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周恩来回国前与同志合影。前排左4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4期
原题：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支劲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共产党员
作者：吴时起
本文有删减。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曾经有一批青年，先后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或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 到欧洲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 并在战斗中成长。他们不是个别人, 而是一大批领袖人物。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作出过极大的贡献, 并且影响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在和未来。在这支队伍中, 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蔡畅等;在历次革命运动中的著名领导者有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延年、向警予、王若飞等;还有各方面的重要负责人徐特立、欧阳钦、何长工、傅钟等。此外, 还有一批在科技文教战线上作出重大贡献的共产党员。他们先后回国投身于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们真正是我们民族的精英。
留法勤工俭学部分同学合影
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是1847年赴美留学的容闳。那时零星出国的还有个别人, 都是自费留学。成批出国留学, 开始于洋务运动期间官派的官费生, 前后十几批, 约二百人。到20世纪初, 从官费发展到半官费和自费, 掀起留学热潮。其中以留日者最多, 达两万多人, 大部分是学军事、政法等学科。辛亥革命后, 为适应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 留学的方向、学科都有所变化, 转为去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其中, 因法国科技比较发达, 民主空气浓厚, 物价低廉, 故又以去法国的最多。然而, 在法国一年的学杂费用, 也需六百多银元, 中等家庭负担不起。于是李石曾、吴稚辉、蔡元培、吴玉章等相继发起俭学运动和勤工俭学运动。俭学生以俭求学, 不去做工。但是即使再节俭, 一年也得花三四百银元。俭学运动解决不了一般学生出国求学的需要。1909年, 李石曾在巴黎开豆腐公司, 从家乡带去四十多名工人, 工余教他们学文化, “勤于作工, 俭以求学”。这种做法对于倡导者们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既然工人能办到, 那么发动青年学生到法国来, 不是也可以做到勤工俭学吗?他们建立了“留法俭学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 还在北京、保定、长辛店等地开办留法预备学校、预备班, 发动青年学生去欧洲俭学或勤工俭学。
1916年,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 军民死伤数百万人, 劳动力缺乏, 于是派人到中国招收华工。从1916年到1918年初, 赴欧华工 (英、法、俄) 约18万人, 其中15万在法国作战勤服务。由于多数华工是被骗去的, 待遇又与欧洲工人不平等, 备受压迫和剥削, 故时有反抗, 矛盾甚深。法国统治者不从其残酷统治中找原因, 反认为是华工缺乏教育。于是法国政界、教育界主张联合旅法华人中的知名人士, 组织对华工的教育。1916年建立“华法教育会”, 在巴黎和北京两处都设立会所。中国会长为蔡元培, 其他负责人有汪精卫、李石曾、李圣章、吴玉章。法国会长为欧乐, 其他负责人有穆岱、裴纳、法露、宜士。北京的“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等机构, 实际上都是一套人马, 其经常性的工作都是发动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从1917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 经“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的学生, 有三批共117人。他们乘船到法国马赛港, 巴黎“华法教育会”派人到码头接待, 直送到巴黎会所“华侨协社”, 然后介绍去工厂做工或介绍去学校学习。
勤工俭学运动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运动, 但它给先进的中国人找到马列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周恩来在巴黎
二、寻找革命真理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横暴, 逼迫着每一个有志之士千方百计地去寻找一条出路, 以挽民族于危难之际, 救生民于涂炭之中。他们踏着前人的脚步, 向西方学习。包括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都是如此。
十月革命的炮声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五四运动使中国人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 也给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注入了新的因素。先进的中国人带着关怀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激情, 放开眼界观看全世界。他们看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新潮流, 逐步抛弃了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的理想, 转而向往社会主义。全国新出版的刊物四百多种, 多以研究新思潮, 谈论社会主义为时尚。但是传入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各种各样的新思潮, 又鱼龙混杂, 莫衷一是。有无政府的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议会社会主义, 还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哪一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人们只能挑选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东西, 去描绘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
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 使人们必然更多地关注苏俄的社会主义。苏俄革命是怎样搞成功的?中国是否可以借鉴?能不能去苏俄考察一下?由于中苏交通尚未恢复, 直接去苏俄是不可能的。欧洲离苏俄较近, 又处在革命高潮之中。到欧洲去, 也许能找到一条可使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途径。
华法教育会发动的勤工俭学运动, 只要筹够路费, 就可以到欧洲去 (一张四等舱的船票约需100银元) 。到了法国, 有工可做就有办法。在那里研究苏俄革命, 学习各种新思潮, 条件要比国内好得多。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大批爱国青年走上勤工俭学道路的重要原因。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劳工的胜利。蔡元培带头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 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1919年12月, 王光祈等在北京组织“工读互助团”, 实行半工半读, 互相帮助, 各尽所能, 平均分配的新制度。这个理想社会的雏型, 出笼不到半年, 就以失败告终。“工读互助团”是失败了, 但工读主义的理想却也促使人们走上出国勤工俭学的道路。
在北洋军阀统治下, 教育事业备受摧残。教育经费挪作军费, 军队占住学校, 学生无学可求。华法教育会帮助他们出国学习, 无异雪中送炭, 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事。
上述种种因素, 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到1920年12月, 连同五四运动前的三批, 由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欧的共20批, 超过1600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年过半百的葛健豪 (蔡和森的母亲) 、黄齐生 (王若飞的舅父) , 还有43岁的徐特立。十几岁的近二十人, 包括邓小平、何长工、唐铎、陶尚钊等。
1920年下半年, 欧洲经济已开始萧条, 失业人数猛增, 不可能再容纳新增加的国外劳动力。赴欧的后几批人, 就已不易找到工作。到年底, 再也没有华法教育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生了。1919年到1920年上半年, 法国经济情况尚好, 华法教育会作了较好的准备工作, 法国方面积极配合, 故入厂入校很顺利。学生们或先工后读, 或先读后工, 或半工半读, 都好安排。
据1920年8月不完全的统计, 入学的有670人, 分散在蒙达尔纪、枫丹白露等20多所学校, 先学法文, 然后才学专业。蔡和森、李维汉、陈毅、李富春等80多人在蒙达尔纪公学, 向警予等14人在蒙达尔纪女校。1921年, 比利时劳动大学招收中国学生, 聂荣臻、刘伯坚等100多人先后到该校学习。初期到德国的很少, 后来因德国马克贬值, 对持有银元的中国学生来说, 物价相对便宜, 转去德国的逐渐增多。
先找工作的人比先进学校的人要多得多。他们分散在各地七十多个工厂, 最多的是钢厂, 其他如车辆厂、飞机零件、化工、造船、电气、橡胶、印刷、人造丝等工厂都有。少数人到矿山、农场。他们由于没有技术, 多是做粗工、杂工、徒工。干的是当地人不愿干的活, 如轧钢“拉红铁”, 当年没有先进的轧钢机, 靠工人戴着石棉手套扶着烧红了的钢条来回轧。又如翻砂工, 砂粒飞扬, 吸到鼻子里都喘不过气来。总之, 进了工厂, 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 工资却很微薄。资本家不管你原来是学生还是工人, 不管你体力条件如何, 通通是他用钱买来的劳动力。
勤工俭学生一下子变成了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对象, 和法国工人处于同受剥削压迫的地位, 工资比法国工人还要低。一天干十二三个小时, 能挣得十几二十个法郎。找不到正式工的就到处做杂工, 推蔬菜, 送牛奶, 装卸货物, 到车站帮人搬行李, 抱小孩, 到饭馆削土豆皮, 在旅店擦皮鞋等, 一天能挣十个八个法郎。找不到工的, 即回华法教育会候工, 住地窖、布棚, 每天领取五法郎的维持费。从不愁吃穿的学生到备受资本家压榨的工人, 完全是两个世界两种生活。他们的阶级地位变了, 思想感情也在变, 真正认识到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资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 实毫无人心, 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1]工人阶级必须“和那种杀人不见血的私有制度拼个你死我活”[ 2]。
王若飞在贵阳陆续发表了他的《圣夏门勤工日记》, 不但谈到了法国的阶级斗争, 而且写道:
“当我们树立了信念和找到了一种行动方法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实现中国的改造了。”
上海一家法文报纸驻贵阳的记者看了以后, 将日记全部译成法文刊出, 并发表评论说：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翻译这个学生从法国得到的印象”, “他们思想中充满了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或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 要把这些原则应用到中国并且改变他们国家的面貌。”
从学生到工人, 这与在国内的工读互助运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和法国工人、旅法华工结合成一体, 这给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可以这样说,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工人阶级化的知识分子。
这里并不是说, 勤工俭学生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主观条件不同, 来法的动机目的各不相同, 即使是为寻求救国真理而来, 也有各种各样的救国论, 如读书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甚至音乐救国等等。到欧洲后, 又受到欧洲各种各样社会思潮的影响, 因而政治上必然会发生分野。只有那些把立场和世界观彻底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真诚的革命者, 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蔡和森到了蒙达尔纪, 凭借字典, 猛看猛译, 用五六个月时间, 阅读了一百多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得出了一个结论:
“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 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3]
他提出了一整套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和实施步骤。他给毛泽东、陈独秀有关建党思想的几封信件, 是现存建党方面最早的珍贵文献。周恩来到过英、法、德等国, 对各种主义反复研究, “推求比较”, 明确指出:
“我们坚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4]
在欧洲, 各种著作,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都是公开出售的, 研究各种主义都很方便。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 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 切磋琢磨, 互相提携, 一批批地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党团组织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1923年，旅欧少共临时代表大会合影。后排右六周恩来。
三、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
在法国的十几万华工, 曾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 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 巴黎华工一万多人与各界华侨, 包围中国专使团, 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留法勤工俭学生来到法国, 首先和华工相结合。如克鲁梭的施乃德钢铁厂, 三万多工人中有上万华工, 学生没有技术, 只能做一些粗重的活, 得到华工的帮助。华工没有文化, 遇事请学生出主意。他们互相帮助、互相照顾。阶级感情和民族感情使他们融合在一起。
勤工俭学生和法国工人及华工同劳动, 共命运, 他们不仅参加了华工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 而且也与法国工人一道参加了反对资本家和农场主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给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长沙新民学会先后到法国的会员18人, 大多住在蒙达尔纪。1920年2月, 李富春、张昆弟、李维汉、李林等组织“工学励进会”, 8月改名“工学世界社”, 成员发展到30多人。
1920年7月6日至10日, 新民学会召开会务会议, 确定学会的方针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蔡和森在会上明确提出要组织中国共产党,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年九、十月间, 工学世界社开会, “经过热烈的辩论, 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5]这两个组织及其所团结的群众, 被称为“蒙达尼派” (湖南人把法文“蒙达尔纪”发音为“蒙达尼”) 。蔡和森原拟联络旅欧华人各进步团体, 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这两点上取得一致, 即于1920年冬, “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3]。他曾为此做过很多工作, 找赵世炎、李立三等联系。由于意见不能很快取得一致, 又于1921年秋被驱逐回国, 他的建党计划未能在欧洲实现。
集中在里昂附近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等人, 1921年2月成立了“劳动学会”。同年3月28日, 以劳动学会为核心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 从初建时的十多人发展到一百多人。他们主张努力做工以维持俭学, 不同意蒙达尼派搞求学运动。他们很重视华工的工作。这一派被称为“勤工派”。领导者为赵世炎、李立三。后来加入的有王若飞、陈延年等。
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 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应吴稚晖之聘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当逻辑学教授。陈独秀曾委托他到法后在华人中发展党员。1920年11月24日他从上海起程赴法。到法国后发展了同船来法的刘清扬入党。以后又发展周恩来入党。加上在国内入党后赴法的赵世炎、陈公培, 一共五人, 组成共产主义小组, “没有正式名称”[6]。
勤工俭学生中还有一些小组织, 如“勤工俭学互助团”、“勤工俭学互助组”、“劳动同盟”、“劳人会”、“工学实践团”、“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勤工俭学第一组”等等, 后多相继参加了“勤工俭学学会”等较大的组织。
1920年冬, 欧洲经济萧条, 找工困难, 华法教育会不是积极与国内联系, 安置勤工俭学学生入里昂中法大学就读, 反而于1921年1月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中国驻法公使馆停止发放维持费, 准备将“无力自给者”遣送回国。蒙达尼派于2月28日领导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发动向公使馆“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的求学运动, 并取得初步胜利。当时称之为“二八运动”。
1921年6月, 北洋政府派专使到巴黎, 以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为条件, 向法国借款三亿法郎, 后增至五亿法郎, 勤工俭学生与各界华侨掀起拒款斗争并取得完全胜利。
1921年9月, 原本为解决勤工俭学生就学而创立的里昂中法大学, 从国内招来一批富家子弟, 反而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勤工俭学生发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国公使陈箓与法国政府相勾结, 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等104人押送回国。赵世炎逃到法国北部, 在华工中隐藏起来。
1921年冬, 赵世炎与周恩来、李维汉、刘伯坚等联系, 筹备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
1922年6月3日, 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一块空地上, 召开了旅欧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到会者为来自法国、比利时、德国的代表18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佘立亚、袁庆云、傅钟、王凌汉、李慰农、肖朴生、肖子璋 (肖三) 、汪泽楷、郑超麟、尹宽、任卓宣。大会开了三天, 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赵世炎任总书记, 周恩来负责宣传, 李维汉负责组织。
1922年10月, 少年共产党为加入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而进行了一次全体成员总投票, 获得全票通过。会上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由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尹宽五人组成。随后于11月就此事派李维汉回国与国内团中央接洽。12月, 又写信给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和少共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团陈独秀、刘仁静, 再次申明要求加入国内团组织。不久, 先后接到中国代表团和国内党中央的指示, 同意加入国内团组织, 并指示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 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一小镇的礼堂召开临时大会。42名代表参加, 代表党员72人 (其中旅法58人, 旅德8人, 旅比6人) 。大会决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赵世炎等将要去莫斯科学习, 改选周恩来为执行委员会书记, 肖朴生、任卓宣、尹宽、汪泽楷为委员, 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大会通过新的团章 (这份团章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中国共青团早期地方组织章程, 周恩来起草) 。
1922年8月1日, 也就是少年共产党成立后的两个月, 出版了机关刊物《少年》杂志。这是一本理论刊物, 红色封面, 16开本。除1922年12月出过两期, 1923年1—2月停刊之外, 都是每月出一期, 每期30页。1923年3月重新出版时, 改为24开本, 42页。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 也以该刊作为机关刊物。1923年7月1日刊出第10期后, 改为不定期刊。1923年12月10日刊出最后一期 (第13期) 。1924年2月1日改刊为《赤光》半月刊, 16开本, 12~16页, 到1925年6月7日, 出版33期。负责出版刊物的先后有赵世炎、陈延年、邓小平、李富春等。邓小平曾经被誉为“油印博士”。
1922年，周恩来和友人在柏林留影
四、中共旅欧支部
1922年11月李维汉回国不久, 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法国、比利时、德国分别建立了党组织, 并联合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参看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 。原来参加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及法国共产党等有党员关系的是旅欧支部最早的成员。接着在共青团中大力发展党员。党组织不公开活动。党员都参加团的组织, 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活动。现在看到的资料, 第一次出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名称的是1925年4月1日出版的《赤光》第28期。
1922年10月, 朱德、孙炳文到柏林, 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旅欧支部的工作。由于朱德是滇军将领, 又是资格较老的国民党员, 为了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 所以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是保密的。国共合作后, 他以老国民党员身份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1922年8月,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王京岐到法国筹组驻法支部 (王京岐是1920年6月赴法的勤工俭学生, 1921年10月与蔡和森、陈毅等一起被押送回国, 翌年加入国民党) 。周恩来等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主动与王京岐联系。
1923年3月10日, 中共旅欧支部召开共青团会议, 研究加入国民党的问题。4月, 又派代表到里昂和王京岐商量。6月l6日, 双方代表再作商谈并达成协议, 旅欧共青团七十多名团员 (党员都是团员) 全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 旅欧国共两党的合作, 比国内早半年实现, 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导。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
1923年8月, 王京岐因公归国。同年11月25日, 国民党驻欧支部在里昂举行成立大会, 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 在执行部长王京岐回国期间, 代理部长职务。先后在国民党驻欧支部担任各种职务的中共党员还有李富春、聂荣臻、熊锐、朱德、刘鼎等。
1924年6月6日, 王京岐回到巴黎, 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 成立驻法总支部, 王京岐任主席。不久, 补选共产党员施益生任副主席。中共旅欧支部在领导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中,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使统一战线不断壮大和巩固。1923年7月, 联合22个团体, 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 在旅欧华人中掀起反帝爱国的高潮, 都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伟大胜利。
中共旅欧支部对旅欧人员中以华林、李卓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派和以曾琦、李璜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 (国家主义青年团, 后改名为中国青年党) , 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中共旅欧支部派出一批党团骨干深入做旅法华工的工作, 帮助他们健全华工总会, 建立工人夜校, 出版《工人旬报》等等, 在华工中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
中共旅欧支部成立时, 党团员有30多人, 1923年发展到72人, 1924年发展到200多人, 成为旅欧华人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战斗集体。1923年开始, 奉中共中央的指示, 分批到莫斯科学习。有到东方大学的, 有到军事学院的, 他们经过短期学习, 即取道回国投身于大革命。
1924年7月, 周恩来奉调回国, 9月初回到大革命的中心——广州。1925年至1926年间, 国内急需干部, 大部分成员回国, 旅欧支部的工作基本结束。仍留欧洲工作的只有个别党员。
蔡和森与向警予
五、几个特点
曾经参加过勤工俭学运动或参加过中共旅欧支部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 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环境大体是相同的, 因而具有大体相同的几个特点。
第一, 他们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 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问题上, 解决得比较好, 比较彻底。他们进了工厂, 就是工人。不是去“体验生活”, 不是下去“蹲点”, 不是为了去“接近”工人, 而是作为谋生手段, 和工人一起在死亡线上挣扎。“架子放下了, 面子撕破了, 工作服一穿, 完全是一个劳动者。”[7]……
第二, 他们刻苦攻读了大量马列著作, 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理论, 当时在国内是很难做到的。他们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准备对中国共产党整个历史发展进程, 都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 他们对资本主义有真切的了解, 因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见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 眼界比较开阔, 因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更深的理解。
第四, 欧洲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工人阶级有几百年的历史, 是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 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大公无私, 最有远见, 富于革命彻底性, 具有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旅欧同志受到这个工业无产阶级的熏陶, 在他们投身革命的最初阶段, 就在思想上作风上深深地打下了无产阶级的烙印, 这对于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 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腐蚀。他们顾大局, 识大体, 不搞以我为核心, 表现了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第五, 他们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基础。他们置身于国际无产阶级之中, 一方面, 参加了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 如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三等还曾参加过法国共产党。另一方面, 他们又处处受到各国无产阶级的关怀与帮助。如何长工从法国去比利时, 没有居留护照, 买不到面包, 住不上旅店, 寸步难行。比共的同志给他办手续, 找住处、筹旅费, 像亲人一样照顾一切。又如朱德等在德国发动声援国内“五卅”反帝爱国的斗争被捕入狱, 德国各工人团体纷纷向柏林法院提出抗议, 警察当局被迫释放全体被捕者。欧阳钦等许多同志相继被逐出境, 都是德国红色救济会主席威廉·皮克 (德共负责人) 帮助筹路费, 办手续, 护送他们出境的。因此, 旅欧同志在后来的斗争中, 能够自觉地贯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不过两三年时间, 中共旅欧支部也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个地区性组织, 但是, 它给我党培养了一二百名重要骨干, 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就达五六十名。因此, 很好地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 对我们有着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毅.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N].晨报, 1921-08-19.
[2]吴明.勤工俭学生底 (的) 一席话[N].民国日报 (副刊:觉悟) , 1921-08-22.
[3]蔡和森文集:上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8.
[4]周恩来.西欧的“赤”况[N].新民意报 (副刊:觉邮) , 1923-04-15.
[5]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J].北京.历史研究, 1979, (3) :13.
[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下册[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920.
[7]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M].北京:工人出版社, 19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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