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6日晚间,一列国际列车开进平壤火车站。站台上人不多,几名朝鲜工作人员站在灯下等着。他们接到通知,今晚有两位中国客人到达。

74岁的胡真一由儿子王辽宁扶着走下车厢。她个子不高,一头白发,穿一件深色外套。这是她第一次到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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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站的人快步走上前,把一部移动电话递给她。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对方说的是汉语:“老战友,欢迎你来朝鲜!”

胡真一拿着电话,没有马上开口。这个声音她认得,可是有五十年没听过了。打电话的人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

金日成在电话里讲:“我找了你五十年呀!”

这次通话本身就是一次破例。金日成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多年,极少主动给外国人拨打电话。这次他不但打了,还用汉语聊了好一阵。接站的人对胡真一讲,金日成同志已经安排好一切,请她先去宾馆休息,第二天再正式见面。

第二天上午,一辆黑色轿车接上胡真一母子,开到平壤市区一处接待场所。车停稳的时候,金日成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他八十二岁,身体还很硬朗,穿一件深色人民服。看到胡真一下车,金日成紧走几步迎上来,伸出双手握住她的手。

“老战友,你来了。”金日成说。

“我来了。”胡真一说。

两个老人面对面站着,看了好一会儿,眼睛都湿了。他们上一次见面是1945年。那年金日成三十三岁,胡真一二十五岁。

胡真一站在平壤的土地上,脑子里翻起来的却是五十多年前的事。

胡真一生于1920年,老家在辽宁省凤城县。凤城靠着辽东山地,胡家是种地的农户,靠几亩薄田过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很快占了东北全境。凤城成了沦陷区。日本人到处抓壮丁修工事、挖矿、伐木。胡真一的二哥也被抓走,给日军修建军事工程,不久后被杀害。家里人后来才打听到这个消息。

这一年胡真一十六岁。

1937年,十七岁的胡真一做了决定,加入抗日队伍。她找到了活动在吉东一带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随后被编入第五军妇女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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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的生活非常艰苦。日军经常发动“讨伐”,部队常年藏在山林里打游击,缺粮食,缺衣服。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战士们也只能在野外宿营。妇女团的战士一样要行军打仗,胡真一没多久就学会了用步枪和手榴弹。她话少,做事利索,战友们对这个从凤城来的姑娘印象很好。

胡真一在抗联第五军认识了柴世荣。1938年5月,两人结为夫妻。

柴世荣生于1894年,比胡真一大二十六岁。他是山东胶州人,小时候随家人闯关东,落脚在吉林和龙。九一八事变之前,柴世荣已经是当地出名的猎手,枪法准,山林经验足。

事变后他拉起一支抗日队伍,1934年率部加入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1937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正式编成,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1938年初周保中调任第二路军总指挥后,柴世荣接任第五军军长。

第五军的活动范围在吉东八县,这八个县是宁安、穆棱、勃利、依兰、方正、宝清、富锦、桦川。柴世荣带着部队在这些地方伏击日军运输队、炸铁路、拔据点。日军悬赏他的人头,价格开到了六万大洋。

同一时期被悬赏六万大洋的还有一个人,就是金日成。金日成比柴世荣小十八岁,当时担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活动区域挨着第五军。

为了躲开追捕,柴世荣留起了大胡子,金日成剃光了头发。两人碰面的时候,一个大胡子,一个光头,都忍不住笑了。

胡真一嫁给柴世荣以后,跟着部队走。她第一次见到金日成,就在这一年的秋天。

金日成和柴世荣的交情,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末期。那时候柴世荣在和龙当猎户,金日成还是个少年,两人因为抗日活动认识。此后十几年,两个人从上下级变成了好朋友。柴世荣曾经冒着风险,从日军手里救出了金日成手下被俘的七名战友。金日成一直记着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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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日本关东军加大了对吉东地区的“讨伐”力度,抗联部队伤亡很大,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主力按照计划向北满和苏联境内转移。

柴世荣带着第五军剩下的人渡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金日成所部也撤到了苏联。两家人被安置在哈巴罗夫斯克,住进了同一栋木屋。胡真一和金日成的妻子金正淑成了邻居,两家只隔一道薄木板墙。

撤入苏联的抗联部队,被统一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这个旅也被称为“国际旅”。柴世荣在旅部工作,金日成任该旅第一营营长。

苏联方面给的供应有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是两家人住在一起,互相帮着,苦日子里也有几分暖意。1941年,胡真一在苏联生下第一个孩子。同一年,金日成家也添了一个儿子。

金日成时常到柴世荣这边串门,两家人坐在一起逗孩子。他的汉语讲得好,和胡真一说话基本不用翻译。有时候苏联方面给了一点糖或者茶叶,他们就分开来用。孩子哭了,大人轮流抱,也分不清是谁家的。

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太久。

1943年秋天,胡真一刚生下第二个孩子,身体还很虚弱。产后第七天,柴世荣接到命令,要离开驻地。关于这次离开的具体情况,胡真一多年后回忆,当时她只知道丈夫要去执行任务,细节一概不知道。

柴世荣走的那天早上,胡真一还躺在床上。他走到床边看了看孩子,摸了摸胡真一的额头,讲了一句:“我走了。”胡真一讲了一句“早去早回”。柴世荣点点头,转身出了门。

这一走,他再也没有回来。

柴世荣没有音讯之后,胡真一等了好久。1944年,柴世荣在苏联被错杀。这个消息很多年后才被确认,而在当时,胡真一只知道丈夫一去不回。她慢慢认了这个事实,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金日成在那段时间给了胡真一很多帮助。他安排人给胡真一送粮食,还让妻子金正淑常过来陪她说话。有时候他自己也来,坐一小会儿,问问孩子的状况,然后走了。他话不多,可是胡真一记得他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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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苏联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开进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很快垮了。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光复。

金日成在苏联方面的支持下准备返回朝鲜。临走之前,他找到胡真一,递给她一个小布包。胡真一打开看,里面是几件金首饰和半小瓶金子。

“你拿着,”金日成说,“用得着。”

胡真一没有推托,收下了。她知道这一分开,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见。

1945年9月,金日成乘火车经元山返回平壤。胡真一带着孩子站在木屋门口,望着战友远去。此后五十年,两人天各一方。

胡真一后来带着孩子回到中国,几经辗转到了重庆,在那里安顿下来。之后她担任了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线志愿军急需物资,国内发起了捐献运动。胡真一想起了金日成当年留给她的那包金首饰和半瓶金子。她把这些东西全部找了出来,卖掉之后捐了出去,当作抗美援朝的军费。有人问她舍不舍得,胡真一讲:“那是在打仗,什么都舍。”

金日成在朝鲜多次托人找胡真一的下落。可是中国地方大,五十年代通讯条件又有限,加上胡真一一直在重庆平平淡淡过日子,消息始终没能传回去。金日成得到的结果一度是,胡真一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将近五十年。

1994年春天,一名朝鲜干部到中国参加培训。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碰到一位抗联老战士,闲谈间提到了金日成同志当年的中国战友。那位老战士随口讲了一句:“胡真一还在呢,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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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朝鲜干部吃了一惊,马上通过朝鲜驻华大使馆把这个消息报了上去。消息很快传到平壤。

金日成看到报告后,决定邀请胡真一访朝。他亲笔写了邀请函,又觉得这样还不够快,干脆直接拨了国际长途。这是五十年来他第一次给外国人打电话,也是第一次主动联系一位中国老人。

电话接通的时候,胡真一听出了他的声音。

“老战友,我找了你五十年呀!”金日成在电话里讲。

访问的行程很快定了下来。胡真一带着儿子王辽宁动身了。这就是故事开头的那趟列车。

1994年5月7日,金日成在自己的办公地正式接见了胡真一。见面之后,他设下家宴,桌上没有太多陪客,只有两位老人和翻译,还有胡真一的儿子王辽宁。金日成一直用汉语说话,偶尔想不起一个词,就停一下,换个说法。他给胡真一夹菜,问她在中国的生活怎么样,问她的身体,问她的孩子。胡真一后来对儿子讲:“他还是那个样子,一点架子都没有。”

访问期间,金日成两次宴请胡真一,由朝鲜国家副主席陪同参观平壤的部分设施。金日成亲自陪她走了部分行程。他一边走一边向胡真一介绍朝鲜的变化。金日成指着一片新盖的居民楼讲:“这些楼都是我们自己盖的。”说话的口气像老熟人之间聊家常。

分别之前,金日成又安排了一顿家宴给胡真一送行。席间他拿出几样礼物,一块金手表、两枚金戒指,还有高丽参和几件丝织品。他亲手把表戴在胡真一手腕上,讲:“留着当个念想。”

胡真一接过礼物,没讲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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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又讲了一句:“你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中国大姐。”

两个人再次握手,握了好一会儿。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安静站着,没人上前催。

离开平壤那天,胡真一坐在车里回头望了望。金日成站在门前,一直目送车子开远。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在平壤逝世。

胡真一在重庆家中得知这个消息。她坐了一会儿,对儿子讲:“他找了我五十年,我们只见了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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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胡真一在重庆病故,终年八十八岁。家里人按照她生前讲过的意思,把她的一部分骨灰送到朝鲜,安放在那片土地上,和她的老战友们长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