挂了。

窗外是陌生的街景,三年前熟悉的城市已经变得不太一样了。枕头上有一股霉味,但我不在乎。

我在监狱里睡了三年,什么样的味道都闻过了。

只是我没想到,明天民政局里,等着我的会是另一件完全超出我认知的事。

01

我和陈慧是相亲认识的。

她爸和我爸是高中同学,两个老头闲来没事就想撮合孩子。我当时二十六,在一家软件公司干程序员,月薪八千,加班没日没夜。陈慧二十四,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长得清秀,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第一次见面约在星巴克,她晚了二十分钟,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杯还没喝完的奶茶。

“不好意思,路上堵车,”她说,但杯子里的奶茶只剩个底,说明她早就到了,只是不想第一个进去。

我没戳破,笑了笑说没关系。

后来我们处了半年就结婚了。婚房是我爸付的首付,写的是我和陈慧两个人的名字。陈慧说她没要求彩礼,让我爸给了她妈十万块钱的“心意钱”,这事儿就算定了。

结婚头两年,日子过得还算平静。我加班,她也在加班,两个人都很累,回到家倒头就睡。偶尔周末有时间出去吃顿饭,她喜欢点水煮鱼,我负责挑鱼刺。

真正开始出问题,是在第三年。

那段时间姜晨频繁出现。他是陈慧的初中同学,住在她家隔壁那条巷子里,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姜晨大学没考上,在外面混了几年,后来开了一家二手车店,生意做得不大不小。

陈慧跟我提过他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就是从小认识的,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

但后来姜晨三天两头给陈慧发微信。有时候是转一条搞笑视频,有时候是问她要不要去新开的餐厅试吃,有时候就是一句“今天天气不错,心情好吗?”

陈慧每次都回:“还行”,“太忙了”,“下次吧”。

看似没问题。

但你知道婚姻里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吵架,不是冷战,是你老婆开始对你礼貌了。

这个词听起来很奇怪,但结过婚的人一定懂。

她开始对你用敬语。“帮我拿一下,谢谢。”“你吃了吗?我吃过了。”“你先睡吧,我再等会儿。”

你知道她为什么对你礼貌吗——因为她把情绪给了别人。

那段时间我经常加班到深夜。有一次我提前回来,看到她坐在沙发上,手机亮着,屏幕上是一个对话框。她看到我,迅速把屏幕扣在腿上。

“谁啊?”我问。

“姜晨,”她说,“问我要不要周末一起回老家看你爸妈。”

“他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爸妈?”

陈慧皱了皱眉:“周远,你什么意思?”

“我没意思,”我把工包扔在鞋柜上,“我意思是你和他来往太密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她站起来,声音高了半度,“他是我朋友,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是你老公,”我说,“但他不是你老公。”

她瞪着我说不出话,然后转身进了卧室,把门锁了。

那天晚上我睡沙发。

后来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姜晨过生日,陈慧去参加他的聚会,凌晨一点才回来。我说你去之前怎么不说一声,她说“怕你多想”。我说你已经做了让我多想的事。她说我控制欲太强。

我们之间的裂痕就在这种争执里越撕越大。

直到那天晚上——姜晨说他在松林北路被人打了,报警之后,陈慧对警察说:“我看到周远打的。”

但那个晚上,我在公司加班到凌晨两点。

整栋写字楼的监控都能作证。

但监控录像在案件调查期间“丢失”了。后来我律师告诉我,原来那段监控居然被陈慧提前找人删了——她是用我的门禁卡进的办公楼。

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她是公司的家属,前台都认识她。她说“周远让我帮忙拿东西”,没人会怀疑。

她为了救姜晨,做了全套局。

而姜晨到底有没有被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真相。只知道姜晨头上缝了六针,鉴定是轻伤二级,证据链里有一份陈慧的“目击证言”。

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陈慧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

姜晨只是她的发小。

她是我老婆。

02

监狱里的日子是按秒过的。

头一个月,我每天都想同一个问题:陈慧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要是真喜欢姜晨,可以跟我提离婚。我不会死缠烂打。但她选择了最恶毒的方式——送我坐牢,然后继续和姜晨在外面“体面”地活着。

第二个季度,我不想了。

我见过太多进来的犯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想不通是另外一种自我折磨。你想破脑袋,也改变不了铁门关着的事实。

我在狱里学了一门手艺——修电脑。监狱里有个电教室,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姓刘,以前是技校的老师。他知道我以前干过程序员,就让我帮忙修那些老旧的教学机。

这个活儿在监狱里算得上是“美差”。不用去车间压零件,不用去食堂搬菜,在电教室里坐着,有电扇,有空调。刘老头人也不错,偶尔会偷着给我带包烟。

我跟他聊过几次,他说:“周远,我看你这人不像会打人的。”

我说:“刘叔,我是被冤枉的。”

他说:“进来的人都这么说。但你不一样,你眼睛里有火。”

“什么火?”

“不服气的火,”他说,“挺好的,别让那火灭了。灭了你就真成犯人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想了很久。

我没告诉刘老头,我确实打了人。不过不是姜晨。

我打在陈慧脸上。

那一巴掌,发生在姜晨“被袭击”事件之前一个月。

那天是周末,我提前从公司回来,买了陈慧爱吃的草莓蛋糕。进门的时候,我听到卧室里有声音。

不是别的声音——是陈慧在打电话,语气很温柔:“…我知道,但你最近别过来了,他在家呢…”

我没出声。

我站在客厅里,听着那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往耳朵里钻。

然后我把蛋糕放在茶几上,推开卧室门。陈慧看到我,手一抖,挂了电话。

“谁?”我问。

“姜晨,”她说,“他说下周要出差,问我要不要一起去。”

“你为什么说话那种语气?”

“什么语气?”

“很温柔的那种。”

陈慧站起来,脸色变了:“周远,你监听我电话?”

“门都没关,我听得到。”

“那是我朋友!我从小到大都这么跟他说话!”

“你是跟朋友说话还是跟情人说话,你心里清楚!”

陈慧没说话。她低下头,把手机塞进兜里,从我身边走过去。

我拉住她的胳膊。

她甩了一下,没甩开。

“你放手!”她的声音很尖。

“陈慧,”我说,“你给我说清楚,你和姜晨到底什么关系?”

“朋友。”

“你撒谎!”

我举起手——不是要打她,我真的只是拿起来指她。

但陈慧尖叫了一声:“你别碰我!”

我的手放了下去,放在她肩膀上,想让她冷静。

她猛地推开我,自己重心不稳,朝后面倒过去。她撞在床头柜上,额头碰出了血。

那一刹那,我愣住了。

陈慧坐在地上,手捂着头,血从指缝里渗出来,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恐惧。

“对不起,”我说,“我不是故意——”

“别碰我!”她吼了一声。

我退了一步。

她挣扎着站起来,冲出卧室,跑进卫生间把门锁了。

我听到里面传来水流的声音,还有她的哭声。

那天晚上,陈慧没有出来。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直到天亮。

这件事过去一周,她跟我道歉了。她说她不该对姜晨温柔,以后会注意边界。我也道了歉,说我不该碰她。

看起来是和解了。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她开始在抽屉里藏避孕药。她以前说想生孩子的。

她开始频繁回娘家住。每次去一住就是两三天。

她开始半夜偷偷接电话。有一次我醒过来,发现她站在阳台上,裹着一件外套,对着手机小声说:“再等等,快了。”

我问她跟谁打电话。

她说她妈。

但我丈母娘那阵子在北京,时差两小时。

我没继续问。

一个月以后,警察敲开了我公司的门。

说有人指控我故意伤人。

被害人:姜晨。

目击证人:陈慧。

03

九月二十三号,我坐了三年牢以后,终于出来了。

那天早上我收拾好仅有的几件东西——一件旧外套,两本书,一个充电宝——在狱警办公室里签了字,领回了我进来时带的身份证和一部没电的手机。

铁门从里面推开,外面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柏油路面被晒熟的气味。九月的阳光把地面晒得发白,我眯着眼站了三秒才看清路。

招待所的前台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穿一件暗红色短袖,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她把身份证还给我的时候,多看了我两眼。

“住几天?”

“先住一晚上。”我说。

“三十押金,四十房钱,”她说,上下打量我,“要开水壶不?”

“要。”

她把钥匙递给我,是那种老式的铜钥匙,牌子是白色塑料的,写着“206”三个数字。

房间在二楼,走廊里一股消毒水和烟草的混合味。我打开门,里面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窗户朝北,看不到什么风景。空调是老式的窗机,嗡嗡响,出风口往外喷着灰。

我把东西放在床头,坐在床边,盯着墙上那块发黄的壁纸发呆。

手机充上电,等了五分钟才开机。

未接来电从两条街的密度变成了三十八条。

除了陈慧的三十六个,还有两个是我妈打的——养母周母。我赶紧回拨过去。

“妈?”

电话那头停顿了两秒,随后她哭了出来。

“远子,你在哪儿呢?你出来了?你怎么不跟妈说一声?妈去接你啊!”

“别哭了,妈,”我说,“我没事儿,挺好的。我现在住招待所,明天就去办离婚,办完就回去看你。”

“你那个媳妇——”我妈的话顿住了,犹豫了一下,“那个女人,她来过好多次。你爸不让她进门。她站在楼下哭,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邻居都看笑话。”

“她来干什么?”

“说要等你出来解释。说她对不起你。说她有苦衷。”

我冷笑了一下。

“妈,别信她。”

“我知道,”我妈说,“可那女人说的话,有些地方好像对不上。她说她做伪证,是因为姜晨威胁她,说你——”

“说什么?”

“说你在外面有人了,她气不过才帮姜晨做的局。”

我愣住了。

陈慧跟我妈说这种话?

我在外面有人了?

我这三年,除了公司就是家,连个异性同事的微信都删了,她说我在外面有人?

“她还说别的了吗?”

“她说姜晨手上有你的把柄,她不配合的话,你会有更大的麻烦。”

这倒是新鲜。

我把电话挂了,坐在床上想了十分钟。

陈慧这话,听起来像是给自己找补。但仔细一想,有哪里不对。

她要真想给自己找补,应该在我的案子审理期间就想好借口,而不是等到我出狱了、一切已成定局了,再跑去我妈面前扯这种谎。这不像一个精心策划过的人会做的事——倒像是真有什么她说不出口的苦衷。

我翻到通讯录里一个名字——王探。那是我入狱前认识的一个私家侦探,曾经帮我查过一次交通事故的定责。当时他说过一句话:“周哥,你有什么麻烦,随时找我,我这人嘴严。”

我在招待所的自来水龙头下洗了把脸,然后拨通了那个号码。

“喂,王哥,我是周远。你还记得我吗?”

“周远——”他愣了一下,“你出来了?”

“出来了。”

“有什么我能帮的?”

“我想查点东西,”我说,“我和我老婆的结婚登记记录,你帮我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说,“只是有个直觉,觉得不对劲。”

王探犹豫了一下:“行,我帮你跑一趟。你老婆叫什么?”

“陈慧。”

“什么时候给你消息?”

“越快越好。”

挂断电话以后,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车流的声音。

三年了。

这城市变了很多。我坐了三年牢,错过了一个人一生中很多重要的时刻——我弟弟周涛结婚,我妈做了胆囊手术,我爸退休了。还有——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还有没有资格叫他们一声爸妈。

因为直到这一刻,我才开始认真回想那三年里,陈慧到底做了多少“不对”的事情——她在法庭上为什么不看我;她为什么不给我请律师而是让法院指派;她为什么在我入狱以后一次都没来探视;她明明有时间跑去找我妈哭诉,却不来见我一面。

这不太像一个心虚的人能做的事。

更像是一个——有人不让她来。

04

我在招待所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就醒了。

外面天还灰蒙蒙的,远处有环卫工人扫地的沙沙声。我翻了个身,拿出手机,看到王探凌晨三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周哥,查到了点东西,但现在不方便说。明天约个地方见面聊?”

我回了个“好”。

上午九点,我准时站在民政局门口。

陈慧已经到了。她穿一件浅蓝色的针织衫,头发剪短了些,人比三年前瘦了一圈。她站在台阶下面,两只手绞在一起,看到我来了,眼眶先红了一圈。

“周远。”

我没接话,径直朝台阶上走。

“你等一下,”她追上来,“我有话要说。”

“等办完离婚再说。”我没停步。

她拉住我的衣袖,力度不大,但我还是站住了。

“你真的要离?”

我把衣袖从她手里抽出来:“你觉得呢?”

陈慧抿着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哭着说:“我做伪证,是因为姜晨威胁我。他说如果你不进去,他就把你那个秘密抖出来。”

我转过身,盯着她。

“什么秘密?”

“他说你在外面有一个私生子。”

我差点笑了出来。我和陈慧结婚三年,朝九晚九,周末不是加班就窝在家,我哪来的私生子?我要有那个时间,我首先应该去做个生意发财,而不是租一间四十平的婚房,每个月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

“他在撒谎,”我说,“你知道的。”

“我知道,”陈慧擦了把眼泪,“但我当时不知道。他给我看了照片,是个小孩,长得和你确实有点像。我当时慌了。”

“所以你就信了?”

“他说如果不帮他做伪证,他就把那张照片发到网上,让你身败名裂,让我抬不起头。我害怕,我怕你真的有一个孩子,我怕我们的婚姻变成一个笑话,我——”

“你有我的门禁卡,去公司删监控,也是他教你的?”

陈慧低下头,没说话。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说:“行,我知道了。走吧。”

“去哪?”

“民政局,办离婚。”

我转过身继续走。陈慧在后面跟了几步,没再拉我。

大厅里人不算多,三个窗口有两个在办公。我走到前台,把身份证递过去。

“我来办离婚证。”

柜台后面的女孩接过去,敲了几下键盘,扫了一眼屏幕。

她又敲了几下键盘。

然后她抬起头,眉头微微皱起。

“先生,您说您要和谁离婚?”

“陈慧,”我说,“陈慧,天空的陈,智慧的慧。我们是三年前结的婚,在——”

“等一下,先生,”女孩打断我,把屏幕转过来让我看,“我这边查到了您的个人婚姻登记信息,但是——”

她顿住了,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

“但是什么?”

“但是在您的配偶信息栏里,”她指着屏幕上的空白处,“配偶姓名、配偶身份证号、结婚证编号,全部都是空的。”

“什么意思?”

“意思是——”她抬起头看着我,“您的婚姻登记记录,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