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岁月回忆：那年我从云南回重庆探亲，感觉家家伙食都开得很好|云南省|兵团岁月|探亲|昆明|豆花|贵阳|重庆市

题记：我讲的，只是1974年真实的片段。而感觉，有时是错觉。信不信由你...…

已经50余年前了，那时我还算少年。兵团给我的探亲假，有24天。两年探一次，算起来，就是每个月一天。从西双版纳景洪回重庆，路途要6天：4天汽车，两天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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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火车，先乘昆贵线（昆明一贵阳），再转川黔线。没有卧铺，最多在昆明上车时有坐票，记得票价好像19元。到贵阳已深夜，下车再转去重庆的火车。先得出站，改签，再进站。人太多，有时连门都进不了，得翻窗子。

那时车上的人多鸡贼呀，进贵阳站之前就把窗子关上了。我们就得选一个身强力壮的莽子，先从车门挤进车厢，然后开窗，把行李和人，一个个拖进去。其状，和80年代末民工春运潮一模一样，都是绿皮车，都是人山人海。

公安人员就在站台上，却没人管，司空见惯的乱，管也管不过来。只要没人打锤，他们就站着看，抽烟、闲说。毕竟我们是从车窗翻进来的，难免踩到别人的脚、弄脏别人的衣，人家也会责怪，一般道个歉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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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遇到对方也是莽子，双方就雄起了。但我们人多呀，又是从版纳深山老林钻出来的，一个二个晒得又黑又红，模样像土匪。对方多为出差人员，性子再莽、力气再大，但只有一人，我们只要提几句虚劲，他就得下耙蛋。最大的虚劲是：你狗日的嘴巴再狡，信不信今天砍你一扁担，把你龟儿从窗子甩出去？虚劲，是要提的。真打，哪敢！等了两年才探亲，都想回家见父母，谁都不想惹事，且我们每人都带了二三十斤白糖。

版纳出糖，随便买。重庆要票，肝炎病人才供1斤，一旦动手把白糖打散了，岂不要命？2.

1974年的重庆，虽说白糖、猪肉、香烟、米面都要票证，但带鱼不要，可以随便买。记得好像3角钱1斤，是冰冻带鱼。去云南支边前我也吃过，是咸带鱼，咸得发苦的那种。1974年的冰冻带鱼，听说是上海支援的。那年东海渔场大丰收，江之头支援江之尾，是兄弟城市的情义。连省城成都，都轮不到这等好事呢！想想，3块钱可以买10斤，那是多大一堆呀！

带鱼先炸二面黄，然后用泡姜泡海椒加葱段“笃”，既鲜美，又完美。正是春节前后，我跟着父母一家一家拜访亲朋。每一家，都有炸好的带鱼。有干炸的，也有笃好的。每一家，都红红绿绿的摆一大桌子。黄鳝，3角钱1斤，1块钱秤3斤多，加1斤蒜苔炒出来有两大碗；新鲜猪肉0.77元1斤，割2斤炒回锅肉，配上豆腐干和蒜苗，炒出来也是两大碗；拌两盘凉拌三丝，酥1盘花生米，炒两个素菜，再炖一顶罐海带筒子骨汤，最多10块钱，围桌而坐的人们，舒服得想在板凳上板，至少，我有这种感觉。

支边前，我很少跟随父母亲走人户。“支边青年”，是那一代重庆父辈们，对去云南知青既亲切又怜悯的称呼。父母亲带着我走人户，可能是想对我有所补偿吧。其实补偿个啥嘛，我在云南至少还有28元工资，而同校重庆六中去酉阳插队的同学们，那才真叫“分钱没得，哪能吃烧白”？

最先去的是二孃家，二孃朱令仪，姨父杨克南，都在公交公司上班。姨父工资50多块，二孃40多块，家里有两个女儿，杨丽莎和杨丽秋。二孃儿子朱利锋已去云南景洪1团7营支边。故，他家收入90多块，伙食开得还算好。

落座，桌上有鱼有肉。大人们都要喝点五加皮或八搭二等Y酒，我却直接上肉，满嘴流油，吃相凶恶，差点梗死。二孃笑着骂：“你勒个砍脑壳的吔，慢点嘛，有没人跟你抢”。呵呵，我在云南老林里缺肉呀，得补回来。

接着去舅舅家，舅舅朱敬平，舅妈程仁杰，一个行政18级，一个20级，加起来收入有140多块，家里只有两个孩子，女儿朱玲瑶，儿子朱荣远——你说他家伙食好不？钱多，人少，念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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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去小龙坎土湾三孃家，三孃朱思礼，姨父文林，都是重庆纺织工业的第一代，家有四个孩子。收入比不上舅舅家。但三孃能干，会推豆花，新煎的油辣子和新舂的花椒面，拌上葱花，再蘸绵杂的豆花，那味，无法细摆，让城里的高豆花矮豆花之流，爬一边去吧。

三家走完，然后去杨家坪的远房大孃杨长忠家；重庆大学的张兴奇家；磁器口丝纺厂的张兴礼、张国凤家；还有杨家坪新华厂的二大爷家（已记不起他名字了）。他抽叶子烟竿，是家里说一不二的狠人。他让我坐上席，就在他左首。我觉得好压抑，反而没吃好。窗外，新华厂的大喇叭正在教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时文革后期恢复演唱的第一首抗战歌曲。

有一天，随父亲去南岸弹子石一户人家。那是父亲的熟人，住半上腰上。从朝天门坐轮渡过河，已是撑灯时分。从他家门口，可看到朝天门和江北城昏黄的灯光一片又一片，倒映在江水里，像灯的河。他家的房子，是竹篾条编的，糊满报纸，感觉大风一吹，就会被吹进江里。

菜上桌了，丰盛十足。一桌有男有女，先喝酒。我身边坐了个大姐姐，穿蓝色劳保服。她应该在工厂上班，长得真漂亮，是天生的美神。那时哪有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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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姐不停给我夹菜，说，多吃点，多吃点。我一下脸红了。我发现有点喜欢她，其实我懂个屁。那一餐，是我吃得最斯文的一次。其后再没见过她。很多年后读虹影写弹子石、野猫溪，一下就找到了“最重庆”的感觉。

一家家走过，一家家吃。礼性我不送，只带一张嘴。我还是小崽儿，桌上，除了嘴巴不歇气嚼，就是听在大人们边喝边摆龙门阵。

50余年过去了，我发现，酒桌上的龙门阵被一代代重庆人传承下来。重庆人，没有喝闷酒的，除非是想自杀的走投无路者。当大人们知道我是支边青年时，多有怜悯和啧啧的感叹，好像我是从劳改农场出来的。

我忿呀！你们虽然是老辈子，但我也是堂堂兵团战士嘛；你们上了二三十年班，也就关四五十块钱，我16岁一到兵团，就关28块，也不差嘛。中国人，永远有自我安慰的心理暗示和精神胜利的奇妙算，。其实很傻。

多年后读卢梭，“慈悲心是那温暖的阳光，驱散世间的寒冷”，我才懂重庆人看似外壳坚硬，内心却柔软着。我探亲时，我哥已去成都军区空八军当兵，他给我寄来省下的军装和军帽。这是当年重庆崽儿最时髦的爱马仕。我穿戴着一家一家走人户，吃着1974年最好的伙食。我竟忘了，这是1974年的春节！——节一过完，哪家不是茄子、豇豆、水藤菜加凉拌黄瓜？

短缺年代，早已远去了。我认识的老辈子们，几乎全部去了天国。感恩他们省下一口给我的鱼肉！而我，也成了一个絮絮叨叨的糟老头子，摆点老龙门阵，无外是半个世纪前，重庆有过的真实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