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天是事业编教师入职体检，我被临时抽调去妇科帮忙。
人多手杂，我把新来的实习生小周也拽了过来。她刚上手没几天，动作还带着学生气，但胜在认真，问诊本上的字一笔一划，像在答期末考卷。
下一个进来的女人看着三十出头，面容清秀，眉眼间有一种不太张扬的好看。她穿着件素色的连衣裙，头发扎得整齐，整个人干干净净的，是那种走在街上会让人多看一眼、但绝想不到会跟什么离奇故事沾边的女人。
“结婚了吗？有过性生活吗？”小周一边铺一次性垫单，一边按流程问。
“结婚了，有性生活。”她回答得干脆，语调里带着点不耐烦。
我在旁边翻她的体检表，婚姻状况一栏确实写着“已婚”。我示意她躺好，准备做常规的阴道内检查。
可鸭嘴钳刚推进去，她就痛得整个人弓了起来。
我低头一看，心里猛地咯噔一下——她的处女膜完好无损，环形完整，没有一处陈旧性裂痕。
我立刻收手，后背渗出一层冷汗。
已婚、自述有性生活、处女膜完整——这三个要素放在一起，对所有妇产科医生来说都是个雷。万一她说的是假话，这就是一次医疗事故级别的操作。
我压着嗓子问：“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同房过没有？”
她脸红了，声音也低了下去：“去年结的，我们是异地，就……就同房过几次。”
我心里飞快地转了个弯——处女膜弹性好，加上次数少，没破也是有可能的，临床上不是没有先例。我正要松口气，余光扫到垫单上渗出了一小片血迹。
完了。
“你的处女膜破了，”我尽量把声音放平，“这是个意外，谁也没想到你已婚有同房经历还是完整的。你如果介意，可以做修复术，我帮你填申请。”
她愣了一下。
然后她摆了摆手，表情松松快快的，像听了一件跟自己没太大关系的事：“不用那么麻烦，我都结婚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是‘黄花大闺女’，破了就破了呗。”
我看着她那副无所谓的样子，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一半。
临走的时候我还是多交代了一句：“以后要是需要开损伤证明，随时来找我。”
“行。”她爽快地加了微信，头像就是她和丈夫的婚纱照，男的俊朗，女的温婉，笑得很甜。
我以为这事就算翻篇了。
我怎么都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始。一个处女膜完整的已婚女人，体检居然查出了艾滋病。
三天后的下午，她冲进我的诊室，把化验单拍在桌上，手指都在发抖。HIV抗体——阳性（待复查）。
“是不是你们那天操作不当，弄出血了传染给我的！我要告你们！”
她的声音尖利得变了调，眼圈红着，像一头被逼到墙角的困兽。小周吓得缩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我强迫自己稳住，一板一眼地解释HIV检测有窗口期，至少三到六周才能查出来，当天操作绝不可能导致这个结果。
她听不进去，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你们肯定是结果出错了！帮我改过来！”
“篡改报告是违法的，”我看着她的眼睛，“初筛阳性不代表百分之百确诊，等疾控中心的复核结果，好吗？”
几天后，复核结果下来了——HIV-1阳性，确认。
一个处女膜完好无损的人，是怎么感染艾滋病的？
她肯定过不了事业编的体检了。据她说，她备考六年，好不容易赶在35岁的门槛前考上了。35岁，是考编的最后一道大关。她把那张化验单攥在手里看了很久，脸上没有哭，却比哭更让人难受。
我让她带父母一起来。她父母都是老实人，一进门就要给我下跪。我吓得赶紧扶住，这把年纪的人给年轻人下跪，折的不是寿，是心。
老两口说她从小到大都孝顺，不是那种乱来的人。我信。
可艾滋病不挑人品。传播途径只有三条：性、母婴、血液。她没生过孩子，母婴排除。她斩钉截铁说自己没有其他性伴侣，跟她丈夫也只在新婚那几天有过一次无保护的性行为，丈夫婚检时还是阴性。
“你用安全套的……算吗？”她支支吾吾问我。
“基本没有风险。”
一年一次性生活。新婚夫妻。异地。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要么她丈夫在外面有人，要么他对女人不感兴趣。但这话我没法当着老两口的面说。
那就只剩下血液传播了。
“你输过血吗？文过身？打过耳洞？”
“没有。”
“那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创伤的操作？拔牙、洗牙、做胃镜？”
“上个月拔过牙。”
我精神一振。非正规牙科诊所如果消毒不严，确实是感染的高危途径。
“在哪拔的？是不是小诊所？”
她摇头：“在市人民医院拔的，拔之前还抽血查了传染病，报告都好好的。”
最后的线索也断了。
我靠在椅背上，脑子飞速转动却找不到出口。无意间一抬眼，却发现我说到“拔牙”两个字的时候，她的脸颊突然泛起一阵不自然的潮红，眼神也飞快地躲闪开了。
拔个牙，有什么好害羞的？
我盯着她微微抿紧的嘴角，心里慢慢浮起一种直觉——她还有事没告诉我。
我把她父母请到走廊里坐着，关上门，诊室里只剩我们两个人。
“坐吧。”我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她对面。
她坐下了，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指节拧得发白。窗外的光透过百叶窗落在她侧脸上，照出她颧骨上那一小片还没褪干净的潮红。
我没有催她，只是把桌上的纸巾盒往她的方向推了推。有时候沉默比提问更有用，这个技巧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慢慢学会的。
过了大概有半分钟，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怕被门外的人听见。
“医生，你刚才问拔牙的事……我想起一件别的事。”
我点点头，没说话。
“我不是在市人民医院拔的牙。”
“你不是说——”
“刚才我妈在外面，我没法说实话。”她抬起眼睛看着我，那双眼睛里头既有难堪又有一种豁出去的东西，“我是在一个……一个私人的地方拔的。”
“私人牙科诊所？”
“不是牙科诊所。”她的声音越来越轻，“是一个日本人的家里。”
日本人。家里。
我把笔放下了。
“你在一个日本人的家里拔牙？”
她点了点头，眼泪忽然就下来了。无声的，不是嚎啕大哭那种，是一颗一颗往下掉，砸在她交握的手背上。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她说，声音碎成了好几截，“备考那几年我牙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可是去大医院拔牙要请假、要排队、要花钱。我那时候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家里的钱全砸在培训班和报名费上了。我妈托人打听到一个日本回来的牙医，说手艺好、收费便宜，就是……就是没有执照，在家里给人看牙。”
“那个日本人，是正规的牙科医生？”
“他说他是。他在日本学过，好像叫什么……齿科技工士。他说回国以后还没来得及办执照，就先在家里接点活儿。我去的时候他还穿着白大褂，家里挺干净的，消毒水味儿很重，操作台看起来也正规……我就没多想。”
她哭得更凶了，肩膀一抽一抽的：“谁知道会染上这个……我要是知道，我宁可疼死也不会去……”
我没有打断她，让她把情绪全倒出来。等她的哭声慢慢变小了，我才问：“你拔牙的时候，出血多吗？”
“多。那颗牙是横着长的，撬了很久才拔下来，嘴里全是血。他给我塞了块纱布就让我走了。”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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