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主政过甘肃和江西，1966年被下放，6年后恢复工作，享年87岁|北平|山东|延安|江西省|甘肃省

1943年春天，鲁西的黄河滩上弥漫着焦土与麦糠混杂的味道，马继孔站在干裂的河堤边，对县里几个老乡说：“再不想办法，咱们都得饿垮。”那一年，他32岁，正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饥荒四处奔忙。很多人后来提起这段往事，总说正是那时的挺身而出，让他在众多革命干部中脱颖而出，也为他此后跌宕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追溯到更早，1911年，马继孔出生在山东泰沂山区的一个富庶农家。家里虽说不差吃穿，却逃不过战乱的阴影。得益于父亲重教的理念，他自小习诗书，17岁考进北平清华，对古典文学有浓厚兴趣。课堂之外，他常去图书馆翻阅《新青年》《向导》《大公报》，在新旧思潮碰撞中，渐渐萌生救国理想。1935年，一场学潮席卷北平，马继孔在夜色里摸到校门口张贴的传单，里面“抗日”二字写得刺眼。那一刻，书卷中的家国情怀突然有了具体重量。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炮火把他彻底推到了历史前台。北平沦陷，他索性退学返乡，奔走呼号，三个月里拉起一支四十余人的游击分队。老乡们都叫他“马先生”，谁也没想到这位读书人枪打得那么准。1938年正月，他联络周边两支地方武装，夜袭被伪军据守的峄县，30多名日伪军被击毙，70余人缴枪投降。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新华社专门发稿，赞他“以书生之身，举炬而行”。

同年冬天，他在沂蒙山区第一次接触中共地下组织。老秘书长拍着他的肩膀问：“愿不愿意把枪口抬高一寸，跟我们一起干？”他点头。几周后，他随队北上，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自此转折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伪“扫荡”频仍。马继孔被派往枣庄、滕县一带动员群众。一边打游击，一边建政权，白天种地，晚上埋地雷，日子苦得很，却也硬是把根据地盘子扩到五六个县。到了1943年大灾荒，天旱、蝗灾、征粮三座大山一起压下来，他决定实行“分区开荒、减租减息”。有人犹豫，他摆手说：“要想打鬼子，先让老百姓站得住。”结果，一年下来，新开的高粱地让粮仓重新蓄满，山东分局把这套办法写成简报，推广到冀鲁豫区。

解放战争爆发，1947年春，我军筹划攻打战略要地济宁。守敌死守城墙，国民党援军却沿津浦铁路南下，准备从汶上突击侧翼。前线指挥部急得团团转，马继孔自告奋勇：“这事让我来。”他率一个加强团夜渡泗河，绕到汶上背后突袭。三昼夜硬仗，歼敌千余，一举瓦解援军，济宁随即解放。此役过后，他被任命为渤海军区独立旅政委，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出奇制胜的作风——敢想敢拼，手里那本折角折得乱七八糟的《孙子》就没离身。

1949年冬，他随华东野战军编入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川贵山高谷深，国民党残余部队退守要隘，企图长期顽抗。马继孔负责后勤，肩负收治伤病员、筹粮运械的任务。他把征粮与“以工代赈”结合，动员本地百姓修路修桥换粮票，不到半年，运输线打通，几十个师的口粮弹药不再发愁。邓公在总结会上评价说，这支后方保障队伍“如影随形，支撑了前线胜负”。

1950年代初，他调入云南省委，先后主管财经、工交等口，常年跋涉在边疆。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薄弱的现实，他顶着压力提出“先修路，后谈产业”，提出“先民后矿、以民带矿”的口号，优先解决百姓出行与农贸难题，才引入锡矿、电力等大项目。云南山区第一条县际公路通车那天，苗族乡亲抬着芦笙请他喝苞谷酒，他笑着却只啜一口，理由是“路还短，酒不能多”。

1965年11月，中央调整西北干部，他被任命为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书记。没想到，一年后风云突变。1966年秋，有人贴出大字报，指责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快被撤去一切职务，下放农场。那片戈壁风沙大，他每天推盐车、担粪水，硬是把旧书装成包袱藏进土墙。一次沙尘暴后，同队知青看见他抱着一本破旧《资治通鉴》，灰头土脸却不改笑意，说：“书在，人就在。”

1972年初，中央重新审查当年“问题”干部。真相大白，他被召回兰州主持甘肃革委会日常工作。面对满目疮痍的企业，他先让厂矿恢复基本生产，再推行“以工代训”“师带徒”，短短三年，河西走廊一带轻工业总产值翻番。1977年冬，他出任甘肃省委书记，狠抓治沙和开发祁连山资源；半年后，中央考虑到南北经济布局，让他调任江西省委一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