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今天(6月2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对于能源强国建设,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强大?大象新闻记者专访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陆如泉。他认为,衡量能源强国的标准就两条:对内,构建一个能确保自身绝对安全、可持续且高效的能源体系;对外,能以此为基石,主导全球能源转型规则、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陆如泉
【能源大国意味着“规模”,能源强国意味着“权力”】
记者:什么才算是能源强国?能源强国与能源大国有什么区别?
陆如泉:“能源强国”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在能源领域新的战略总目标,根据国家能源局和相关专家的解读,其核心并非追求单一资源规模的强大,而是要求一个国家在能源安全、技术创新、绿色发展、系统协同和国际治理等多个维度上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并能深刻影响全球能源格局。这标志着一个国家从依赖资源禀赋的“能源大国”,向依靠系统性能力的“能源强国”的根本性转变。
能源强国的核心内涵应该是:从依赖资源与资本转向依靠技术与体系,从追求规模优势转向构建质量胜势。能源强国与能源大国的区别在于,能源大国主要依赖资源禀赋(如沙特、俄罗斯的油气),拥有规模优势;而能源强国主要依赖科技与体系(如美国有页岩革命、我国有新能源体系),拥有全产业链掌控力与国际话语权。说白了,能源大国意味着“规模”,而能源强国意味着“权力”。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坚实的能源“底座”】
记者:我国建设能源强国的重大意义何在?建设能源强国的基础是什么?
陆如泉:建设能源强国是增强国家安全与战略主动的关键。当前,能源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我国需要通过建设能源强国,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提升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建设能源强国也是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坚实的能源“底座”。由于人工智能与算力在中国爆发式增长,以及城镇化的稳步推进,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每年新增用电量巨大。由于能源领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体,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在能源领域。建设能源强国,能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并凭借在新能源领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为全球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贡献我国方案。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近十年,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预计2025年的自给率接近85%。还有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近两年,我国电力消费总量已突破10万亿度,每消费3度电里,有1度是绿电。同时,我国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在特高压输电、深地油气钻探、先进核电、智能电网、新能源储能等领域取得全球领先的突破。这些都是我国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雄厚基础。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解决困扰能源发展的“不可能三角”难题】
记者:您认为如何构建一个能确保自身绝对安全、可持续且高效的能源体系?
陆如泉:核心路径就是建设好新型能源体系,就是内部系统性的强大,彻底解决困扰能源发展的“不可能三角”难题,即同时实现能源的安全可靠、经济可行、绿色低碳。一是供给变革,推动能源供给从依赖传统资源禀赋,转向更多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体系支撑。目标是建立“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的新格局。二是技术驱动,截至目前,我国在特高压输电、先进核电、大规模储能等领域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下步是攻关氢能、人工可控核聚变等前沿技术,并推进“人工智能+能源”深度融合。三是体制保障,深化电力市场改革,让价格信号引导能源资源高效配置,激发“源网荷储”灵活互动,同时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区别于能源霸权 我国正开创一条全新的能源强国之路】
记者:主导全球能源转型规则、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拥有辐射全球的能源影响力又当怎样实现?
陆如泉:内部的成就自然会通过产业链、技术和合作模式外溢,形成外部的影响力。一是模式与方案的全球输出。中国不仅是出口光伏板、风机和电动汽车,更重要的是输出一套完整的绿色工业化解决方案。例如,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广“光伏+农业”、“小水电+养殖”等融合模式,帮助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二是技术与标准的全球引领。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为世界提供了约80%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这种规模优势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基石。三是规则和话语权塑造,通过参与和主导全球能源治理,推动自身的技术标准、绿电认证体系成为国际广泛接受的标准。例如,中国的绿证已获得国际组织RE100的全面认可。
总的来说,从能源大国到能源强国的跃迁,是从“卖资源”转向“卖技术、卖标准、卖体系”的过程。与历史上的能源霸权不同,我国正开创一条全新的能源强国之路。其历史意义在于,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一个主要大国,试图不依赖对某一地区化石能源的垄断,而是凭借非化石能源技术、制造和系统整合能力,来确立其全球能源领导地位。这条路,就是对内通过颠覆性技术革命和体系重构实现能源独立与安全,对外通过产业和能力输出重塑全球能源治理规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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